○ 刘大先

1984年11月22日，冯骥才写完中篇小说《感谢生活》，题词是“献给十年浩劫中受过苦难的人”，看上去似乎依然是“伤痕文学”的余脉，但已经具有“文化反思小说”的意味。事实上，在成为文化遗产保护的专家之前，冯骥才在当代文学史上就是以“伤痕小说”和1985年后的“反思小说”作家定位的。不过，如果先搁置这些论断，直接进入文本，我们会发现在三十多年的时空间隔之后，这个小说中所表现的关于“生活”的主题倒是日益凸显出它的现实意义，它与此前此后关于生活的观念之间或接续或反抗或变异的关联，引发出今日再读这个文本时重新审思当下生活及生活与文学之间关系的契机。

小说起始于一辆夜行列车，“我”是一个有着创伤记忆的作家，“这些年，可能由于人与人关系变得太可怕，处处藏危伏险，一不留神就陷落下去，我便总喜欢自己陪着自己。在淡漠中寻求宁静。”这个心理自白式的陈述无疑暗示了一个不堪回首的“前史”，“前史”中遭受的危险与痛苦造成了他如今心灰意冷甚至有离群索居倾向，但是，作为一个具有反思意识的主体，他旋即扪心自问：“只有在没人的地方才自由么？在没人的地方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这种既对他人心存犹疑、又不愿被孤独个体的情绪所纠结，意味着认识转变的潜在可能。偶遇的落魄中年画家华夏雨使这种可能性得以实现，两个人的交谈就如同一个通过仪式，华夏雨将他前半生的故事和盘托出，这个故事也映照、鼓舞乃至改变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