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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有群娃娃兵

2017-11-11桑品载

特别文摘 2017年13期
关键词:孙立人京戏总队

桑品载

幼年兵总队成立

1949年,国民党退据台湾以后,陆军部队里有一群娃娃兵。

那时,国民党军队因屡战屡败,士兵死的死,逃的逃,降的降,“空缺”严重且普遍。一个连,名单上的人数是一百二十多人,实际也许只有其三分之二。聪明的大小部队长,为了使名单好看些,把娃娃兵的名字写入军册里。只需把年龄改一改,譬如将10岁变20岁,将12岁变22岁。如果其父亲就是营长、连长,十來岁就补名成为“兵王”上士的也有。

不过,既然补上了名,吃粮拿饷,多少派些活干。当传令兵或者勤务兵,跑腿送公文,为长官买烟买酒,这是多数娃娃兵的工作内容。

国民党到了台湾,孙立人将军受命练兵,职衔为“陆军训练司令官”,官阶中将。孙立人到陆军各部视察,发现了娃娃兵。娃娃兵身高不及三零步枪挂上刺刀,一颗炮弹扛不动,训练时体力不支,成为部队的累赘。把他们撵出去,又于心不忍,万一他们的父兄闹起情绪来,还会出现小兵变。唯一的法子,就是把他们集中起来,另成单位。

命令说,16岁以下的都得到入伍生总队报到。为什么定位在16岁?因为17岁就可以当兵了。命令生效,大批娃娃兵来到,加上原来的幼年兵营,人数达一千三百多人,足足可编成一个团。

多少年以后,孙立人向人说出了他关于成立“幼年兵总队”的想法——授以这个年龄该有的知识教育,同时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等长大后,进入军校,成为一名好军官。

幼年兵营的训练

幼年兵营里的训练十分严格,幼年兵挨打受骂成为常态。罚站、罚跪,不需要理由,常常只是长官的一种情绪发泄,甚至是展现威风。

严格情况当然不只对幼年兵如此,对入伍生总队如此,不分军种,都如此。我几十年后回想,觉得有此要求,可能源于最高统帅的焦虑:蒋介石来台湾后以“离此一步,即无死所”展现个人复仇意志,还剃了光头,要求部队快速练成“不败金刚”,以达到“反攻大陆”的目的。所称“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他要抓紧时间,军人就得加紧训练。

带领我们的干部,连长、排长、班长、副班长,没一个不是经过打骂训练的。他们的年纪在20岁上下,血气方刚,身强力壮,对付一群小萝卜头,自然绰绰有余。

有一回,我被罚跪在晾衣场,是这般经过:三伏天的中午,餐后有一小时休息,吃完饭,上厕所小便,归途中遇到一位别班的班长,依军纪要求,相距三步处,我举手向他敬礼。

他回了礼,忽又转身把我叫住。

“跪下!”他指着地上说。

不论被要求做任何事,问理由就构成处罚条件,我虽满心狐疑,不知自己犯了什么错,还是立即跪下。那位班长没说任何话,转身离去。

每连有一个晒衣场,用竹竿铁丝架成,交错成几个大小方块。为了避免衣服被风吹落弄脏,所以在地上铺着鹅卵石。石头大小不一,有圆形的,也有尖角的,我就跪在石头上。

阳光照着头顶,浑身是汗;膝盖顶着石头,简直痛得锥心。

一个多小时后,那位班长午觉起床又上厕所,见他出现,我还刻意抖擞精神,以标准跪姿相迎。

他走到我面前若无其事地说:“起来!”

我扭着僵硬的身体艰难地起身,立正站着。

“你知不知道班长为什么要罚你跪?”

我轻轻摇头,轻轻说不知道。

“我罚你跪,就是要看看你有没有耐性。好了,回去准备出操!”

我再向他敬礼,确定他走远了,才敢低头流泪。

禁唱《四郎探母》

某个黄昏,我正在蔗田行走时,听到有人在前方唱“京戏”。从声音判断,那人应该也是小孩。我好奇地循着声音找去,竟发现他是我同队的胡乃生。

他看见我,只望了我一眼,继续唱。天已经暗下来,月光穿过蔗林映在他脸上,他身影挺立,昂着颈子,双手还摆着把式。

我虽然不懂京戏,但觉得他唱得很好听。一会儿后,他唱完了,一本正经地问我:“我唱得好不好?”

“好!好极了!你唱的是什么?”

“《四郎探母》。”

他向我说《四郎探母》的故事。说完故事,他又唱了起来:“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我好比,虎离山……”

他一路唱下去,每句都唱得很认真,月影中,可以看见他脸部表情随着剧情而起伏。我听得入神,不觉跟着他乱哼。

“你怎么会唱京戏?谁教你的?”我问。

“我爸爸、妈妈,都曾教过我。”

他说,母亲唱老旦,在《四郎探母》里唱佘太君。但他却喜欢杨四郎这个角,学了不少他的唱词。

“可是——”他忽然凑到我脸前,压低声音说,“你知不知道,《四郎探母》是不许唱的。”

“为什么?”

“因为,杨四郎想母亲,想家。”

“你怎么知道?想母亲,想家不可以吗?”

“我受过处分。”

“谁处分你?”

“指导员。我哪知道这戏不许唱?有回我在操场一边走一边唱,被指导员听见了,追上来骂了我一顿,说上级有命令,不许演、不许唱《四郎探母》。”

我半信半疑,几天后,胡乃生的话被证实了。他果然因为唱《四郎探母》又被军官听到,晚点名时,指导员向全队训话,说的就是这件事。

因为有这段记忆,日后我就特别注意《四郎探母》究竟能不能唱。果然,这是一出“禁戏”,不但不许演唱,也不许写文章谈它,理由正如指导员所说的,怕“想家”“想母亲”的思想影响士气。

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这出戏才开禁。那时我早已离开军队,在《中国时报》编《人间》副刊。我曾去台北“国光戏院”听这出戏,全场爆满,听众里有不少老兵,台上唱,台下哭;我也哭。

(摘自《1950:台湾有群娃娃兵》花城出版社 图/黄文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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