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商关系当中，最常见的故事，就是发生在企业家和政治家之间的故事。

在中国过去的100年里，民营资本的创业者应该如何处理和政治人物的关系，是有规律的。这段关系处理不好的，很多都出事了，那有没有处理得好的呢？我们看一下处理得比较成功的，就能知道你的底线在哪里。

民国以前，最牛的民营企业家是浙江宁波人，叫虞洽卿，小名叫阿德。他从宁波跑到上海，在荷兰人的油漆行里做学徒。在洋行跑街，就相当于是做销售，然后升为买办，最后又自己创立了企业。这段经历听上去很像我们目前的创业者，但他做得很成功。

有一年，有一个年轻人从日本留洋回来，那时候不像现在，没有那么多如家，所以经人介绍，这个年轻人就到虞洽卿家里小住，一住就是3个月。这个人叫蒋介石。

在这3个月里，蒋介石做了几件后来人认为很重要的事情。

第一件事，炒股，但是没赚钱。第二件事，认识了大佬，包括杜月笙和黄金荣在内。第三件事，得到了一份聘书，有人邀请他去黄埔军校。那时候蒋介石很年轻，才二十多岁，于是他向虞洽卿征求意见，大哥虞洽卿就鼓励他去广东。

此去非同小可。在这个过程中，旧的三民主义过去了，新的三民主义来了，孙中山改换了他的主张，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打倒列强”。在这样的背景下，蒋介石开始北伐。北伐成功以后，蒋介石就成了委员长。

但是，制度发生变化了，资本也不安稳了。虞洽卿当时是宁波商会在上海的会长，他受大家委托，要讨一个清晰的说法，到底未来的政策、制度要往哪走？

那时蒋介石北伐到了九江，所以他就星月兼程，到了九江大营。看到阿德叔来了，蒋介石非常开心，请进屋来，深夜倾心相谈。

别的不多说，就说虞洽卿问的三个问题，问的都是政商关系。

第一件事就问：你要联俄联共还扶助农工，那共就是要共产，工农就是普通人、劳工阶层、穷人，但我们是相对富裕的阶层，我们要怎么办？蒋介石用宁波官话回答，一句话说得非常简单清楚，“穷人靠不住”。虞洽卿就明白了，他和新的制度是可以共存的，蒋要建立的制度是保护他这个阶层的，不是保护穷人的。

然后他又问第二个问题：你要打倒列强，列强是洋人，我们天天跟洋人做生意，这怎么办？蒋又说了一句话，“洋人怎么打得过”。意思就是不会跟洋人作对，你们可以继续跟洋人做生意。

虞洽卿说，既然这样子，我就放心了。最后一个问题：那我如果回到上海，能帮你做点什么呢？蒋介石就说，“你回去告诉杜先生、黄先生，我们不日即可抵达上海，请杜先生、黄先生维持地方秩序”。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党史》里解读得很清楚。这件事就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蒋让杜先生、黄先生捕杀共产党。

虞洽卿又问：你说的是他们俩的事，我能做点什么呢？蒋跟他说，你跟你的朋友说一下，为我们筹集一些经费。虞洽卿说知道了，回去就开始筹集革命善款。

但这样一来，政商关系就变成了一个政治上的利益共同体、经济上的同盟者，还有情感上互相依赖的私人往来。

在这之后，只要是国民政府的事，虞洽卿都会支持。当然，是为了国民政府，也是为了抗战，为了中华民族，比如他把自己的油轮、汽轮机全部沉在港口和码头，阻挡日本的军舰；撤退到重庆以后，又帮助从越南运输物资。以至于到后来，当他在经济上遇到困难的时候，蒋总是让他去找宋子文，以发还革命善款的名义来帮他解套。一直到最后他善终。

这是在民国时候跟政治人物关系最密切的一个企业家。而这个企业家没有给蒋介石本人任何钱，只是在转折关键的时期，双方结成了利益共同体。

无独有偶，过了1949年，我们也有这样的故事，这个人叫荣毅仁。

荣先生在1949年以前就出国了，但他们的家族被国民政府盘剥，江湖上也有绑架荣家的，最后荣家就散了。所以他非常仇视国民政府。

所以，1949年荣先生回到大陆，在每一个历史转折的关头，都和当时的领导人站在一起，带头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改造，把钱捐给政府，自己甚至连打工钱也不要，进入公务员系统，变成上海市的副市长。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找到四个民营企业家请他们帮忙。其中，组建中信的事情又找到了荣先生。这一次，荣先生又一次把自己捐掉了，他就把当时落实政策发还给自己的2000万，加上当时政府出的几千万，都投入中信中。

最有意思的是，荣先生的付出，回报给了他的第二代。他去世的那一天，遗体上盖的是中国共产党党旗；同一天，福布斯排行榜宣布，荣智健是那一年的首富。

我们再看一下台湾。台湾也有一个类似的人物，叫辜振甫，他曾是国民党中常委、海基会的会长。国民政府到了台湾之后，在土改、两岸关系等很多关键点上，他和当时最重要的领导集团，在共同利益、命运前途上达成了一致，所以他才做了像海基会会长这样跟生意完全没有关系的事。

所以，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区，企业家跟领导人的关系，最根本的是关于这个时代、关于国家、关于发展、关于未来的命运，基于这些层面上的高度共识，以及为此而做出尽可能大的贡献，这样的政企关系，才是最安全、持久的。

（摘自“冯仑风马牛”微信公眾号 图/陈明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