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霁仪

摘要：论辩一词虽然自古有之，但其在我国古代的受重视程度并不高，基于此，本文就《论语》中的论辩展开分析，并对圣者之不辩、“巧言乱德”、“慎于言”三方面孔子对言的态度进行了深入论述，希望由此能够对《论语》所蕴含的哲学思想实现更深刻的解释。

关键词：《论语》；“论辩”；孔子

源自古希腊的哲学论辩传统在西方文明发展中一度扮演着较为重要的角色，我国论辩一词的悠久历史也揭示了论辩在我国文化领域发展中曾占据过的重要地位，而为了能够更为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论辩，正是本文就《论语》中的“论辩”与孔子对言的态度展开具体研究的原因所在。

一、《论语》中的论辩

《论语》的篇幅并不长，但在笔者对《论语》进行的深入阅读中却发现，《论语》中几乎不存在长篇、系统的论辩，不过这并不表明《论语》中的论辩要素较为薄弱，主要原因是《论语》作品形式的影响，不过孔子与宰我之间的对话却属于较为典型的论辩，这一论辩中孔子与宰我之间谈论了三年之丧之长短的问题，礼之根本的特性可见该问题的重要性，论辩中宰我首先提出了居丧之期应从三年改为一年的论点，并同时将一年自然周期与居丧行为进行联系以充当论据，而目的则是为了说服孔子。不过孔子的回答却并没有针对宰我的论点，孔子提出了宰我想重新享受生活的反问，孔子希望能够从这一反问中确定三年之丧的合理性，但宰我却进一步强化了自然事物年周期与居丧行为的联系，随后孔子展开的关于普遍的、自然的人性事实论述则标志着二人论辩所根据自然事实的不同。最终，孔子与宰我的论辩以孔子关于“父母之怀”的论点作为结尾，这一论点中孔子将所有人享受的三年“父母之怀”与三年之丧相联系，但考虑到二人的论辩并没有分出胜负，且孔子在论辩中始终将关注点集中在明示道理方面，笔者认为孔子本人存在着一种“不信任辩论”的心理，而这种心理便蕴含着孔子对言的态度[1]。

二、孔子对言的态度

（一）圣者之不辩

《说文解字》中将辩解释为“罪人相与讼也。从二‘辛。或从‘言。”，这揭示了了我国古代的辩存在着“对法庭上的争辩做出判断”之意，由此可见辩本身的出身并不高贵。同时结合孔子与孟子对辩的认知不难发现，儒家认为辩属于需要慎用的双刃利器，这也是公孙龙、墨家等善辩“名家”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不得重视的原因，由此可见孔子将“无辩”与不需要辩视作最高的境界。

（二）“予欲无言”

圣者之不辩这一孔子对言的态度在上文中得到了直观展现，但这一态度所蕴含的孔子深意却并没有得到揭示，这点需要引起重视。“予欲无言”源自孔子与自贡的对话，对话中孔子提到的“天何言哉”将自己与天隐隐相比，这里孔子通过言的手段述说了自身不想说话的欲望，孔子话语中的反问和比喻并不复杂，由此我们能够从中发现孔子的论点，即“天那样不说话的状态时最理想的状态”，因此孔子的不说话便可以视作完美秩序已经存在，而孔子的言则可以视作理想状态的丧失[2]。

中国传统学界向来有着从过去追寻理想状态、秩序的倾向，而孔子所处的“天下无道”时代也对其造成了深远影响，孔子曾说过“朝闻道，夕可死也”，也提过“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这些便是孔子虽欲无言却又不得不言的原因所在，由此可见孔子希望通过自己的“言”实现“无言”、“无辩”状态的达成，这也是孔子在历史上形成“诲人不倦”形象的原因所在。

（三）“巧言乱德”

结合上文内容不难发现，孔子本身虽然扮演着以言为生命的“师”角色，但其本人却对言抱有憎恶态度，笔者认为这与辩的巧言意味存在较强的联系。在“巧言令色，鲜矣仁”中，孔子直观展露了自身对巧言的态度，而这种态度的出现主要是由于孔子认为言能够直观的对德造成影响，这种对德的影响在孔子看来对人并不会产生益处，孔子曾提到的“巧言乱德”更是对这一认知实现了直观展示，由此可见孔子将巧言视作“外来却能够扰乱德之宁静之物”，而“有德者必有言”中孔子则揭示了德才需要言来保持，孔子关于言与德联系的认知自此展露无遗。某种意义上，孔子心目中的德便可以被视作是一套特定的言，言从根本上形成或结构德，这也是“巧言乱德”得以实现的原因。

（四）“慎于言”

“慎于言”也是孔子对言的态度之一，“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便直观展现了孔子对言的态度，那么孔子为什么要“慎于言”呢？所谓“慎于言”，就是将言视作需要小心对待的事物，而这一事物很容易带来各类问题，某种程度上来说，孔子将言视作一把锋利的刀，那么“慎于言”便可以视作刀鞘，孔子教导想学做官弟子的尽量降低自己言语中的错误同样印证了这一点，其与民间长期流行的“祸从口出”存在着异曲同工之妙。“慎于言”要求的说出似乎已经失去了“谨慎”，这与人时刻与自身开展的论辩存在较强的联系，这也是孔子的不辯理想、避免辩论思想可以被视作一种欲望的原因。孔子曾说过“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这一说法看似较为俗套，但事实上其中所蕴含的“言在行先”的思想被同时肯定和否定，这种“暧昧”思想在我国数千年来的文化发展中都有着较为深远的影响。孔子说过“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也提到过“刚、毅、木、讷近仁”以及“仁者，其言也讱”，这里的讱指的是言不易出而说话谨慎，由此可见孔子对言存在的矛盾和暧昧态度，而这一态度下君子必须做到失言又不失人且而先行其言。孔子始终对言存在着深刻的警惕，但其却不得不将言放在第一位。在孔子的一生中，言的一切地位实现了直观传达，行不能够独立于言的特性也实现了直观展现，在“言不顺，事不成”影响下，孔子提到了“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由此孔子理想的“意”实现成为了可能，行必须合乎义的思想也更加深入揭示了“慎于言”。

三、结论

综上所述，孔子对言的态度存在着较为明显的矛盾和暧昧之处。而在此基础上，《论语》中所涉及的论辩实例则直观证明了孔子对言的态度，本文的价值也以此大量直观展现。因此，在相关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中，本文内容便可以作为重要参考。

参考文献：

[1]周强.斯蒂芬·图尔敏的论辩理论研究[J].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104：29-32.

[2]周强.国内论辩研究述评与展望[J].外国语言文学，2015，3202：73-77+91+144.

（作者单位：湖南省长沙市雅礼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