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柳莹 王倩倩

摘要：桂林元刻是桂林石刻发展历史上的一个式微阶段，但在宋元易代的特殊时代背景下，具有其独有的特点，如普陀岩的全真观碑记群，记载了元代全真观的重建及静江地区道教文化的活动情况；今桂林中学的释奠碑记群记载了元初静江府学的兴废，正是儒学在蒙古异族政权统治下复兴的影射，其实质是蒙古政权对以儒学、道教为代表的汉文化的接受。桂林元刻见证了蒙汉两族的战争与融合，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桂林石刻；静江府学；儒学复兴；桂林道教

桂林历史文化的渊源，可追溯至距今3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从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开拓岭南设置桂林、象郡；汉代在今桂林设始安县；隋唐时期设岭南桂州总管府；至元代，设有广西两江道，静江路置（桂林在南宋、元时期又称为“静江”），直至今天，桂林已有两千多年的建城历史。自宋代开始，桂林作为广西经略使司的所在地，是去往安南（今越南）的必经之地，也是广西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重镇，史称“西南会府”。悠久的历史、秀丽的风景，积淀出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其中以桂林石刻为依托的石刻山水文化就是构成桂林历史文化名城的主线之一。

一、桂林元刻概况

桂林石刻现存约两千多件，其具体数字各家统计不一：林京海《桂林石刻》一文中称：“……其中唐代石刻28件，五代石刻1件，宋代石刻484件，元代石刻30件，明代石刻352件，清代石刻478件。”。韩光辉等人撰写的《桂林摩崖石刻的特点及其文化价值》则称：“除无年款的183件之外，南朝齐1件，隋唐37件，宋代467件，元代28件，明代412件，清代479件，民国36件。”杜海军教授《桂林石刻总集辑校》统计称：“……共录得各类石刻文字1732件，期间唐及以前45件，宋代520件，元代34件，明代447件，清代640件，民国46件。”目前为止，《桂林石刻总集辑校》对桂林区域石刻的统计最为完善，因此本文以《桂林石刻总集辑校》为主要研究文献，对元代桂林石刻进行深入的研究。因桂林元刻总量较少，对34篇碑记罗列如表1：

碑名 主题 现存情况

史格命修全真观题记 宗教哲学 今存普陀岩

杨壁全真观记 宗教哲学 今存普陀岩，仅余十余字

臧梦解重镌桂林府学释奠图记 文化教育 已毁，原位于府学故址（今桂林中学）

鲁师道重镌桂林府学释奠图记 文化教育 已毁，原位于府学故址（今桂林中学）

杜与可撰静江路修学造乐记 文化教育 已毁，原位于文庙故址（今桂林中学）

刘法真施地记 宗教哲学 今存叠彩山碧霞洞

邝露释奠位序仪式图记 文化教育 今存桂林中学，碑文损毁严重

全真建造道院记 宗教哲学 今存叠彩山碧霞洞

马宗成庆真阁记碑 宗教哲学 今存叠彩山碧霞洞

元文宗封孔庙碑 文化教育 今存桂林中学

隐真岩建阁施舍题名碑 宗教哲学 今存月牙山隐真岩

常珏撰宣圣庙释菜碑 文化教育 今存桂林中学

李震孙撰广西道平蛮记 记功记事 今存独秀峰

黎载跋孔子造像记 文化教育 今存独秀峰读书岩

杨舜民撰修城碑阴记 记功记事 已毁，原位于逍遥楼故址

刘杰帝舜庙碑 記功记事 今存桂林虞山，碑文损毁严重

郭思诚撰新开西湖之记 记功记事 今存西山

玉逢还珠洞题诗并记 题名纪胜 今存伏波山还珠洞

陈孚七星岩题诗 题名纪胜 今存华景洞

张敏七星题诗 题名纪胜 今存七星玄武洞

僧师澄太平岩题诗并记 题名纪胜 今存独秀峰太平岩

观音奴刘仙岩诗并跋 题名纪胜 今存南溪山刘仙岩

王国宝韶音洞题诗并记 题名纪胜 今存虞山韶音洞

何仁撰何公山墓碑 墓碑墓志 今存于甲山狮子岩

于燕豪西山题记 记功记事 今存西山观音峰

照鼎新周刚善等刘仙岩题记 题名纪胜 今存南溪山刘仙岩

都禄弥释海涯刘宗说等七星岩题记 题名纪胜 今存七星岩

李自然等玄武洞题记 题名纪胜 今存普陀山玄武洞

必申达儿普陀岩题记 题名纪胜 今存普陀山

潘仁游仙岩记 题名纪胜 今存南溪山刘仙岩

妥妥穆尔李思敬等尔叠彩山题记 题名纪胜 今存叠彩山碧霞洞

妥妥穆尔李思敬等七星岩题记 题名纪胜 今存七星岩

俺普傅居信等三人叠彩山记 题名纪胜 今存叠彩山风洞

清老先生青山偈 宗教哲学 今存叠彩山碧霞洞

按照主题类型划分，有关宗教文化的共7篇，涉及文化教育的共7篇，关于题名题记的共14篇，是34篇桂林元刻的主要组成部分。与其他时段相比，元刻数量很少，处于桂林石刻历史的式微阶段，但在宋元易代及蒙元异族统治的政治背景下，桂林元刻有着无法取代的突出特点与珍贵的史料价值。

二、桂林石刻与儒学文化

（一）重建府学

桂林元刻中有四方石刻记载了静江府学的重建和风教礼乐的复兴：刻于1297年的《臧梦解重镌桂林府学释奠图记》、刻于1298年的《鲁师道重镌桂林府学释奠图记》、刻于1312年的《杜与可撰静江路修学造乐记》及刻于1312年的《邝露释奠位序仪式图记》。

据《臧梦解重镌桂林府学释奠图记》和《鲁师道重镌桂林府学释奠图记》记载，唐代大历（公元766）年间的桂管观察使李昌夔建立了桂州州学，后南宋的绍兴三年（公元1133），桂州升为静江府，州学也就升为府学。宋嘉定十年（公元1217年）广西提刑吴纯臣立《静江府学释奠图》石刻墨本，记录了府学的释奠器服、释奠节次位序及祭祀章程。元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在忽必烈灭宋之战中，宋将马墍在今广西桂林进行抗元作战，史称静江之战。静江依水为固，马墍守城3月，前后百余战，力挫元军。城破后，元将阿里海牙下令屠城。《杜与可撰静江路修学造乐记》中提到的“皇元统天兵……维学燬于丙子兵”与《邝露释奠位序仪式图记》中所谓“石燬于兵”即指此役。经此一战，桂林府学遭到破坏，记录释奠位序的石刻被毁，《静江府学释奠图》也不知所踪。至元二十五年（公元1288年）蜀人鲁师道任金陵学官时于平章吕公处得赠释奠图，七年后恰好调任静江儒学教授，携归“静江府学释奠图”石刻墨本，于大德元年（公元1297年）重刻于府学文庙。

据《杜与可撰静江路修学造乐记》记载，至大四年（公元1311年）时任承直郎兵部郎中杜与可奉诏出使安南宣告仁宗皇帝即位诏，复命路过桂林，时任郡痒博士邹焕午前来谒见，并说明了儒官余琏修葺府学、重张礼教的盛举。杜与可十分赞赏，写下《杜与可撰静江路修学造乐记》一文。余琏，番昜人（今鄱阳），文中称其为三轩先生，盖其号。三轩先生一力主持府学的修缮工事，并徵收士民子弟入学，挑选两位年长的儒士任教，使静江府学恢复战前盛况。由于“礼而不乐，岁不备登歌”，三轩先生自报俸禄以添具乐之訾，知事书台赵朠等官员“翕若附助”，最终铸成“琴、瑟、钟、鼓、柷、敔计六十二式”，使得府学不仅仅空有其形，而是“风教明，礼乐张，习俗以美，天神人之气以和亦安”。延祐五年（公元1318年），嘉议公重福至桂林，认为静江府学“庙设虽严而礼典不备，生徒虽列，而仪矩未修”，要求“稽古考图，重肃礼文”。经过一系列整顿后，“图器服与仪一依旧式，配享十哲”，祭祀典章恢复往日旧制。此时距鲁师道镌刻释奠图已二十一年，石刻木朽漫漶，鲁师道将其复刻于石。

根据这四方石刻，我们可以明确宋末元初静江府学的兴衰之变，更可以从中窥得其背后儒学文化于时代剧变下在桂状态的反映。古代官办教育机构的体制是学校与祭祀机构一体，将学习儒家经典的学校与祭祀孔子的机构结合在一起，因此静江府学不仅是宋元时期静江一路的最高学府，更是学庙合一的府级官办教育机构，既是学府，又是文庙。根据石刻可知，元初静江府学的战后重建，不仅是对学校基础设施的修复或学生读书活动的恢复，更注重释奠祭祀的复原和礼乐形式的重建。释奠礼，为古代学校的祭祀典礼，属于“三礼”中的“君师”之礼，设荐俎馔酌而祭，有音乐而没有尸，是孔庙祭礼中规格最高的一种。儒家的释奠礼充满浓郁的象征含义，其实际目的是把祭祀之礼与捍卫儒教、敬仰先贤相结合，把看似神秘莫测的祭礼，导向郁郁人文的现实世界，使每一个新入府学的士民子弟都将传承儒教视为己任，潜在中起到一种教化与宣传的作用。而礼乐文明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初为周公所创，后为孔子赞赏且发扬光大，不仅是儒学“修身”的重要方法，也是维系“家”与“国”正常运转与发展的各种规范，其提倡秩序、和谐观念，对于移风易俗、治国平天下有着重要作用。不论是儒学教授鲁师道前后两次镌刻释奠图，还是三轩先生自奉薪资铸成乐器，都可得出其对于形式的重视，或者说是对形式背后所象征的儒学传承的重视。

《鲁师道重镌桂林府学释奠图记》中提到：“今圣天子（指元成宗）崇重孔道，命公设教是邦”；《邝露释奠位序仪式图记》中有“圣天子（指元仁宗）兴学，有诏进士有科，此太平用文之时也”之语，反映了自元初至元中期，蒙元统治者对儒学态度的转变。可以说，元初静江府学的兴盛史，正是儒学在蒙古异族政权统治下复兴的影射。元朝整体对待儒家的态度是伴随着国家内外形势变化，从弱到强的一个过程。自公元1234年大蒙古国灭金，自隋唐起延续六百余年的科举制度废除遭到废除，儒家在元朝位列十民之九。从元世祖到元成宗，为了巩固对汉地的统治，儒学的地位渐渐提高，直至仁宗开科取士，社学和书院制度施行，民间儒学地位有所提高，但本质是南宋灭亡后儒学南学北渐的风气影响。

（二）封孔重道

桂林元刻中有相当一部分与儒学有关的碑记，如《元文宗封孔庙碑》、《黎载跋孔子造像记》、《鲁师道重镌桂林府学释奠图记》等等，可以看作是儒家文化在桂状态的反映。

《元文宗封孔庙碑》记载了至顺二年（公元1331年）元文宗对孔子父亲叔梁纥、孔子母亲颜徵、孔子妻子亓官氏、孔子孙子思、孔子徒弟颜子、曾子，以及儒学的传承人孟子、程颢、程伊川进行诰封的历史事件。碑中提到：“朕肇观人文，敷求往哲，惟孔氏之有作，集群圣之大成……”解释了封孔的缘由。值得关注的是，此次诰封对象不仅有儒学的代表人物，还有孔子的父母及妻子，关于这点碑文中解释道：“……宗庙之礼，爱其所亲，敬其所尊，于以报功而崇德”。碑文措辞典正庄严，与同类题材的文章相比，用语更为直白浅近，多次出现如“朕仰慕休风，景行先哲”、“朕缅怀哲人，留心圣学”等字眼。不论是出于巩固统治的政治目的，还是对儒学有了全新的认识，单就封孔这一行为看，与元代前期相比，元文宗政权对儒学态度有了鲜明转变。据史书载，元文宗自幼成长于汉地，有较好的文化修养，他的书法，“落笔过人，得唐太宗晋祠碑风，遂益超诣” 。他还会作画，所绘“万岁山画”草图，“意匠、经营、格法，虽积学专工，所莫能及”。他重视文治，为文化的发展尤其在儒学的复兴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清朝史学家魏源在《元史新编》中对元文宗做出评价：“元代诸帝不习汉文，凡有章奏，皆由翻译。其读汉书而不用翻译者，前惟太子真金，从王恽、王恂受学。后惟文宗潜邸，自通汉文而已。”

《常珏撰宣圣庙释菜碑》记载了元统甲戌十月（公元1334年）河南常珏任广西道肃政廉访使臣，在宣圣庙行释菜礼。宣圣庙是供奉孔子的地方，元太祖始置于燕京。桂林宣圣庙遗址今已不存，有关的文献资料也未见留存。释菜礼亦作“ 释采 ”，与静江府学的释奠礼类似，原为古代学校的祭祀典礼，属于“三礼”中的“君师”之礼。所不同的是，释奠是设荐俎馔酌而祭，有音乐而没有尸；释菜是以菜蔬设祭，为始立学堂或学子入学时祭祀先圣先师的仪节。《礼记·月令》有载：“﹝仲春之月﹞上丁，命乐正习舞，释菜。” 郑玄注：“将舞，必释菜於先师以礼之。”与《元文宗封孔庙碑》相同，从石刻内容中反映出的是元代统治者对待儒家文化的态度，比如碑文中所提到的：“……我皇元张文治，褒孔道。上而圣父圣母暨元媲，下而颜、曾、思、孟暨二程，各颁制加封，辉前而绝后……”可见元顺帝在位期间，蒙古政权对儒学的重视。

《黎载跋孔子造像记》记载了元至正五年（公元1345年），畏兀氏塔海帖木儿、喜童等官员“来学于颜公书岩”，游览胜景、凭吊先贤之余，在桂林独秀峰为孔子造半身石像。“颜公书岩”应指颜延之少年读书的地方。据镌刻在独秀峰石壁上的唐郑叔齐《独秀山新开石室记》记载，南朝刘宋时，始安郡守颜延之曾在独秀峰下的读书。颜延之少年孤贫，从小喜好读书。独秀峰东南麓有个岩洞，像一石室，里面的石窗、石桌、石凳都是巧夺天工，自然天成，颜延之把它辟为休憩之所，闲暇时常来岩洞读书作文。他的好学精神，对桂林文化教育的发展影响很大。宋元祐五年（1090年），桂州知州孙览为纪念颜延之，在其读书处题刻“颜公读书岩”，此后多有文人雅士来此观瞻。孔子石像为元代丁方钟所作，是桂林石刻中不可多得的圣人刻像，从造型图式上看，此幅孔子像属于传统的官吏式。人物表現神形俱佳，面容肃穆，刀法圆润，线条简洁，极为传神，体现出孔子儒者身份的庄严儒雅。造像记中题“朝夕瞻敬，永保无荒”的文字，说明刻造孔子像旨在教化民众，以儒教礼制束缚和规范民众的言行。这与元朝晚期所实施的文化政策有关，《元史·顺帝记一》记载：“科举取士，国子学积分……悉依累朝旧制；学校官选有德行学问之人以充。”可知元顺帝在文化方面与元文帝一脉相承，采取儒治的文化政策，包括恢复科举、建太庙等。值得一提的是，元顺帝本人的汉学造诣也是在桂林积淀的。据《庚申外史》记载，元顺帝幼年时期被元文宗流放静江居住了一年左右，在这期间他寓居于大圆寺中，受该寺的秋江长老教导，学习了《论语》、《孝经》，并每日练习写字两张。之后元文宗去世，顺帝辗转登基，为报答秋江长老的恩德，不仅给予丰厚的赏赐，还将大圆寺改为万寿殿，即今日靖江王府。此后顺帝对汉学多有研究，甚至在宫中设有专门绘制孔子像的机构和画师，其对儒学的尊崇可见一斑。

三、桂林石刻与道教文化

桂林元刻中，宗教文化也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尤其是普陀岩的全真观碑记群，记载了元代全真观的兴废以及静江地区道教文化的活动情况，是研究古代桂林道教的重要资料。

元代桂林石刻中涉及道教文化的共六方石刻：《史格命修全真观题记》、《杨壁全真观记》和《全真建造道院记》、《隐真巖建阁施舍题名碑》、《马宗成庆真阁记碑》、《刘法真施地记》，在为数不多的桂林元刻中占有较大的比例，是我们研究宋末元初道教文化在桂发展情况的重要文献。其中，《史格命修全真观题记》、《杨壁全真观记》和《全真建造道院记》记载了桂林普陀山全真观重建的始末及缘由。《全真建造道院记》中段被毁，今仅存数十字，参考价值较小。《史格命修全真观题记》、《杨壁全真观记》详细记载了普陀山全真观衰落的原因、重建的情况及复兴道观的重要人物；《刘法真施地记》记载了道教弟子刘法真购买碧霞洞前的土地，舍给碧霞岩法院的事迹；《马宗成庆真阁记碑》记载了胡云兴捐资碧霞洞庆真阁修建阁道的情况；《隐真岩建阁施舍题名碑》则与《史格命修全真观题记》类似，记载了月牙山隐真阁损毁的缘由及修葺的过程。

据《史格命修全真观题记》、《杨壁全真观记》载，时任平章大丞相史格登桂林普陀山，见栖霞禅寺无人住持，破败不堪，下令将其改为全真观，命参政宣慰史相公择人住守，即当时著名的道士唐大淳。据石刻载：“时有羽衣，唐其姓，大淳其名者，本色老子，客身柳旁。乃命帐犀奉尺书礼请之，华以道判之数。”大淳“稽首长跪而白相公曰：‘……今洗脚上船，得一把草盖头，一盂饭充饥，大淳何敢辞？”遂“廪四方之游士，斋粥之余，铢积寸累者三年”，因此得到了邦人的信任，“富者以訾，巧者以匠，壮者以力”，群起而助之，建成宝殿。参政偕咨议相公支拨玉虚观废额田、报恩观、沸水莊于全真观，另有参政宣慰相公府夫人杨妙清出资塑三清御相。

全真观原为栖霞禅寺，始建与唐朝，唐武宗会昌年间（据石刻“丁丙之难”语，栖霞寺遭到打压应在公元846-847年）推行一系列灭佛政策，损毁寺庙、驱赶僧人，栖霞寺自此沦为残寺，直至元朝至元年间。全真观由玉虚观、报恩观、沸水莊合并而成，其重建由道士唐大淳主持、政府的牵头并给予协助、民众出资出力，共同协作而成。由此可知，道教文化于元初桂林区域，已广泛渗透于社会生活中。这是广西现存关于设立全真道观的最早资料记载。在元代一百多年间，不断有全真道观相继建立，反映了元代全真教在南方传播并在桂林形成广泛影响的情况。

《隐真岩建阁施舍题名碑》记载了月牙山隐真寺于宋末元初的兴衰。据石刻载，隐真寺与全真观类似，始建于唐朝，宋嘉熙元年（公元1237年）由盛圆明住持，后来相传七代，直至宋德祐二年（公元1276年）在宋元战争中遭到破坏，石载“于丙子劫，建殿堂不有，各行星散，只存……”此后，自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至大德八年（公元1304年），在道教信徒的捐助下，隐真寺各殿陆续得到修葺，直到至顺三年（公元1332年）立碑时又加修理。碑中记载了善男信女名字及捐献物资或金额，不论捐资多寡，皆有记录。

《马宗成庆真阁记碑》与《刘法真施地记》类似，皆记录了道家信徒为叠彩山碧霞洞道观出资捐助的事情。《刘法真施地记》记载了皇庆元年（公元1312年）道家奉籙弟子刘法真夫妇出资购入碧霞岩前石兴甫桃园地段一所，舍入碧霞岩法院，永充碧霞道院福地，同时也提出立碑的缘由：“切恐后人揩油，今镌石碑为记”。《马宗成庆真阁记碑》中则记述天历三年（公元1330年）临江胡云兴“捐财命匠立龛堂，安圣像，肃侍徒，列天将”，方便后人登临瞻仰，同时描述了桂林山环水绕的世外佳致及叠彩山碧霞洞的洞天形胜。

从上述碑记来看，元统治者大力扶持道教，甚至将唐宋年间的栖霞佛寺改建为道观，究其缘由有二：第一，历史原因。宋末元初之际，道教弟子丘处机为元太祖讲道，一言止杀，颇受成吉思汗信赖，被授予主管天下道教的权力。元世祖忽必烈灭南宋之前，张天师效法成吉思汗对邱处机的礼聘，称元室二十年当统一天下，自此元代统治者对全真教十分信服推崇；第二：政治原因。在蒙古南下攻打南宋的过程中，动辄血腥屠城，静江也遭此厄运，民族矛盾难以化解，因此元初桂林地区经常发生反元起义。蒙元统治者大力扶持道教，企图以宗教的信义统治、麻痹汉人。在官方的大力扶植下，元代一百多年间，不断有全真道观相继建立，道教文化于元初桂林区域，已广泛渗透于社会生活中。

总之，儒学维系“家”与“国”正常运转与发展规范，其提倡秩序、和谐观念，对于移风易俗、治国平天下有着重要作用，因此元统治者对待儒学的态度呈缓和趋势。而道教提倡修道、利物、救人，也与元统治者的政治需求不谋而合。不论是静江府学的重建、孔子门徒的诰封还是全真道观的兴起，都表明了蒙古政权对以儒学、道教为代表的汉文化的接受。与其他朝代相比，桂林元刻数量稀少，处于桂林石刻的低潮阶段，但在宋元易代的时代背景下，桂林元刻见证了两个民族的战争与融合，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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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