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杜景丽

守望传统—从陈瑶生《墨竹》说开

◇ 杜景丽

2016年底，在已故画家陈瑶生先生诞辰110周年之际，位于他故乡的焦作市博物馆为他举办了一个规模不大的纪念性遗作展。大概是因为他被时人誉为“陈神竹”的缘故吧，在展览的作品中，他的几幅墨竹最受关注。

人们还没有完全淡忘这位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活跃于北京的画坛耆旧，应该说是一种幸运；或许，也是一种必然。平心而论，20世纪初的中国画坛，本该有一个值得回味的集体记忆。因为，那时的京城正发生着本土艺术传统与西方艺术新风的第一次热烈争鸣。

当时的国情是：伴着清王朝的覆灭以及锁国壁垒的坍塌，“维新”思维下的新文化运动已蔚然成风，西方文化观念和艺术样式的涌入成为新的时尚。当时前卫的思想精英和画界名流们，大多标举西方艺术之新鲜精美，揶揄本土艺术之落伍迂腐。康有为在1905年的《物质救国论》中曾语：“吾曾于十一国画院中，尽见万国之画矣。吾南宋画院之画美矣。惟自明之中叶文董出，拔弃画院之法，诮为匠手，乃以清微淡远易之。而意大利乃有拉飞尔辈出焉，创作油画，阴阳景色，莫不逼真，于是全欧为之改变旧法而从之；故彼变而日上，我变而日下。”他还在《万木草堂藏画目》（1917年）序言中说：“他日当有合中西而成大家者，日本已力讲之，当以郎世宁为太祖矣。如仍守旧不变，则中国画学应遂灭绝。”陈独秀也在《美术革命—答吕澄》（1917年）中说道：“要改良中国画，断不能不采用洋画的写实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