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胜

“图书”，常见释义指书籍，由古至今，词义稳定，人所习知。古汉语中，“图书”又指疆域版图与户籍簿册。如《史记·萧相国世家》：“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萧）何具得秦图书也。”约从宋代开始，“图书”出现了一个新的义项，指印章或图章印记，这是“图书”义项的扩展延伸，多用于口语俗称，文献中还不多见。到了明清时期，“图书”的印章之义泛滥开去，频见于稗官野史，超过了“书籍”之义，有后来居上之势。《辞源》：“俗称印章为图书。宋张耒《柯山集》四十《汤克一图书序》：‘图书之名，予不知其所起；盖古所谓玺，用以为信者。明陆容《菽园杂记》一：‘古人于图画书籍皆有印记，云某人图书。今人遂以其印呼为图书。”既提供了“图书”较早的语料，也证明有很多学者注意到这一有趣现象。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明清时期，“图书”指的是私印，官印仍称为印，清鞠履厚《印文考略》：“古人于图画书籍，皆有印以存识，遂称图书印。故今呼官印仍日印，呼私印日图书。”

明清时期的知名文人大都有数个或十余个“图书”，无论是姓名印还是藏书印，多由名家篆刻，有的凝重古朴，有的温雅秀逸，或刀法沉着，或飘逸洒脱，其艺术价值足为今日篆刻者楷模。“图书”是昭信之物，在尺牍上盖上姓名字号印章，可以求信于人，用在书画上可以增加美感，素净的笺纸上印上红色印章还含有吉祥祝福之意，尤其是文人的閑章还用来表白自己的生涯和意态，极有艺术意蕴和文化内涵。

所谓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音有更革，词义有变移。翻阅《全唐诗》《全宋词》时，其中的“图书”大都义为书籍，但如翻读明清稗官野史，其中的“图书”则多指印章或图章印记了。这既是语词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明清社会生活在野史小说中所保留的一个鲜明印记。“图书”是日常生活必需之物，也和世俗社会、文人生活密切相关，故在古典小说中屡现。由于野史小说是俗文学，在传统学术领域中，不登大雅之堂，“图书”的印章之义也比较边缘，不够彰显，所以往往为读者忽略。我们略举明清小说中的“图书”情节，试加阐释，以供读者参考。

中国的古典小说向来有以物写人的习惯，“图书”就成为刻画人物形象的重要道具。《儒林外史》第十五回，洪憨仙拿出一卷诗稿给马二先生看。“马二先生放开一看，都是各当事的亲笔。一递一首，都是七言律诗，咏的西湖上的景，图书新鲜。着实赞了一回，收递过去。”又，第十八回，匡超人看到赵雪斋等四人写的几首诗，“看见纸张白亮，图书鲜红，真觉可爱，就拿来贴在楼上壁间”。这两处的“图书鲜红”“图书新鲜”，都指印章清楚可爱。《儒林外史》语言含蓄，能在寻常处见新异，触动读者联想。其言外之意是：匡超人不懂诗歌，马二先生也不解风雅，两人拿到诗稿，只能看到“纸张白亮”和“图书鲜红”这些表面的热闹，以讽其不通无识。所谓深人所见于物者深，浅人所见于物者浅，“图书”隐含着没有说出来，但包含在上下文语境中的意义，构成了刻画人物的妙笔，唤醒读者不同的情感体验，让我们充分感受到人物的精神密码和作者对人物的态度。杜贵晨先生说：“‘物被打上了‘人的烙印，成为‘人的延伸。文学作品中关于‘物的描写，作为‘人的生存状况与性格命运的影现，本质上是对‘人的描写。”此论极恰切。作家通过“图书”这一名物，描绘和褒贬人物，含而不露，胜过千言万语。

《醒世姻缘传》第七十九回，妒妇童寄姐作贱丈夫狄希陈，打他扭他，用针扎、用嘴咬，仍然不解恨，更想出了一则匪夷所思的毒计，她“把狄希陈的阳物每日将自己戴的根寿字簪子，当了图书，用墨抹了，印在阳物上。每日清早使印，临晚睡觉，仔细验明，不致磨擦，方才安静无事，如磨擦掉了，必定非刑拷打”。句中“图书”和“使印”对文，“图书”即印章。用“寿字簪子”当“图书”，印在阳具上，实是古今奇谭。《水浒传》称在犯人脸上刺字，尚且“怕人恨怪”，还要避忌，“只唤做‘打金印”。而童寄姐对待自己的丈夫，非但不照顾他的自尊，反而随意侮辱，加意惩罚，妒妇的嚣张跋扈，人夫的唯唯诺诺，都通过“图书”这一细节表现得淋漓尽致。遗憾的是，或因语不雅驯，较通行的上海古籍版黄肃秋校注本《醒世姻缘传》将这段话删掉了，但毫无疑问，此细节是点睛之笔，不仅向人物的心灵结构深入挖掘，凸显了人物的全部心理感知和情意饱和度，也让读者对人物情感世界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法朗士说：“任何情节并非属于第一个发现它的人，而是属于把它深刻到人类记忆中的人。”童寄姐拿簪子做“图书”就是可以深刻到人类记忆中的设计，便是为塑造人物服务的。当然，不独《醒世姻缘传》，清代奇书《姑妄言》中也有相似情节，也是以“图书”在丈夫的下身用印，文字颇鄙下，兹不具引，充分证明河东狮吼令人生畏，而明清时期“惧内”之风令人侧目。这反映出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妇女地位上升，生命意识觉醒，女性对家庭的掌控程度大大超越前代。

其次，“图书”在故事中，也可以推动情节的发展，并构成情节突转的关键。《水浒传》第三十九、四十回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很有典型性。为救宋江，吴用请萧让模仿蔡京字体给蔡九知府写了一封假回信，并请“玉臂匠”金大坚刻了一个“假图书”，刻上玉筋篆文的“翰林蔡京”四字，用在书信上。这封假信，蔡九果然未能识破，但黄文炳读后，“卷过来看了封皮，又见图书新鲜”，便觉其中有诈。请看二人对话：

黄文炳摇着头道：“这封书不是真的。”知府道：“通判错矣！此是家尊亲手笔迹，真正字体，如何不是真的？”黄文炳道：“相公容复，往常家书来时，曾有这个图书么？”知府道：“往常来的家书，却不曾有这个图书来，只是随手写的。今番以定是图书匣在手边，就便印了这个图书在封皮上。”黄文炳道：“相公，休怪小生多言，这封书被人瞒过了相公。方今天下盛行苏、黄、米、蔡四家字体，谁不习学得。况兼这个图书，是令尊府恩相做翰林大学士时使出来，法帖文字上，多有人曾见。如今升转太师丞相，如何肯把翰林图书使出来？更兼亦是父寄书与子，须不当用讳字图书。令尊府太师恩相，是个识穷天下学，览遍世间书，高明远见的人，安肯造次错用……”endprint

黄文炳和蔡九知府的这番对白，关涉宋江和戴宗的性命，令读者有惊心动魄之感。水浒英雄费尽心机请萧让和金大坚写信刻“图书”，读者本以为宋戴二人可以得救，但恰恰是作为昭信之物的“图书”出现破绽，被奸人识破，令形势急转直下，既出人意料，又合情合理。古典小说由说唱演化而来，重视情节的曲折多变，情节的核心奥秘就在于“突转”，即突然向相反方向转变过去，转折越有力，越引人入胜。在此例中，“图书”对重要人物性格命运发生钳制或助推的作用，深刻影响故事的走向与进程，是情节设计的一大关键。作家不惜笔墨揭示其中的因果关系，构成可信的逻辑，推动着情节的发展，同时也写出了黄文炳的奸猾老练和蔡知府的鄙陋无识，如颊上三毫，十分生动。

此外，“图书”还可以用来描摹世情、展现风俗，有助于我们还原历史场景，深入了解当时的社会环境和背景。例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四十五回，写当时盐商购买字画，丑态百出：“见了东西，也不问真假，先要有名人图书没有；也不问这名人图书的真假，只要有了两方图书，便连字画也是真的了。”该书第四十八回还提到“图书”的做旧之法，“你盖了图书之后，在图书上铺上一层顶薄的桑皮纸，在纸上撒点石膏粉，叫裁缝拿熨斗来熨上几熨，那印色油自然都干枯了，便是旧的”，十分逼真生动。不仅写出了盐商的不学无术，附庸风雅，也展现了当时世风浇薄，造假横行的状况，对于我们理解当时的社会环境很有帮助。再如，图书的相关制作环节，什么材质，价值几何，形制图案，图书的携带、保存和装饰等问题，这些内容在古典小说中都有细致的展现，让我们大开眼界，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的历史情境和世态人心，还原市井细民的平凡生活。文学是生活的教科书，这些情节貌似信手拈来，但实际上都蕴含着作家对生活的深刻观察和认真思索，体现了古代作家在处理题材时，既根植于生活，又不照搬表象，而能运其匠心巧加剪裁熔铸。

人物、情节、环境是小说的三要素。“图书”不仅推动情節，而且对塑造人物、展现社会环境起到重要作用。通过以上所举数例，我们注意到，明清小说在使用“图书”时，有一个重要特点：把“图书”越出生活的常轨，让它进入特殊情境，发挥特别作用，产生传奇或荒唐的效果。也就是说，“图书”本是昭信之物，是求信于人的，但明清小说中“图书”所体现的使用价值，却偏偏是用以骗人、害人、折磨人的，和在生活中的使用价值相背离。当然，这也并不奇怪，小说创作并非要照搬再现一般的生活，而更注重捕捉人或物的特殊的、扭曲的、背离的关系和状态，这不仅是小说，也是所有艺术创作的共性。明清小说可能早就注意到，写出“图书”等名物的特殊作用，可以四两拨千斤，更容易表现人物的特殊情感，揭示人物心灵的奥秘，更能产生艺术魅力，让人拍案惊奇。

综之，明清稗史中的“图书”，书籍之义淡化，主要用来指印章，并以其通俗易懂而在市民用语中获得普遍应用。这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变迁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同时也可以看出古今词义的异同和发展，证明了“图书”语词内涵的丰富性。“图书”有多个义项，“书籍”之义同见同感，“疆域版图”之义也为人们熟知，唯有“印章”的义项可能是现在的读者最不习见的一种，而这不常见的一部分，恰恰可以从器物、风俗、文献等层面还原明清时代知识分子的部分生活景象，故阐释之。

作者单位：淮北师范大学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