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红

摘要：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农村中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留守妇女和老人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军，这给中国的粮食生产造成了生产成本上涨、生产效率下降、生产功能弱化等方面的重大影响。通过对陕西省关中农村的实地考察，期望阐释事关国计民生的粮食生产何以为继，农民的经济利益如何维系，国家的粮食安全又如何保障，导致粮食生产困境的根源在哪里等问题，以期针对调研实情为政府构筑粮食生产安全网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农村人口结构；粮食生产；半工半耕；小农经营

中图分类号：C9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7）19-3778-05

DOI：10.14088/j.cnki.issn0439-8114.2017.19.045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with the accelerated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large numbers of young labor has flowed out for work，the left-behind women and elderly became the core of agriculture production. The phenomenon caused a major influence in the inflation of production cost， decline of productivity，and weakening of production function for Chinas food production. Through a field investigation in Guanzhong rural areas，it was expected to elaborate the following questions：How would do the food production which matters national economy and peoples livelihood How to maintain the economic interests of farmers How to ensure national food security Wheres the root that lead to the dilemma of food production Finally，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s for government to construct food security were put forward according to the investigation.

Key words： rural population structure； food security； half work and tillage； small business

國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多地少的大国而言，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2004年以来，中国粮食生产连续13年增产。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以及国际市场的风云变幻，中国粮食生产的供需形势呈现出新的变化，即粮食供求的结构性紧缺矛盾越来越突出。目前，三大谷物均为净进口。未来10～20年，粮食需求总量将会持续增长，中国粮食将面临供需差距拉大的巨大压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面临严峻挑战[1]。2015年5～6月，笔者通过对陕西省关中农村的深入调查，期望能够阐释：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留守妇女和老人从事农业劳动将给粮食生产造成怎样的影响；未来“谁来种地，怎样种地”；中国农业在以自给自足为主要特征的传统生产方式向商品化社会生产为标志的现代农业转型的过程中，其变迁的方式与特征如何；表面上呈现田园牧歌般平缓与宁静的农业生产与农业经济，其间是否暗流涌动等问题均有待调研。

1 样本村人口结构现状

本次调研的地点选择在陕西关中R镇T村，之所以选择T村作为调查对象，主要考虑是T村处于西北黄土高原上诸多封闭而默默无闻的村落之一，既没有名垂千史的古老故事，也没有值得颂扬的现代传奇，从某种程度上讲，正是因为它的普通构成了入选的理由。从经济上看，T村具有明显的农业经济和打工经济的特征，种植小麦、玉米是留守村民的主要职业，经济作物一直没有发展起来，务工收入是村民的主要经济来源，因此对农户生计也具有重要意义；从农业发展历程看，T村从20世纪80年代开启了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大门，经过30多年的积累酝酿，农业的机械化、良种化、水利化、生物化普遍实施。调查中笔者分别从家庭基本情况、土地利用情况、粮食生产情况、国家政策等方面，针对乡村精英和普通村民开展了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以便全面深入地了解农村人口结构变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

1）从人口性别结构来看，接受调查的女性占总人数的75.3%，男性占24.7%。村中的成年男性大多外出打工以增加家庭收入，留守的女性从事日常的田间管理。可见，T村农业劳动的性别角色发生了转换，传统的男耕女织转变为“男工女耕”。不过，“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性别分工也可以说没有变化，只是“外”的范围和内涵发生了变化，男性始终是家庭经济的顶梁柱。究其原因，一是城市工业的发展给男性劳动力提供了“用武之地”。T村早在人民公社时期就是远近闻名的以建筑业见长的村庄，时至今日，村中常年在外地及省内从事建筑行业的人员一直保持在150～700人，务工收入不菲，仅是在附近城中干活的大工每天工资就达到150元，普工为100元。每天清晨成群结队的摩托车流呼啸而出成为村口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二是粮食作物相比起经济作物不需要复杂的技术操作及较多的劳力投入，为妇女和老人务农提供了可能。

2）从人口年龄结构来看，村中29岁以下的占总人口的11.3%，30～39岁的占18.6%，40～49岁的占26.8%，50～59岁的占23.7%，60岁以上的占19.6%，其中，50岁以上的占总人口的43.3%。随着年龄的增长，农业劳动力比重逐渐增大，出现了“父耕子工”的劳作方式。访谈中了解到，主要有两点原因导致年轻人“离农”：一是农村的凋敝。T村的新农村建设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即多流于形式化的“村容整洁”的硬件建设，而涉及到精神文化层面的“乡风文明”严重滞后，无法吸引追求时尚的年轻人一心“向农”。二是种地无利可图。不断增加的农资投入和微薄的利润收入是村民常常议论和抱怨的话题，一年两茬的小麦、玉米收入与打工1个月的收入相差无几甚至更低。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现在的村民只是在勉强地应付生产，无论是从经济理性还是社会理性的角度来解释，乡村都爆发出一股强劲的“推力”。

3）从人口的文化结构来看，84.5%被访者的受教育程度为初中以下，高中或中专程度的占10.3%，大专以上的仅占5.2%。低下的文化程度不仅阻碍了村民接受新型农业技术，而且也使得生产观念、经营方式和产业结构的转变举步维艰，这种状况将对农业现代化发展产生深远的消极影响。村民认为只有那些无力从事非农产业的人才留下来种地，种地无门槛，根本不需要培训或接受进一步的教育。这种情景和转移外出的年轻人不愿意学习农业科技的影响相叠加，未来就可能出现全村人都缺乏农业技术的现象。

4）从人口的家庭结构来看，T村占主流的家庭结构是主干家庭（72.2%），核心家庭占25.6%，联合家庭占2.2%。之所以出现主干家庭一边倒的现象，除了“养儿防老”等传统文化因素的影响外，现实原因是祖孙三代同堂的家庭更加适合半工半耕的小农经济模式。这种家庭结构背后隐含的家庭策略和生活意义是：中年女性或老人在家种地、料理家务兼顾照看孩子，从而减少生活成本；中年男性就地打工或年轻人外出务工，挣取生活开支，“村中无闲人”的运作逻辑最终成功地实现了两个最大化：经济收入最大化和劳动力使用最大化。

5）从人口留守及兼业情况来看，T村约有500人常年务工，其中，400名青壮劳力远赴圳、粤、疆、桂等地打工，剩余的100名“离土不离乡”在家门口从事匠工、瓦工等建筑业。外出打工人员的年龄多集中在20～39岁，男女比例基本持平，受教育程度为初中或高中；就地打工者的年龄多为40～60岁，最高受教育程度是初中。选择外出打工的原因大多是农村凋敝、农业不挣钱；而选择留守的大都是因为上要照顾老人，下要抚育孩子以及留人看家、土地不忍心抛荒等原因。目前，T村共有320户1 380人，留守比率为63.8%，留守对象主要是由妇女、老人和儿童构成的“38-61-99”部队。

在青壮劳动力几乎全部外流的大潮下，T村只是中国成千上万个普通村庄中的一个，但它们面临的发展困境卻如出一辙：农业劳动力女性化与老龄化；农业劳动力的综合素质呈现结构性下降趋势。

2 对粮食生产的影响

2.1 农业弱质化与风险化

中国大地上星罗棋布的传统村落千百年来遵循的一个共同规律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俗语说，“七十二行，庄稼为王”，长辈对晚辈的谆谆教诲是：粮食，量势，有粮才有势。衡量经济发展的标准一直以来延续的都是：“今年是否大丰收”。但如今，面朝黄土背朝天辛勤耕耘的场景一去不复返，粮食生产一线严重匮乏优质劳动力，农业的弱质性和农村的边缘地位进一步巩固与强化。但粮食生产之所以还能够维持的原因主要在于，农业的机械化与社会化服务为农业女性化和老龄化提供了现实基础，但同时也造成种粮成本增加，生产功能衰退，生产效率下降、农业风险递增的问题。调查中进行了前后对比：以前种庄稼使用的是农家有机肥，现在化肥施用的越来越多使得粮食产量有了保证，但对于土壤的破坏也日益严重，以至于“摩托车都能在地里开”；以前犁地靠的是人力畜力，干的是“手心流皮、脊背流汗”的活儿，现在实现了机械化不犁只旋，“懒人种地，收多少算多少”；以前种地需要随时除草以避免与农作物争夺养分，现在直接喷洒除草剂大大减轻了劳动负担，但后果是“下麦种子由原来的5～6 kg/667 m2涨到7.5～9 kg/667 m2”；以前种庄稼轻易不打药，现在村中出现了打药专业户，但是物极必反，“害虫自身也在产生抗体，打一种药已经不管用了”；作物的品种替换缓慢，T村的小麦10多年来一直使用的是小偃22，玉米选用的是远在甘肃制种的正大12；以前农忙时照顾不过来实行换工式的“以帮酬帮”，现在明码标价雇人劳作，“机犁40元/667 m2，旋地50元/667 m2，打秸秆50元/667 m2，开沟40元/667 m2，相互不欠人情”；现在水利条件也有了很大好转，实现了井水与渠水双灌溉。

相较于青壮劳动力，女性化和老龄化劳动者的素质，不论是体力还是文化水平都明显低下，“夕阳产业”的可持续性不免令人担忧。最直接的表现是农业的单一化、粗放化经营。妇女和老年人接管土地，体力有限，选择管理简单的小麦和玉米就成为首选，不管是播种还是收获都可以使用大型机械，且对水肥的需求不高。而曾经在T村种植历史上占重要位置的洋葱，虽然收益大但机械化程度低、田间管理繁琐、人工劳动强度大而被放弃。其次，农业生产的单一化、粗放化经营又降低了土地的利用率，从长远来看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粮食产量的下降。妇女和老人从事农业生产属于维持性质，对于套种、复种等辅助性生产无暇顾及。再次，妇女和老人自身文化素质低、思想观念保守不利于新技术和新信息的接纳。现在的农药、除草剂等农用产品虽然都附有说明书，但是，受众的理解能力有限，无法将书面用语“译成”通俗易懂的地方语言，就会出现因人为因素而造成不必要损失的现象。

2.2 农业副业化和技术低层化

土地的占有结构是农业生产结构和经营结构的基础。T村人均耕地面积467 m2，户均耕地面积2 500 m2，由于人多地少，农业生产依然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经营。作为典型的农业型村落，T村以种植粮食作物为主，少数人家将早玉米和猕猴桃套种，土地经营方式沿袭的是传统轮作制。近年来农业收入在家庭总收入中所占比重逐渐下降，农地的安排随之服从于打工的规划，粮食生产沦落为无足轻重的“副业”。村支书给笔者算了一笔账，刨除化肥、农药、机耕、浇地、种子、收获回拉、人工费等支出，小麦和玉米的纯收入分别是550、620元/667 m2。传统上衡量一个家庭富裕程度的标准是看其玉米桩子立的多少，现在则逆转为经济收入低的标志了。

T村的土地使用呈现两个典型特征：一是没有出现土地撂荒现象。关中地区自古以来号称八百里秦川，土地肥沃，气候适宜，适合于种植粮食作物。“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种地在当地人心目中不仅是一种谋生手段，而且也被视为一种生活方式。正是出于对土地的朴素情感和文化历史传承使得关中农村鲜有抛荒现象。二是部分村民举家在外打工或是迁居外地，村中出现了“锁门现象”带来的土地流转（占9.3%），基于人情关系的相帮，以150～200元/667 m2的价格在亲戚间流转。如果跳出血缘关系之外，在妇女或老人工作量已饱和的情況下，雇工不划算，一般无人愿意接手这个“烫手的山芋”。这种现象与调查中“由女性或老年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其经营耕地面积最小”的结论相一致。T村的土地流转属于私下的个人行为，村委会一般不参与。流转之后的土地大多继续从事粮食生产，极个别地种植经济作物。

在农业技术的使用方面，T村种植大棚蔬菜前，当地科技局派专业人员下乡进行培训，并配有技术员长期驻村，哪家有问题随时可以得到解决，但村民的兴趣并不大，究其原因：一是务农的老人和妇女除了从事农业生产和干家务活需要花费长时间的劳动外，还要每天往返2～3 km地接送孩子上下学，这些工作量已让他们精疲力尽。因此，宁愿“少挣钱”也不愿意种植对劳动力有特殊要求的经济作物。二是采纳新技术存在一定的风险，有可能因方法不当而打了水漂，不如种粮来得安全。在面临作物种类、农事安排、技术运用等重大生产决策时，村民普遍存在从众心理。三是认为自身文化程度低难以掌握新技术，因此对于新事物持较为保守的观望态度。调查中了解到，村民采用的新技术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化肥（80.4%）、农药（77.3%）、农业机械（69.1%）。由此可见，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过程中，农民需要的技术主要集中在能够立竿见影提高产量的化肥和农药，以及能够减轻劳动强度的农业机械。至于新品种、新技术等在含金量上有明显优越性的新要素，近3/4的农户虽然参加了区政府或村集体组织的各种培训，但培训内容没有兼顾“女性化和老龄化”的低层性特点，以至于培训效果并不理想，村民采用新技术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没有充分调动起来。

3 粮食生产现状的学理反思

调查发现，目前的粮食生产系统形成了一个精致的结构圈，即一家一户的小规模生产结构、半工半耕的小农经营模式、未充分分化的社会结构三者之间相互影响、互为因果，在总体上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循环圈。粮食生产结构与农户的经营结构不仅使农业经济具有明显的自给性，而且具有强烈的保守倾向，固化的社会结构进一步强化了其惯性运行的轨道。粮食生产现状表面上看是农村人口结构变动的“果”，但其本质根源在于更广阔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环境。

T村的生产结构单从形式上来看仍然是小麦、玉米轮作的耕作传统，生产者根据自己家庭的生活需求安排生产内容，或是有限的供给仅仅辐射到周边地区，在没有更大需求刺激的情况下，本身不具有很强商品性的粮食生产的进步是非常微弱的。种粮的目的以前是，现在依旧是为了获得口粮和维持生计，不同的是现在已找到了解决“缺钱花”的出路。因为粮食生产的比较收益太低，除了还能吸纳妇女、老人这样的弱势劳力外，早已无法形成经济生产动力，直接的外在表现是农民对土地的情感远没有以前那么深刻了，“种地收入低没出路，还累死累活，务地的人没出息。以前靠人工牛耕劳作时，撒种子是项技术活儿，只有能人才能胜任。现在播种、翻地、灌溉、收割都机械化了，谁都能种地。种粮是传统，可以锻炼身体。从事副业轻松、赚钱还干净，村中的能人都脱离了土地”。这种状况同时也阻碍了第二、第三产业的长足发展。

一定的农业生产结构必将深刻影响到农户的经营方式。处于农业现代化积累期的T村，粮食生产规划和生产目的使得家庭的经营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半工半耕的小农经营模式应运而生。其逻辑是：人多地少的过密型农业因收入不足而迫使人们外出打工，而外出打临时工的风险又反过来迫使人们依赖家里小规模的口粮地作为保险[2]。T村的经营模式使得“耕”的收入基本解决了家庭的常规性支出，具有“安全第一”的保障功能，但伴随而行的是生产规模小、市场竞争力弱、抗风险能力不强、收入偏低、技术改进与更新缓慢等问题；“工”的收入可用于特殊性支出或是储蓄与投资，换句话说，“工”决定了人们的生活预期[3]，具有“赢利”的功能，一跃而上升为家庭经济的重心。“男工女耕”或“父耕子工”的合作与合力说明村民不再考虑农业收益最大化，而是更多地考虑家庭总收益的最大化。农业的“三高”和“三低”现象随之凸显：高弱质、高成本、高风险和低层次、低效率、低商品化。外出务工追求幸福生活和获取高额收益是一个理性人的明智选择，但从国家层面来看，粮食安全问题就浮出水面，尤其是对于一个有着13亿多人口的大国来说，是一个必须从战略高度深谋远虑和进行顶层设计的紧迫问题。

21世纪的中国农业依然是家庭经营的形式，如何实现农业的赢利？破解这个问题的思路是：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浪潮下，乡村中的青壮劳动力在“拉力”和“推力”的作用下大量外出务工。中国预计在2030年城镇化率达到65%，这意味着未来14年还会有2亿人口进入城市[4]。这样一来，赢利要求增加土地面积就有了可能。外出务工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农业的“内卷化”程度，农民人均资源占有量相应地增加，农业生产效率和商品化率将得到提高，在比较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支持下，可为生产规模的扩大、农业科技和物质装备的应用提供前提基础。但是，这种可能只有在国家的扶持下才能变为现实。目前看来，涉及变革的土地制度还没有发生彻底的革新，务工者大多属于“候鸟型”，城市只是实现“生存理性”的中转站，这种流动本质上是在传统社会框架内进行的。社会机制没有促使一个开放的社会结构和流变的社会关系的出现，社会排斥使得大量的小农集聚沉淀在金字塔的底层，不能有效地实现与土地的切割，规模化大生产也只是“空中楼阁”。

人们把农业生产结构、经营结构与社会结构联系起来考察就会发现：粮食生产在没有外力的推动下很难实现突破性进展，只能在封闭的传统农业生产范围内徘徊。在土地经营结构中，小土地经营依然占据绝对优势地位，从未来发展趋势看，家庭承包经营还将长期存在。这就势必意味着大量存在的小农占据社会结构的主体，农村中的中间阶层缺乏孕育的土壤而无法壮大，不合理的社会结构在城市优先发展的定势思维方式下具有固化的趋势。总体而言，“三个结构”相互适应、相互牵制、相互稳定：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协调一致的是小土地经营，小土地的经营特征构成了以小农为主导的社会关系的基础，小农对土地的依附与执着又反过来对传统农业生产产生稳定作用，不利于向现代农业的转化[5]。马克思在100年前曾经提出这样的论断，当农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农业不能再在自己内部自然而然地找到它自己的生产条件，这些条件已作为独立的生产部门存在与农业之外”[6]。西方发达国家农业的发展进程证明了这一论断的正确性。当然，转型时期的中国农业早已不是简单地重复过去，而是正在经历一个渐进的量变积累阶段，越来越多地卷入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

4 粮食生产的应对之策

目前，小农经济依然是中国农业耕作和土地经营的一个显著特点，并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客观理解粮食生产困境的真实面貌，以及思考解决这一困境的可行途径是需要人们进一步探讨的课题。

4.1 谁来种地：培育新型种粮主体适度规模化经营

在现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土地占有形式虽然没有发生整体结构的变化，但依然能够感受到变化的发生，显著表现是：在农业变迁的特定历史阶段，不同地区因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而呈现不同步、不平衡的发展特征。例如：在工商业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及京津地区，随着农村劳动力持续向非农产业转移，农村土地流转加快，粮食规模经营呈明显增加趋势。据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对全国205个村5 165个农户进行的调查，截至2011年底，全国农村土地流转比例已经达到了17.8%，上海、苏南等发达地区更是达到60%～80%以上[1]。涌现了由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业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主体进行规模化经营的新景象。这种变化预示着中国农业经济和农村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即家庭农场和专业大户将是中国未来商品粮和大宗农产品的主要生产者，专业合作社将是农业社会化服务的主要提供者，涉農企业将是农业产业化的重要支撑力量。因此，有必要通过一系列的扶持政策为其保驾护航。一是建立有利于土地流转的体制机制，引导土地承包经营权向有知识、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敢创新的种植能手集中。二是积极培育新型种粮主体。新型经营主体既是生产者，也是农业先进科技的应用者、农业生产的投资者、农业经营的决策者、农业生产市场与自然风险的承担者，所以，应对其进行系统而全面的农业教育和技能培训。三是构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服务于种粮主体。今后的家庭经营是在广泛的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生产的商品经济条件下进行，农业的专业化、标准化与设施化都必须依靠越来越细的社会分工来提供服务。因此，需要为从事粮食生产经营的主体构建提供各种服务的组织体系，以确保社会化大生产与大市场的有机衔接。

4.2 如何落实：各种保障政策构筑一张粮食生产的安全网

古往今来，粮食始终是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基础，牵一发而动全局。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同步发展以及国家高额的财政补贴将构成粮食安全生产的社会基础。

1）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具体内容包括：加大农田水利设施投入；加快土地整理和耕地改良，推进集中连片经营；改善路网配套设施，为机械化生产提供必备支撑。

2）稳定并逐步加大惠农政策的力度。大幅度增加各级财政对农业的投入总量，重点针对种粮比较效益低、农民积极性不高的问题，增加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并加快健全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把相关补贴从按承包耕地面积发放转变到按农业劳动者实际耕种的面积与产量发放；创新贷款担保抵押方式，扩大中央财政保险补贴覆盖范围，提高补贴比例，增加补贴总量；探索建立农民按不同费率缴纳保费、保险公司分级承保的农业风险保障制度。

3）发挥科技对粮食增产的推动作用。在日益严峻的资源约束条件下，实现农业的持续稳定增长，关键在于加快农业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加大科技成果的转化和推广力度，不断提高耕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农业道路。

4）完善粮食市场机制。提高粮食价格是保障供给、平衡工农业利益关系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工业反哺农业的重要方式；从保障市场供应、农民增收、平衡城乡关系的角度看，在全社会物价总水平提高的同时，应当保持粮食价格水平的稳步提高。

5）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公共服务制度。城乡一体化在内涵上一是指城乡之间在医疗、教育、住房、社保、道路、通讯等方面的公共服务供给逐渐均等化；二是指重视新农村建设。这是一个双向、双轨的城市化发展模式[7]，最终促使城乡之间在资源、功能、文化上互相促进、互相融合、相互认同，即便生活在农村也可以同等享受到城市的文明辐射，通过复兴乡村吸引有志者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参考文献：

[1] 韩 俊.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J].农村经济，2013（5）：3-7.

[2] 黄宗智.制度化了的“半工半耕”过密型农业[J].读书，2006（9）：31-35.

[3] 张 红.半工半耕家庭经济模式对村庄的影响研究——基于关中陈文村的调查[J].生态经济，2011（12）：41-45.

[4] 向春玲.在城镇化进程中坚持统筹与均衡[J].唯实·现代管理，2013（2）：25-27.

[5] 许 平.法国农村社会转型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24-525.

[7] 陈锡文.城乡统筹解决三农问题[J].改革与理论，2003（3）：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