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曹春荣

《红色中华》报里的毛泽东形象

■ 曹春荣

苏区时期，能在中央苏区以至全国苏区第一大报——《红色中华》报上，一展风采并屡屡留下音容笑貌、言谈举止及和听众观众现场互动记录的高层领导，唯有毛泽东一人。梳理这一独特现象，有助于了解毛泽东在瑞金时的真实处境与作为，以及他在苏区人民心中的形象与地位。

《红色中华》报，是1931年11月7日 （俄国十月革命纪念日）于江西瑞金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创刊于同年12月11日。1933年2月4日起，该报改为中共苏区中央局、少共苏区中央局、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全总苏区执行局合办的机关报。做此改变的背景，是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到了中央苏区首府瑞金，理由是“为着适应目前日益开展的革命战争的需要，为着加紧对全国苏维埃运动的指导，尤其是在粉碎敌人的四次‘围剿’与大举进攻的紧急动员中，为着更扩大与深入政治动员”，极有必要健全这张机关报。

正是在这个时候、这样的形势下，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应中央之命，结束在汀州（即长汀）的病休生活，回到瑞金，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也是在这以后，《红色中华》报陆陆续续发表了许多关于毛泽东主持或参与重大会议、重大活动等的现场报道。在这些报道中，对毛泽东的称呼，或为“毛泽东同志”，或为“毛主席”，以后者居多。细考之下可知，加“同志”之称呼，系革命队伍中人的互称通例；直呼“毛主席”，则既有尊敬亦有亲切之情在。由于技术原因，这些报道仅为文字资料，没有图像资料。因而下述所谓“镜头一”等等，不过是术语借用，仅指某个场景而已。

镜头一：毛泽东在中央政府召开的武阳区赠旗大会上

《红色中华》第83期 （1933年6月4日）、第84期 （1933年6月11日），连续以 《中央政府召开武阳区赠旗大会》为题，报道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于1933年5月19日，在瑞金武阳区召开中央苏区春耕运动赠旗大会的情景。这个大会是毛泽东主持中央政府工作以来（此前由副主席项英代理），亲自调研、决策、筹备并出席与演说的第一个大型群众性会议，会议规格高，规模大，内容丰富，反响热烈。《红色中华》对此有如下报道：

中央政府为了鼓励夏耕运动，在全苏区内达到增加二成收获的目的，特择春耕最有成绩的瑞金武阳区，举行赠旗大会。大旗一面，小旗一面，大旗赠给武阳区全体群众，小旗赠该区石水乡群众，题字是 “春耕模范”，特派毛主席亲自去赠旗。5月19日举行群众大会，全区17000人，这天到了十分之八。红军二十三军及红校模范团都去参加，并有瑞金县各区的代表团300多人，都到武阳区参加大会，共到一万三四千人。大会毛主席的演说，十分称赞武阳区特别是石水乡的春耕成绩，说他们主要的是在共产党的区委支部，苏维埃的区苏乡苏，群众团体的工会贫农团、妇女代表会、少先队儿童团等同时一致动员起来，发动了成年、青年、妇女、儿童全体群众都加入了春耕运动中，所以得到这样的成绩。要他们继续春耕的成绩，在夏耕运动中取得更大的成绩。

第二天 （20日）各区乡参观团300多人，在武阳区苏的大厅里，继续开了一天会。毛主席到会演说， “说明 ‘夏耕’ ‘查田’‘改造苏维埃群众团体’是瑞金全县当前三项紧急重要工作和三项工作的进行方法”。随后，各区代表共同订立在全县进行三项工作的公约，于夏秋两季进行三项工作的突击运动。

上述报道虽然只是摘要发表了毛泽东在赠旗大会上的演说内容，但从中不难发现毛泽东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的工作作风，以及动员、组织、依靠群众，发挥党和政府领导协调作用，突出重点，开展竞赛，完成各项任务的谋事方略。另外，也让我们知道，中央苏区的查田运动，早于1933年6月1日、2日，中央政府和苏区中央局发布相关训令、决议，毛泽东就亲自布置了这项工作。事实上毛泽东在是年3月就安排了叶坪乡的查田试点工作。

镜头二：毛泽东向“第一个查田运动大会”做报告

《红色中华》第87期 （1933年6月20日），特辟“查田运动专号”，全文发表《中共中央局关于查田运动的决议》，毛泽东署名文章《查田运动的第一步：组织上的大规模动员》，以及该报记者采写的报道《八县区以上苏维埃负责人查田运动大会开幕盛况》。于6月17日开幕的这次会议，时称“第一个查田运动大会”，与会的八县为瑞金、会昌、胜利、于都、博生、石城、宁化、长汀。值得一提的是，这期专号刊头右侧，登载了毛泽东的一段话：“向着封建势力做最后一次的战争，而把他们完全打倒下去，是共产党与苏维埃政府一刻不容再缓的任务。”这应该是在报眼位置刊发毛主席语录的滥觞吧。

如果说，对查田运动大会开幕盛况的报道，依旧只是摘要发表了毛泽东演说的内容（着重解释为什么要在中央苏区进行查田运动），难以让我们想见毛泽东的仪表，那么，《红色中华》第88期 （1933年6月23日）的一篇会议报道《八县区以上苏维埃负责人查田运动大会成功了》，可就让我们大开眼界。该报道详细记述了6月18日下午大会的报告情形：

当午后一点钟的时候，铃声一响，500多苏维埃的干部又一齐集合在中央政府的大厅里了。于是在稍稍沉静了一会儿之后，报告开始了，而这一报告人便是毛泽东同志——虽然他是病后新痊的身体，面色还带些苍白，虽然为了准备这一大会的工作他曾废寝忘食，但是现在他的精神却仍是非常的焕发。他报告时的态度是很沉着的，很有系统的，他报告时的语句是尽量地采用着江西的一些土语。他讲话的声音不大，但是会场中的每一个人却都听得到，并且自始至终没有一个打瞌睡的。他举了许多实际的例子来证明他所讲的那些理论，并且为了使每个参加会的能够更清楚地理解和讨论他所报告的问题，他曾经在今天开会以前就将他所报告的大意编印出来，发给了参加会议的各地苏维埃负责人。

这次报告讲了“查田运动是广大区域中的中心重大任务”等两个问题，历时3个多小时才结束。

无须多做解读，这短短300来字的细节描述，就清晰地为我们留下了一个一心一意干革命、真心实意为人民的毛泽东形象，也让我们感受到苏区干部对毛泽东的由衷尊敬与拥护。

6月19日，大会继续由毛泽东做报告。

因为各苏维埃负责人都于昨天晚上读过了毛主席编印的那册查田运动大纲了，所以对于今天的报告听得更津津有味，常常有人竟不自觉地这样低低说出： “是呀，确实在我们的政府和群众组织里，有一部分地主富农混在里面呵！” “是呀！我们要坚决斗争，彻底用查田运动来肃清封建势力呵！”

毛泽东这次讲了“查田运动中坚决执行阶级路线”等四个问题，“从上午9点起直到下午4点，中间除了吃饭和休息两次（每次15分钟） 外，是再也没有停的”。在连续7个小时（除去吃饭和两次短暂休息，也有6个多小时）里，毛泽东不停地讲演，这对他病后新愈的身体来说，该是多大的考验。而对众多文化程度不高的基层干部来说，能耐着性子聆听到底，除强烈的责任心和求知欲支承外，当然得益于事先对毛泽东讲演内容的预习，以及引起的共鸣，得益于毛泽东讲演语言的通俗化、讲演风格的大众化。

1933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八县贫农团代表大会上做报告

镜头三：毛泽东在“第二个查田运动大会”上致开会词

八县区以上苏维埃负责人查田运动大会于1933年6月21日结束，历时5天。4天后，“第二个查田运动大会”——八县贫农团代表大会又开幕了。这次大会召开的意义、目的，大会的议案，虽然跟前次大会相同或差不多，但前者是政府机关负责人的会议，后者是群众代表的会议，而且后者的规模较前者大，900余名代表出席，会期长达7天。

6月25日早晨，阳光刚刚投射到地面，与会代表便陆续聚集到中央政府前面的草坪上，准备开会。不久，附近区乡群众排着一队队的整齐行列，抬着红蓝彩匾，在鞭炮鼓乐和口号声中，前来庆祝大会开幕。随后，大会主席宣布开会。在推举大会主席团、通过秘书处和审查委员会等议程之后，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致开会词。《红色中华》第89期 （1933年6月29日）对此报道称：

在一阵热烈的鼓掌声中，毛泽东同志站在主席台的前面了： “同志们！今天我们开八县贫农团代表大会了……”

他用着不很大的声音开始了他的演说词了，接着他便继续地讲下去，解释中央政府召开这一大会的意义，他说：“……国民党地主豪绅在苏区里的势力是已经推翻了。工农群众有了自己的政权，但是苏区内还有地主残余和富农，他们伪冒贫农中农，窃取土地革命的利益，混到苏维埃和群众团体里面来进行反革命的活动……”他讲话的声音越说越大越急促起来了。紧张的空气弥漫了整个会场。最后他以这一段话结束了他的开会词：

“中央政府召集这样大的会议的意义，就是要开展查田运动，彻底解决土地问题，不让一个地主分到土地，不让一个富农分到好田，在这个查田运动的胜利中，来发展群众扩大红军，扩大地方武装，经济动员，努力秋收，创办合作社，发展文化教育！”

《红色中华》报记者的这番报道，真是绘声绘影，何等传神！毛泽东对苏区开展查田运动的必要性的强调，对查田运动要解决的问题的揭示，以及对查田运动寄予的期望，定然给当时的听众（还有经由他们传达的更广大群众）留下了鲜明而深刻的印象。

镜头四：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南部17县经济建设大会上做政治报告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苏区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各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纷纷掀起高潮。中央政府为着胜利开展经济战线上的突击，于1933年8月12日至15日，在瑞金召开了瑞金、兴国、胜利、博生、于都、赣县、上杭、长汀、宁化、汀东、石城、会昌、新泉、寻乌、武平、安远、信丰等中央苏区南部17县的经济建设大会。《红色中华》第102期（1933年8月16日）报道了大会开幕式情况：

正是8月12日的午后，大约两点钟光景，中央政府的大厅里挤满着一屋子的人，一共有400多个的样子 （代表共有300余，旁听的有100余），他们静静地坐着，天气虽然很热，而精神却是非常之兴奋的。

在静寂中忽然有一群人进来了，为首的是一个须发斑白的老同志，他走来主席台，把开会的铃叮当地摇起来——原来这就是我们的国民经济部长林伯渠同志。

林伯渠宣布开会并致开会词后，毛泽东向大会做政治报告，报告的题目是《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 （报告全文发表于同期《红色中华》报）。

大家一听是毛主席报告了，立刻便沉寂起来了，每一个连喘气的声音都竭力减低了下去。

毛主席用了最通俗的词句首先说明目前全世界的浪潮的高涨，后来便把他的报告分作两部分：第一部分讲述了四次 “围剿”的冲破，帝国主义、国民党对五次 “围剿”的准备；第二部分讲述了经济建设是粉碎敌人五次 “围剿”中的重要工作之一。他的报告语句非常之浅显，非常之详细，把每一件事实都说得津津有味，使台下听众没有一个感到疲倦的，虽然一共报告了有三小时之久。

这些成功案例表明，中小企业克服入门障碍、使用模拟仿真技术同样物有所值，由此节约的时间和成本会让中小型企业在市场上更具竞争力。

在一切为着革命战争、一切服务革命战争的中央苏区，经济建设话题不被看好——要么被说成“右倾”，要么被当作“说梦话”。然而，毛泽东却能把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可行性，理论联系实际地深入浅出地告诉大家，“把每一件事实都说得津津有味”，使大家坐听3个小时而不感到疲倦。由此足见毛泽东体民心、察民意，熟悉群众话语，精准把握群众表达方式，是何等之自觉、何等之坚执！例如，在谈到必须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以支持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时，他指出：“如果不进行经济建设，革命战争的物质条件就不能有保障，人民在长期的战争中就会疲惫。”“盐很贵，有时买不到；谷子秋冬便宜，春夏又贵得厉害。这些情形，立即影响到群众的生活，使工农生活不能改良。这不是要影响到工农联盟这一基本路线吗？工农群众如果对于他们的生活发生不满意，这不是要影响到我们的扩大红军、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工作吗？”毛泽东就用这些家长里短接地气的话，让听众明白了一个大道理。

镜头五：毛泽东在第二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上

1934年1月22日至2月1日，第二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在位于瑞金沙洲坝新落成的中央政府大礼堂隆重举行。来自全国各苏区和白区的代表、候补代表、国外来宾以及旁听人员约2300人出席大会。《红色中华》报为此编印了7期“第二次全苏大会特刊”，连续对大会全程进行了密集的深度报道。毛泽东在整个大会期间，明显起着核心主导作用，他频频“出镜”，给人们以“中国苏维埃运动杰出领导者、卓越代表人物”的印象。

二苏大会特刊第2期 （1934年1月24日），以《二苏大会开幕典礼》为题，报道了1月22日下午2时，“在中国赤色苏维埃首都”举行的大会的开幕式盛况：

这是如何壮丽的一个会场啊！四周挂满了红的、绿的绸缎的祝贺的旗子， “只有苏维埃才能救国！” “领导全国苏维埃运动，发展和巩固苏区！”许多旗帜上都绣着这样的口号。

会场是一个圆形的巍峨的建筑，四周的门窗都镶着玻璃，场中的光线匀称而充足。2300来人把楼上楼下都坐得满满的。

陡然，一阵掌声响了，在掌声中，我们的为千百万劳苦群众拥护的毛泽东同志宣布（大会）开幕了。在又一阵雷鸣一般的掌声后，雄壮的军乐奏起来了。军乐奏完，毛主席首先致开幕词 （全文另发于该期特刊头版头条，博古的致辞节录发在同期头版二条位置）。当毛主席让我们高呼： “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万岁！”“苏维埃新中国万岁！”结束他的开幕词时，全场响起压倒一切的掌声。

二苏大开幕当天拂晓，大会代表出席了在中央政府运动场举行的阅兵典礼。毛泽东在典礼上发言，向全体红色战士致热烈的敬礼。

1月24日下午与25日上午，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代表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人民委员会，向二苏大做工作报告。二苏大会特刊第3期以全部12个版面中的11个半的版面，全文刊登了这份长达4万多字的报告。二苏大会特刊第4期在《分组讨论苏维埃工作报告的经过》一文中，记述了代表们听报告时的情状：

毛主席用着最通俗的语句和最质朴的辞藻，中间掺着许多动人的故事和诙谐的解释，使全场都静肃得像屏住了呼吸一般。每个代表聚精会神地听着他报告，虽然有时候被诙谐的词而打动，却禁不住地哄堂大笑起来。

显然，代表们听报告时的表情反应，是发自内心的，这是对毛泽东的思想、语言、风格、魅力的认可与崇敬，对党和苏维埃的政策、施政及其成效的赞成与拥护。

二苏大会特刊第5期 （1934年1月31日），用了第1、2两个版面，刊登毛泽东在1月27日的大会上做的《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的结论》。结论文本中，有多处夹注“全场哄笑”“全场又大笑”“众笑”“大鼓掌”“轰烈的鼓掌”等表现现场气氛的字眼，这在《红色中华》报以往的会议报道中，极少见到。之所以听众对毛泽东的报告有如此积极热烈的反应，是因为毛泽东一如既往的鲜活且接地气的道理阐述、语言表达、情感传递方式，征服了听众。如说到实行婚姻法，针对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时有同志主张降低结婚年龄，毛泽东明确说：“这种意见，我觉得是不妥当的。为了种族的与阶级的利益，结婚年龄不应该低于男20（岁）女18（岁）以下，应该明白早婚是有极大害处的。同志们！要耐烦一下呵！”代表们听到后面这句既实在又俏皮的话，岂能忍住大笑？又如，毛泽东在做结论时谈到工作方法的重要性，用了两个群众熟悉的事例加以说明：一个是要过河就要解决桥的问题，一个是扩大红军不能像和尚一天到晚念阿弥陀佛一样，光说不做。代表们听了，也不免发出会心的笑声。

二苏大会特刊第6期 （1934年2月1日），报道了毛泽东1月29日受二苏大主席团推举，向大会做《关于紧急动员的报告》时的情景。鉴于得到紧急敌情消息，蒋介石正兵分三路向苏区进攻，主席团决定缩短大会会期。毛泽东就此对与会代表进行报告与动员，要求代表“要向群众做普遍的宣传鼓动，告诉每一个男同志，每一个女同志，每一个老同志，每一个小同志，使他们明白自己的责任，一致团结起来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毛泽东的报告铿锵有力、激励人心，多次赢得代表们的鼓掌拥护。

经过11天紧张而热烈的程序，二苏大于1934年2月1日胜利闭幕。毛泽东在大会选举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后，致闭幕词。二苏大会特刊第7期 （1934年2月3日），全文登载了闭幕词，并且依然夹注了现场听众的情绪反应，表明毛泽东的讲话多次被鼓掌声打断。这既是对毛泽东讲话的赞成，也是对革命胜利的期待。

镜头六：毛泽东在瑞金红军家属代表大会上做政治报告

广昌战役失败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形势日益紧张，扩红支前任务极其繁重。巩固后方、坚持生产、维系家庭的重担主要靠老人和妇女承担。值此艰难时刻，瑞金红军家属——红军的父母妻子挺身而出，勇敢地亮出了“要做模范的苏维埃公民”的口号，决心以做好各项工作的实际行动，来解除红军的后顾之忧。他们还向全苏区红军家属挑战，得到中共中央、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以及苏区各地的热烈响应，从而形成了中央苏区的模范红属运动。1934年8月1日开幕的瑞金红军家属代表大会，便是这一运动的动员令。《红色中华》第222期（1934年8月4日），以《瑞金红军家属代表大会开幕志盛》为题，对此进行了报道。

瑞金红军家属代表大会在中央政府大礼堂举行。到会代表250人左右，其中党团员占了大半数，妇女比男子多。中共中央与中革军委代表朱德、中央政府代表瞿秋白，出席会议并先后致辞。之后，瑞金县苏、县委，红军大学及福建代表团、西江代表团代表也相继致辞。在通过大会议事日程及各种章程后，开幕式在激昂而热烈的口号声中结束。

8月2日上午的大会和小组会，讨论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博古写给大会的信。下午由毛泽东做政治报告。《红色中华》在同一篇报道中写道：

像过去所有的报告和演说一样，毛主席的这一次报告也是非常之通俗和有趣的，他用了很浅显的话 （并且杂有土音）说明了目前国民党统治的动摇崩毁，苏维埃红军的巩固与扩大，以及国民党对于帝国主义的更加投降，在帝国主义的更直接的帮助下对苏区红军的五次 “围剿”。此后，他又指出了苏维埃在广大群众拥护下粉碎敌人五次 “围剿”的可能，以及红军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的意义。最后便指出了红军家属在目前这种形势下的任务。他对于瑞金红军家属想做模范的苏维埃公民，做了极大的称赞。他鼓励他们一定要切实地实现他们自己所提来的七个条件，要加入赤少队，要参加生产，要参加苏维埃的工作……他所讲的每一个字都使到会的代表听得清清楚楚，并且引起了所有代表的极大的兴奋，热烈的口号声不断地从代表中间喊出来。当他每次向群众发问时，听众便像雷一样地答复他。当他的报告完了时，鼓掌的声音便响彻了整个的会场。

由此可见，毛泽东那夹杂江西土话土音（客家话）的湖南话，在听惯了的瑞金老表这里，已经不再难懂，反倒有了许多亲切感，这才有了“他所讲的每一个字都使到会的代表听得清清楚楚，并且引起了所有代表的极大的兴奋”的效果。当然，这也取决于毛泽东的报告内容，切合与会代表的所思所愿。他们主动呼应毛泽东的报告，回答毛泽东的发问，以经久热烈的掌声表示拥护并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这些领袖与群众的互动情景，就极其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

1934年8月1日这一天，是第二个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出席瑞金红军家属代表大会的代表，应邀参加了在瑞金大埠桥红场举行的“八一”阅兵典礼。同期的《红色中华》报以《赤色首都“八一”阅兵记》为题，报道了阅兵盛况。其中写道：“阅兵典礼于晓风曙色中开始，中央政府毛主席，军委朱主席、周副主席，博古同志及军委参谋长刘伯承同志，依次乘马入阅兵场，绕场巡视一周。”毛泽东还发表了演说，“深切地指出今年‘八一’大检阅的伟大意义”。

1934年8月1日，《红色中华》报上刊登的 《赤色首都 “八一”阅兵记》一文

除上述“镜头”外，《红色中华》报还给毛泽东留下了一些或大或小、或近或远的“镜头”。

如该报第99期 （1933年8月4日）报道工农剧社举行纪念“八一”晚会的情景时，提到晚会“特别邀请毛主席讲演中国工农红军的历史”。“对于红军的历史，毛主席真所谓是了如指掌。他用着讲故事一般的神气，滔滔恰如瓶泻水似的说下去，使全场同志感到无限的兴趣。他从南昌暴动与秋收暴动说到叶贺南征与伟大的广暴，又说到井冈山的斗争……”

又如该报第221期 （1934年8月1日） 发表的访谈文章称：“本报记者昨日晋谒中央政府毛主席，访问关于目前时局与红军抗日先遣队问题。”毛泽东就此发表谈话，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新进攻下，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极端危急的关头，“苏维埃中央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国民党卖掉半个中国、全国民众望红军北上抗日如大旱望雨的时候，在今年8月1日全世界劳动民众举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大示威的时候，派遣了一个抗日先遣队，这两天已经可以迫近福州，即将经东部各省北上抗日，目的在使全国民众明白红军是全中国内真正抗日的军队”。

文章写到这里，不妨对《红色中华》报里的毛泽东形象做个简要概括：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位高责重，实至名归，在苏区广大干群中享有崇高威望。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革命，殚精竭虑做好每一项自己负责的工作，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为群众谋幸福。他实行并倡导群众路线，思维、语言、作风、行为无不深刻“群众”印记。所以，他得到了苏区人民衷心的爱戴与拥护，他是人民群众难以忘怀的“毛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