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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惠于母校,母校却不能以我为荣

2017-11-07周碧华

文史博览·文史 2017年10期
关键词:二中李老师试卷

1979年秋,伟大的农民父母高瞻远瞩,将我送到津市(湖南常徳的县级市)叔祖父那里,托关系让我进入津市二中读文科班。在父母亲的眼里,我们安乡县农村中学的老师,“腿上的泥巴都没洗干净”,哪有水平教得出大学生呢?

津市在当年有“小南京”之称,是我长到16岁见到的最大的城市,叔祖父特地叮嘱我,城里的女生很漂亮,叫我别分心,要聚精会神读书,才对得起自己含辛茹苦的父母。我哪敢分心,连瞧都不敢瞧女生一眼。乡下孩子本来就很自卑,我只在心里暗暗发誓,要好好读书,让城里同学对我刮目相看。

那时教我的老师,基本上是平反的“右派”,他们只专心上课,很少在讲台上讲与题目无关的事。班主任李元成是语文老师,年近50,头发乱糟糟的,嘴上留一撮小胡子,似乎一年四季穿着蓝色夹衣。我当他的弟子一年,很少见他笑。他对男生与女生的关系监督甚严,似乎男女生关系走近了,就会直接影响高考水平的发挥。有一次,一个男生扭头问后面的女生一个题目,李老师发现了,将黑板刷朝他砸去:“你怎么不问旁边的男同学呀,非得问女同学?!”全班同学吓傻了,下课后才敢取笑那个男生。

期中考试考语文时,我很快将第一张试卷做完了,不料,一阵风将我的第二张试卷吹到另一组的女生座位下,我不敢去拿,就那么傻坐了半小时。那个女生叫洪军,其实她发现了我的试卷吹到了她座位底下,也不敢拿。不知时间过去了多久,她终于鼓足勇气行动了,她一边假装着在做试卷,一边用脚轻轻地扒拉那张试卷,我飞快地瞟了她一眼,她鼻尖上都是汗,一张白里透红的脸胀得更红!讲台前,李老师背着手走来走去,观察着教室里的动静。洪军终于将试卷从她座位下扒拉到了旁边的过道,我趁李老师转身的刹那,飞快地拾起试卷。回想起那一幕,我至今都对那位从未与我说过话的女同学充满了感激之情。

有一天,李老师突然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冷冷地问:“最近怎么样?”

我不知如何回答,绝对一脸懵逼地瞧了瞧他,然后低下头。

他又追回了一句,我才斗胆地问:“李老师,我不知您说的什么意思。”

“不知什么意思?你拿镜子瞧瞧!”他指了指墙上挂的一面镜子。

我就真的面对镜子瞧了瞧,然后又对李老师摇了摇头——因为我实在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那时,连拉尿都在背题目呀!

李老师一脸寒霜,突然走到我面前揉着我的头发说:“你还烫发,心思歪了呀!”

我恍然大悟,原来李老师误会我了,我的头发蓄长后,就自然卷曲了,我哪会动那门子心思,也没有钱嘛。从李老师办公室出来后,我越想越气,放学后就到理发室剃了个小平头。

转眼到了1980年5月,湖南那年的高考生估计超过百万,先进行了一次全省预考,淘汰一半人,而且各县市都分配了指标。这便意味着,预考就等于高考,你若没预考上,连走进高考考场的机会都没有。我的户籍是安乡县安昌乡大中大队,不是津市人,但我当时不晓世事,只顾埋头读书,所以,当李老师把我叫到他办公室时,我一头雾水。

李老师说,根据政策,你应该回安乡去参加预考。我想,我当时的模样肯定是急得快要哭了,不知如何是好。李老师最后嘴里嗫嗫嚅嚅,也不知要表达什么,看得出,他陷入了十分矛盾的境地。

我还是留了下来,在津市参加了全省预考,结果,我名列全津市文科生第二名。宣布成绩的那天,我第一次看到了李老师的笑容。

高考的日子更加近了,我终于知道,我是必須回安乡参加高考的,而且必须联系一所中学插班参加高考。我第一次去邮电局拍电报,听说很贵,字越少越省钱。我在心里打了几次腹稿,最后连“爸妈”这样的称呼都省略了,只写了八个字:联系学校回来高考。

爸妈是农民,这事儿当然落在姐姐肩上了。那时她在公社粮站当临时工,刚学会骑自行车,她想到自己中学的老师在安乡四中教书,便兴冲冲地骑了几十里路去求援,没想到安乡四中拒绝收留我。姐姐于黄昏时赶回粮站,因事没办妥心急,一不小心连人带车滚到水渠里,受了惊吓,害了一场病。

后来还是别人提醒,我父母才想起大队有一个老师叫姜寅发,正是安乡一中的数学把关老师。于是隔了几天,我姐又上县城,姜寅发老师爽快地把事办妥了,这样,我就可以以安乡一中学生的身份参加高考了。

那年夏天澧水发洪水,直到7月3日津市城要关闭城门了,我才依依不舍地离开津市二中。那天,送我上船的正是李老师,从二中到船码头足有3里路,我走在前,李老师走在后,师生一路无言。

要开船了,李老师握住我的手,我看见不苟言笑的李老师眼眶里有泪花,他说:“你虽然不算津市考生了,帮安乡夺走了一个津市指标,但你是我的学生,我希望你考好。”

若干年后我才理解当年预考前李老师找我谈话时的心情,他是多么希望我是津市户口呀,那年若是算上预考人数,全省实录的本科生才百分之一的比例,我们安昌公社最终只考取了我一个本科生。而李老师他认定我一定会考上,他的教学成绩里,本来可以多一个大学生的!

就在我踏上船的那一刻,李老师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一沓信,像个小孩,害羞地对我说:“嘻嘻,这是你的信,一个女孩写的,我帮你代管了一年。”

我木然地接过信件,上了船,回头见李老师有些佝偻的背影正在远去。这时我才端详那些信件,全部都被撕开了,我也没看是谁写的,只觉得受到了一种侮辱,将那一沓信扔到澧水河里了。于是猛然醒悟,难怪李老师见我头发卷曲是“心思歪”了。

来到安乡一中,姜寅发老师把我带到一个班熟悉考场,那个班的班主任笑眯眯地看着我,显然,姜老师向他介绍了我的情况,他似乎有了意外收获。正埋头复习的同学们悄悄瞧了瞧我,他们也不知道为何班上突然来了个插班生。7月7日,我在那间教室里走上了1980年的高考战场,3天时间,我没与任何人交谈过,至今也不知那个班的班号,当然也不认识一个人。

20多年后,我身为记者到安乡县采访,偶然看到一本厚厚的《安乡县一中校史》,翻到最后一页是“补遗”,上面写着:下列同学无法确定班级……几十个名字中就有“周碧华”,心里一时如打翻了五味瓶,不是滋味。

那个特殊的年代,便留下了这样一段特殊的历史,我受惠于津市二中,该校却不能“以我为荣”;安乡一中的高考史上,有我一份小贡献,但我又没有安乡一中的学籍……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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