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其志+董海燕+沈璐

摘要：情绪智力是指个体加工和处理情绪信息、情绪性问题的能力。采用《情绪智力量表EIS》，对高职学生情绪智力在人口学变量上的个体差异性，以及人口学变量在情绪智力上的交互作用进行定量分析，旨在为高职院校情绪智力分类教育提供现实的参考依据。

关键词：高职生；情绪智力；个体差异；交互作用

中图分类号：G44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7836（2017）10-0058-03

情绪作为有价值的数据，时刻伴随在我们身边，并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与工作。一个人情绪好时，山含情，水含笑。一个人情绪不好时，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我们任何人都离不开情绪，可以说情绪是我们“生命的指挥棒”“健康的晴雨表”。情绪智力（EQ）与认知智力（IQ）是智力家族中的一对孪生兄弟。不同的个体感受、理解、控制、运用和表达自己及他人情绪的能力有所不同。相关研究指出，情绪智力是指个体加工和处理情绪信息和情绪性问题的能力[1]。工作生活中，人们不但会用上他们理性的头脑，还会流露出感性的情绪，就连那些我们自己都意识不到的情绪，也会对我们的思考和行为产生影响。研究表明，情绪智力对个体的人际关系、社会适应能力、应对方式、心理健康以及健全人格等方面都有着积极的作用和影响，在帮助个体职业生涯发展上所起的作用比认知智力的作用要大[2]。正如戈尔曼所说，在人的成功的诸多因素里面，智商因素大约占20%，而情绪智力在其他所有因素里占主导作用。本文旨在运用定量研究法，采用《情绪智力量表EIS》对高职学生进行调查，分析他们的情绪智力个体差异性，并探讨人口学变量之间的交互测作用，以期为高职院校“情商”教育提供现实的参考依据。

一、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高职院校学生为研究被试，采用整群随机抽样的方式，以年级为抽样层，班级为基本单位，对600名被试进行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568份，有效回收率为94.7%。

（二）研究工具

情绪智力量表（Emotional Intelligence Scale，EIS）。该量表已得到广泛使用，共有33个项目，包括感知情绪、调节自我情绪、调节他人情绪、运用情绪等4个分量表。已有研究表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3]。

（三）数据收集与分析

采用无记名方式，由专业人员担任主试，要求被试独立完成。测试时间大约15分钟。测试后，将有效数据全部输入计算机，建立数据库，采用Excel2010及SPSS19.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主要运用t检验、方差分析等统计方法。

二、研究结果

（一）高职学生情绪智力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

1.性别差异（结果见表1）

表1显示，男女生在总体情绪智力及感知情绪、调节自我情绪、调节他人情绪、运用情绪4个分量表上差异不显著。

2.是否独生子女差异（结果见表2）

表2显示，是否独生子女在感知情绪上表现出显著差异（p=0.037<0.05），而在总体情绪智力及其他分量表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3.家庭经济状况差异（结果见表3）

表3显示，不同家庭经济状况高职学生除了在调节他人情绪上具有临界显著差异之外，在其他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但是，通过两两比较发现，家庭经济状况良好的高职学生感知情绪能力显著好于家庭经济状况贫困的个体，而在调节他人情绪能力方面则显著好于家庭经济状况优越的个体。

4.父母教养方式差异（结果见表4）

表4显示，不同父母教养方式的高职学生在总体情绪智力、调节自我情绪上具有显著差异。但是，通过两两比较发现，除了调节他人情绪在不同父母教养方式高职学生上没有任何差异外，在其他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差异。

5.年级差异（结果见表5）

表5显示，各年级高职学生在总体情绪智力及分量表上不存在显著差异。但是，通过两两比较发现，三年级学生在调节自我情绪和调节他人情绪上显著高于一年级学生。

6.专业差异（结果见表6）

表6显示，不同专业类型的高职学生在总体情绪智力及分量表上不存在显著差异。通过两两比较发现，文科学生调节自我情绪显著高于体艺类学生。

7.是否担任学生干部差异（结果见表7）

表7显示，是否担任学生干部高职学生在总体情绪智力、调节自我情绪、运用情绪上具有显著差异。

（二）人口学变量在情绪智力及各维度上的交互作用

对被试进行多因素方差分析，并对有交互作用的人口学变量进行统计（结果见表8）。

表8显示，性别与是否独生子女在总体情绪智力以及分量表调节自我情绪、调节他人情绪上的交互作用达到显著水平；家庭经济情况与父母教养方式在总体情绪智力以及分量表调节自我情绪、调节他人情绪上的交互作用达到显著水平；年级与专业在总体情绪智力以及分量表调节自我情绪、调节他人情绪上的交互作用达到显著水平。

三、分析与讨论

（一）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分析

总体而言，高职学生情绪智力在人口学变量上具有个体差异性。在性别、是否是独生子女、不同家庭经济状况、不同年级、不同专业等方面，虽然总体情绪智力无显著差异，但是在感知情緒、调节自我情绪、调节他人情绪、运用情绪4个分量表上却表现出一定的显著差异性。在父母教养方式、是否担任学生干部等变量上高职学生总体情绪智力表现出显著性差异，在具体分量表上也有一定的显著差异性。

在个体因素上，根据研究结果可以推断，不同性别高职学生在情绪智力上只存在着结构性的偏差而不存在整体水平的差异，这与认知智力在有关性别差异研究上所取得的结论相一致。另外，在总体上独生子女情绪智力与非独生子女相比没有显著差异性，但感知情绪能力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这与家庭教养方式不同有一定关系。endprint

在家庭因素上，研究结果表明，家庭经济贫困的高职学生不善于感知自身的情绪变化，而家庭经济条件优越的高职学生则不太注意他人的情绪变化，调节他人情绪的能力较低。这可能与他们的家庭教育内容以及方式不同有很大关系。我们还可以看到，民主型教养方式家庭的学生情绪智力水平最高，放任型教养方式家庭的学生情绪智力水平最低，父母教养方式对个体的调节自我情绪能力发展影响最大。可见父母教养方式是影响个体情绪智力发展的重要因素。

在学校因素上，研究结果显示，情绪智力并非是随着年级的增加而显著增加的，但在一些分量表上具有显著差异性，表明情绪智力随着个体年龄的增长在曲折中发展。本研究还发现，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在总体情绪智力上没有表现出显著差异性，这说明专业背景对情绪智力的影响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值得注意的是，学生干部的情绪智力水平显著高于非学生干部。这说明学生干部经历对提高个体情绪智力具有促进作用，这也提示我们情绪智力是可以通过实践锻炼提高的。

（二）人口学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分析

交互作用结果显示，情绪智力在一些单因素上差异不显著，而在交互作用上却表现出显著差异。在独生子女中男生情绪智力显著高于女生。重男轻女观念在中国根深蒂固，独生子女家庭中的男孩往往承载着更多的期望和要求。在家庭教育高期望高投入的作用下，独生子女家庭男孩的情绪智力水平高于女生也就不难理解。

高年级中不同专业的学生情绪智力水平具有显著差异性，理工科生的情绪智力水平高于文科生，文科生高于体艺生。而在体艺生中二年级学生情绪智力最高。这表明专业教育对学生情绪智力发展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也间接说明在专业教育过程中渗透情绪智力教育具有可能性。

本研究还显示，贫困家庭中溺爱型教养方式对孩子的情绪智力发展具有很大的负面影响，贫困溺爱型家庭的学生情绪智力发展水平最低，这与本文在单因素变量上的分析结论是一致的，这也进一步提醒我们要加大对贫困溺爱型家庭的学生情绪智力发展问题的关注力度。 通过本文分析，说明人口学变量对高职学生情绪智力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同时人口学变量之间具有交互作用。因此，在情绪智力培养中应该对学生进行分类教育、分类指导，以期能够更有效地提高高职学生的情绪智力水平。

参考文献：

[1]许远理，熊承清.大学生情绪智力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效应分析[J].心理研究，2009（4）：77—81.

[2]周树银，王智群.大学生应對方式在情绪智力与心理健康关系中的中介作用[J].中国学校卫生，2013（8）：994—995.

[3]朱其志，董海燕，孙启香.高职学生情绪智力发展现状的实证研究[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4（9）：31—33.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