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鲜兰

马克思主义信仰在我国的确立，经历了现代信仰的萌芽，以及各种信仰的比较、取舍与抉择阶段，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和感召下，最终走向了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探索道路。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面对这一“千年未见之变局”，无数仁人志士积极投身于民族救亡运动之中，“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相继爆发。然而，辛亥革命之后，中华民族旧的价值体系被打破，新的价值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社会一度极其动荡与混乱。在此背景之下，康有为等人提出了将儒学发展为儒教的主张，并先后开展两次“国教运动”。这一做法，遭到了大批进步知识分子的批判，由此引发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关于信仰问题的争论，也开启了中国现代信仰的萌芽。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胡适、陈独秀、鲁迅、李大钊等一些受过新式教育的人才发起了一次次“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思想文化革命运动。胡适既反对将儒学作为宗教为国人所信奉，但又赞同信仰对一个民族所具有的重要意义。1915年，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中发表的《敬告青年》中提出了用科学代替宗教的论断。蔡元培、冯友兰以及梁漱溟等先后提出了自己的主张，纷纷反对将儒学宗教化，但均认同应有一物来代替宗教，解决当时国家社会秩序混乱的问题。不久，在“科学与人生观”的讨论中，信仰的概念彻底从宗教中解放出来。对“孔教会与国教运动”的批判，以及“科学与人生观”大讨论，是国人第一次从信仰的角度来考虑解决社会的实际问题。

在新文化运动的早期，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怀揣对资本主义文明的信仰，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同封建专制思想作斗争，希望通过一场民族启蒙运动，推动在中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国家。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一种极端的形式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矛盾。资本主义文明受到了极大的怀疑，在中国，无论是保守派还是激进派，都有一批人从自己的视角，质疑并批判西方资本主义文明。

面对中国社会发展的风起云涌，面对中国各种社会思潮纷繁复杂，面对资本主义文明各种质疑与批判，一批仁人志士在新文化运动中后期，陷入了深深的信仰危机。中国的未来何去何从？面对这一困局，李大钊、陈独秀等进步分子一方面放弃了资产阶级民主的政治信仰，开始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另一方面，他们继续追寻救国的理想，积极寻找新的救国方向。李大钊发出了“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的呼声。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开启了中国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新时代。

首先，十月革命后中国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和理解。应该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不只始于俄国“十月革命”，而且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多条渠道。但是，自俄国“十月革命”后，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分子就开始在中国进行了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也正是受“十月革命”胜利的鼓舞，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有了更大的吸引力。1918年7月，李大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率先公开歌颂十月革命的胜利，并对十月革命的影响以及中国革命的前景做出了自己的预判，称颂十月革命是影响未来世界文明的大事件，是“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同年11月，他发表了《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两篇文章，向世人宣告“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9年10月11月，李大钊分两期在《新青年》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充分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了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

1919年7月和1920年9月，列宁领导的苏俄政府两次发表宣言，宣告将废除沙皇政府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放弃在中国的特权。苏俄政府这一举措，受到了中国民众的热烈欢迎，也吸引了更多的知识分子去了解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也迎来了新的高潮。《新青年》《每周评论》等一批报刊纷纷发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一些进步社团也如雨后春笋，如北京的“工读互助团”，天津的“觉悟社”等，以及各地建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些报刊和社团的活动，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形成了南北两个中心，向全国扩大辐射影响力。随着传播的不断扩大，中国先进分子对于马克思主义认识的系统性、完整性和深刻性不断增强，特别是结合改造中国社会、寻求救国道路的历史使命，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阶级斗争学说等方面的理解上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其次，十月革命的胜利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发展相结合树立了榜样。近代的中国，一批批进步人士在民族救亡图存的运动中前赴后继。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了更为广泛的探索。一时间，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国家主义、民粹主义、互助主义、新村主义等各种主义、思潮蜂拥而起。另一方面，李大钊与一些新文化运动左翼人士，面对西方列强伪善的本质，纷纷抛弃了用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度挽救中国的方案，继续探寻挽救国家危亡的新路径。而在此时的俄国，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首先取得胜利的理论，领导十月革命取得了成功，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飞跃。列宁领导十月革命的胜利，实践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也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应该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深陷启蒙运动中进退维艰、对西方文明和资本主义制度感到失望的李大钊等中国先进分子带来了新的希望。面对俄国与中国相似的基本国情，他们通过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发现了一条崭新的民族救亡道路。同时，十月革命的胜利，也给长期饱受帝国主义侵略和欺侮而在反抗斗争中屡遭失败的中国人民增强了不断斗争的勇气和必然胜利的信心。总之，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为代表的中国先进分子，在对各种主义反复进行比较后，认识到社会主义才是最先进的主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认识到无产阶级的力量，开始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从而最终选择“走俄国人的路”。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树立了榜样，可以说，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開端，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端。endprint

再次，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中国造就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新文化运动中一批进步人士在民族救亡道路看到了新的希望。从此，一批先进分子通过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以及“与劳工为伍”，相继从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1919年7月，李大钊在《阶级竞争与互助》一文中明确地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民族独立和解放实践活动中的信条。8月，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中深刻分析了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信仰、实现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的愿望。至此，李大钊已初步形成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并彻底与胡适等人在新文化运动的道路上分道扬镳，放弃了学习西方国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梦想，用马克思主义重新诠释民主与科学的精神，走上了共产主义运动的道路。 陈独秀于1919年12月和1920年9月，先后发表了《告北京劳动界》《谈政治》两文，揭示了资产阶级民主的实质，抛弃了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主张，希望用革命的手段建设一个新国家。并积极参加工人活动，由此表明，他已发现了无产阶级，并且站在了无产阶级一边，实现了世界观的重大转变。1918年4月，毛泽东与蔡和森等人在长沙发起组织新民学会。1918年、1919年毛泽东在两次赴京期间，阅读了许多有关十月革命的书籍和马克思主义著作。他主编的《湘江评论》指出，十月革命的胜利“必将普及于全世界”“我们应当起而效仿”。1920年4月，毛泽东到上海，同陈独秀探讨马克思主义以及如何开展湖南的革命活动等问题。习近平同志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纷然杂陈的各种观点和路径中，经过反复比较和鉴别，毛泽东同志毅然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选择了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崇高理想。”

由此可见，从1918年到1920年间，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者，先后完成了自己信仰的转变，并影响了一大批进步人士的信仰转向。毛泽东、蔡和森、恽代英、周恩来、瞿秋白、董必武、李达等一批党的早期领导人，都是在这一时期逐步告别了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确立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信仰。随着中国最早一批马克思主义信仰者的诞生，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也随之于1921年7月诞生，马克思主义信仰也由此在我国真正确立起来！

（作者系湖北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導师）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