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熹文

那是我背井离乡的第一年，家鄉人已经把夏天过腻了，我却一个人在南半球强撑着活过一个寒冬。

我在一个小小的咖啡馆里端盘子，全靠这份工作为下学期的学费攒资本，经常熬夜写作业的虚弱睡眠和高强度的工作让我的记忆力有些吃不消。有一次为客人点餐时，我在点单上把“炒蛋”错写成“煎蛋”，结果把食物端出去时遭到顾客投诉。一直在背后紧盯我的老板娘瞬间暴跳如雷，这让我整个下午的耳边都充斥着责备“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害我损失客人，你知道这是少赚多少钱吗？你拿什么赔给我？”

她的声音是如此尖利，不带丝毫仁慈，我不住地道歉，心里却抗议着“我已经和客人道过歉了啊！”“我每天不是都早来十分钟吗？”“我的手上因为去厨房帮忙还被切伤一道呢！”可这些委屈就被理智紧紧地卡在喉咙里，任何毫无思考就脱口而出的话都能让我马上失去这份工作。她给了我一个“赶快走开”的手势，于是我钻进厨房，背对着她，装作去水池里洗碗，眼泪啪嗒啪嗒掉进满是泡沫的污水。我那因为工作在右手小指切下的刀伤还没来得及痊愈，隐隐的痛令我觉得，全世界都在以最恶劣的方式欺负着我。

那一年我就这样被大大小小的歧视重压着，每走两步就会遇见谁的“瞧不起”。我从不后悔自己一个人出来闯荡的选择，可我憎恶冷冰冰的陌生人。咖啡馆老板娘每一刻都能被触动的暴躁神经，自大的客人一副目中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