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博古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主要分为三个时期：早年中山大学时期、临时中央时期以及遵义会议之后的时期。博古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开始思考马克思主义是否适合中国、苏联的革命道路是否适用于中国的问题；临时中央时期，则将中山大学时期的思考付诸于实践，带领中国共产党走“以城市为中心，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在遵义会议之后，博古才逐渐认识到中国应该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尽管博古对中国革命道路问题的探索是一波三折，但最终他还是形成了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正确认识。

关键字：博古；中国革命道路

博古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上的领导人，曾于1931年9月到1935年1月在党内担总责。他满怀一腔爱国热忱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励志将中国变成社会主义国家，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他从早年便开始思考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尽管在实际的革命斗争中，走了弯路，犯了严重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但是他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值得我们深刻的思考，从中汲取经验教训，更好地认识中国的革命道路。

1 早年中山大学期间博古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

1907年博古在浙江杭州出生，1921年9月他考上江苏省立第二工业学校预科班，开启了他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新生活。

博古进入“二工”之后，受到新思潮的影响，开始关注新文化、新思想。他广泛地阅读《向导》、《中国青年》、《民国日报》、《觉悟》等多种报刊书籍，并向许广圻、许庆圻等进步青年学习了很多进步的革命思想。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博古思考社会不公、国家衰弱的原因，开始探索中国的革命道路。1923年，“博古参加了‘孤星社之后，开始宣传三民主义，”[1]他追随孙中山的脚步，认为中国革命应以“民族、民权、民生”为中心，实现民族独立。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博古继承了孙中山的遗志，传播三民主义思想，他认为中国应通过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设议院，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道路，从而实现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社会公平。这是博古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开端。

1925年9月底，博古被上海大学录取，这是他人生的转折点。上海大学学习期间，在瞿秋白、恽代英、李达等人的影响下，博古慢慢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也开始思考孙中山身先士卒领导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民主革命，为什么最终还是失败了？他反思着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失败的原因。再加上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事实，使博古看到了一个没有压迫、人人幸福的国家，至此，博古认识到了要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国家，就必须学习苏联及马克思主义。博古逐渐由崇尚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思想，转而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在博古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他开启了重新探索适合中国革命道路的新征程，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认识从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道路转变为走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道路。

1926年10月，博古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开启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学习。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博古刻苦學习俄语，以便更好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寻找出一条真正适合中国的革命发展道路。他系统地学习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理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列宁主义基础、中国革命运动史和联共党史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理论。[2]理论学习坚定了博古对共产主义信仰。他坚信马克思主义也适用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同样可以救中国”。

在这四年的学习中，博古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道路之间的关系问题，思考苏联革命道路与中国革命道路的关系问题。但博古的教条主义思想也开始萌芽滋生，为他探索出了一条有教条主义色彩的中国革命道路埋下了伏笔。一方面，他并未将深刻地领会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矛盾论的精髓，即实践是理论的基础，理论应与实践相结合；矛盾具有普遍性与特殊性，两者都寓于矛盾中，所以在革命过程中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另一方面，当时苏联理论界教条主义思想严重，尤以德波林派为代表，博古在被派往红色教授学院学习时，很快接受了“德波林派”的思想，[3]深受教条主义的影响，认为只要学好理论，便能指导实践，只需要把苏联的革命道路照搬照抄地运用于中国革命中就可以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独立。苏联走的是以城市为中心，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中国也应走红军夺取中心城市，最终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这种教条主义思想使博古回国后在没有深入调查、了解中国实际状况的前提下，以本本指导党的革命实践，以致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使中国共产党遭受了巨大损失。

2 临时中央时期博古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

1930年5月，博古抵达上海，后被分配到宣传部门，做宣传工作。同年6月，李立三制定了攻打中心城市的计划，认为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但王明与博古则认为李立三不服从共产国际的指导，走了错误的“左”倾路线，因此极力反对李立三实行的“立三路线”。在反对“立三路线”过程中，他们认为革命的高潮还未到来，因此反对直接进攻城市，此时博古对革命道路的认识还是较为正确的。但他们也过度地批评“立三路线”，慢慢地走向更为极端的“左”倾路线。

1931年12月25日，博古在《民众革命与民众政权的口号》一文中，写到“苏维埃是民众政权的唯一的形式。为民众的苏维埃政权而斗争，不是拉革命向后跑，而是推动革命向前走到胜利的唯一的道路。”[4]由此可见，博古认定了中国革命的道路是走苏维埃的道路，是建立苏维埃政权。但刚刚回国的博古实际的斗争经验较少，也未对中国国情进行调查研究，对国内不断变化的形势了解较少，对中国的国情和革命形势认识也不清晰。尽管如此，博古依然凭借自己的认识主观地对中国的革命形势作出了描述，他在《我们应该怎样拥护红军的胜利》一文中讲到“英勇的中国工农红军在几百万劳苦群众的拥护之下，在所有的战线上，都得到空前的伟大胜利”，“帝国主义医生在‘咬着心脏的毒虫面前惊惶失措”。[5]这是博古对中国的革命形势作过分估计的充分证明，其夸大了工农红军的力量，低估了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实力。endprint

另一方面，博古又受到共产国际的错误领导。1931年8月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在《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中明确“认定中国革命浪潮底新高潮已经到来”，这已成为不可争的事实。[6]在两种因素的影响下，博古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作了报告，指出每一个革命者都“必须以一切的力量来准备迎接这个决定胜负的战争，而取得其胜利，这个胜利将实现一省数省的苏维埃革命首先胜利，并奠定苏维埃革命在全中国胜利的强固基础。”[7]他认为中国的革命形势发展较好，工农红军的队伍不断壮大，进而断定中国已经到了夺取革命胜利的最好时机，因此，在担任总责的过程中，始终动员广大党员同志走城市路线，走进攻路线，在城市取得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夺取政权，实现全中国的胜利。

3 遵义会议后博古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新探索

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被迫长征。博古依然没有认清革命形势，率领红军继续向湘西行进，结果湘江战役失败，红军损失惨重，给博古以血的教训，博古这才听取毛泽东的提议，放弃湘西计划。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召开，取消了博古、李德、周恩来的三人军事小组，并批评了博古的错误军事路线。会上博古也对第五次“反围剿”作了总结，他承认了军事策略上的错误，但仍将主要原因归于外部因素，不承认路线上的错误，未认识到“左”倾路线的错误，也未改变对中国的革命道路的错误认识，尽管如此，他仍服从中央的决定。遵义会议纠正了党内“左”倾路线的错误，使党走上了正确的革命道路。

博古在长征途中，逐渐认同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但他没有认识到路线上的错误，仍认为“在城市取得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夺取政权，实现全中国的胜利”的革命道路是正确的。1935年8月，中央在毛儿盖召开会议，博古在会上发言，表示完全同意毛泽东对夏战役计划的分析。 [8]博古同意毛泽东的军事计划，但却在瓦窑堡会议中表现出了“左”倾思想的倾向，他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与大资产阶级属于同一个阶级范畴，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能否参加抗日表示疑虑。[9]之后，毛泽东则对统一战线理论再次作了论证，使博古受到了很大的震动，慢慢认识到了军事路线上的错误。他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也充分论证了这一事实，他说“在这个会议上，我仍然用‘左倾的观点、教条主义的方法，反对民族统一战线。这是教条主义坚持到最后，也是我的‘左的错误最后的一次。”[10]

在瓦窑堡会议到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博古慢慢开始正确地认识和处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情况之间的关系，并在自己的岗位上执行着中央的正确路线，他经常会说：“教条主义反掉了，更要多读书。过去读书方法不对，不是书会害人。”[11]但对中国革命的道路以及中央政治路线的认识仍未摆脱临时中央时期“城市中心论”的革命道路的思想。1942年春，中央自上而下开展整风运动，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在这次运动中，博古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完全认清了自己对中国革命道路认识的错误。他在1941年5月的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上作检讨发言：“1932年至1935年的错误，我是主要负责的一人。”[12]承认自己犯了路线错误，真正认同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彻底抛弃了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思想，这对博古来说是一次认识上的巨大飞跃，也是博古对中国革命道路探索的巨大飞跃。

整风运动后，博古继续探索中国的革命道路，深化对革命路线的认识，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國代表大会上，对自己的错误作了系统地分析和自我批评，肯定了中央的正确路线。尽管博古对中国革命道路问题的探索一波三折，但最终他还是形成了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正确认识。

参考文献

[1]吴葆朴.李志英，《博古（博古）传》，中共党史出版社，第12页.

[2]吴葆朴.李志英，《博古（博古）传》，中共党史出版社，第65页.

[3]陈夕，《博古的曲折思想历程》，中共党史研究.

[4]吴葆朴.李志英.朱昱鹏，《博古文选·年谱》，当代中国出版社，第64页.

[5]吴葆朴.李志英.朱昱鹏，《博古文选·年谱》，当代中国出版社，第66-68页.

[6]《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387页.

[7]黎辛.朱鸿召，《博古，39岁的辉煌与悲壮》，学林出版社，第89页.

[8]吴葆朴.李志英，《博古（博古）传》，中共党史出版社，第180页.

[9]邹贤敏.秦红，《博古和他的时代》，当代中国出版社，第40页.

[10]博古，《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1945年5月3日.

[11]黎辛.朱鸿召，《博古，39岁的辉煌与悲壮》，学林出版社，第296页.

[12]《胡乔木回忆延安整风》（上），《党的文献》1994年第1期第39-40页.

作者简介

王晓彤（1992-），女，河南灵宝，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15级硕士研究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