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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泽谕吉的亚洲观

2017-11-06王钦

文化纵横 2017年5期
关键词:文明国家

王钦

近年来,中国与日本在地缘政治关系上的紧张态势,加上近年来日本政府对侵华战争罪责的弱化乃至逃避,令两国在思想和情感上距离越来越远,民众间的民族主义情绪愈演愈烈。正因如此,重新梳理自“甲午战争”以来中日交往的思想史意义,应当成为我们思考和展望国际关系和世界格局的一项迫切课题。回顾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展开的现代化历程,思想家福泽谕吉刊行于明治八年(1875年)的《文明论概略》是一个绕不过去的文本。通过重访这一著作,本文试图论述,在日本近代化的历史门槛上,面对携着“文明论”的理论武器来势汹汹的西欧,福泽谕吉如何从“文明论”内部出发,为日本迈向现代国家寻求理论根基。同时,重审这一理论努力,也将为当下思考中国与日本、与亚洲的关系,提供思想史的启发和警示。

日本的“开国”

《文明论概略》是福泽谕吉少有的、系统性地阐释自己思想的论著。该书出版时,日本社会上从“文明史”或“文明论”的思想史角度论述日本思想的著作,并不在少数。[1]从历史后设的眼光来看,这类打着“文明论”旗号的著作,背后的动机都有些可疑;比如,子安宣邦就认为,《文明论概略》的思想脉络,直接通向福泽谕吉日后撰写的《脱亚论》,而两者都要为日后日本帝国主义的扩张埋单。[2]与之相对,丸山真男则坚持把福泽谕吉视作近代日本启蒙思想的代表人物,认为在通常被视作福泽谕吉“对外论”核心表述的“脱亚入欧”中(不过“脱亚入欧”这个词并不是福泽谕吉的用語),“脱亚”仅仅是手段,是福泽谕吉针对当时具体的政治情势所做的议论,而“入欧”则是原则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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