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小锋

摘 要：公务员信用建设既不能过分依靠公务员自律，也不能过分强调源于法律等方面的他律，以公务员信用管理为切入点，筹划并实施公务员征信（Credit Checking）建设是一种优化的现实选择：即由专门机构运用多种手段广泛收集公务员信用信息，经过必要处理后对公务员资信状况进行系统调查与评估，以此提高政府诚信与公务员信用建设多种经济效益与社会价值。本文认为，政府诚信与公务员信用建设也应以此为逻辑起点，其研究宗旨是构建公务员征信基本制度体系，为建立健全公务员征信制度体系奠定基础。

关键词：公务员；征信；制度体系

1 研究目的

公务员征信制度建设是当前我国政府诚信研究领域的新兴理论分支，是公务员信用理论研究的重要管理手段，是加强政府诚信建设与公务员信用建设乃至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当前，“中国正处于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期”，其中在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思想转型三种重要转型过程，不可避免地直接或间接地对社会诚信产生负面影响，滋生多种扰乱社会稳定有序发展的破坏性因子，形成多种障碍阻挡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在许多方面要不同程度地恢复或重构社会诚信，政府诚信起着基础性、决定性、导向性作用，没有良好的政府诚信，就无法建立良好的社会诚信。公务员是构成政府整体的基本要素，是各级政府执掌不同级别行政权力的直接承担者，政府诚信主要通过不同级别和职务的公务员负责守信行为体现，公务员信用建设落实与推进政府诚信建设的核心支柱。公务员离开了言必行，行必果的信用，其言行一致的政府诚信度将受到削弱。正因为如此，公务员信用建设在我国得到高度重视，相关思想教育、制度规范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并在实践取得一定成效。但是，伴随着多种错综复杂的负面因素不断扩散与渗透，挑战公务员行政道德底线的形势依然严峻，有些地方公务员信用流失现象屡禁不止，因公务员不守信用而导致政府信誉下降的问题时有发生。公务员信用危机已成为地方和谐发展的一个主要阻力。因此，寻求缓解或排除公务员信用危机的有效途径迫在眉睫。

2 研究意义

2.1 理论意义

公务员征信作为学术界新兴理论，目前还欠缺对其基本概念、原则及体系的深度探讨。本文从政府诚信理论视角，运用制度变迁原理，借助风险管理策略，从不同侧面阐释公务员征信制度基本体系建设中需要丰富与完善的规律、创新与变革的途径，以及应坚守的基本原则，将有助于扩展地方公务员征信理论研究视野，有助于揭示地方公务员征信组织与管理的内在机理及外在条件，深化地方公务员征信管理机制及其基本原理与方法，有益于拓展地方政府诚信与公务员信用理论研究体系，同时对和谐社会理论发展具有重要增益作用。

2.2 实践意义

公务员征信作为起步阶段的社会实践，政府部门尤其地方政府普遍欠缺对其职能活动规律与要求的全面系统掌握，由此不可避免地在推进公务员征信建设实践中产生多种困惑，导致其实践效果不理想。本文研究不仅有利于地方公务员征信制度建设，为地方公务员征信实践活动提供一定的遵循，而且还可以为地方政府公务员征信建设的实现程度及其存在的差距提供一定的衡量尺度，在提高地方公务员征信制度建设绩效中发挥一定的向导作用。此外，还将有助于鞭策和约束地方公务员珍重个人信用，增强其为维护政府信誉而提高个人信用的自觉性。同时便于地方政府与公共部门及时掌握公务员信用动态，准确评价识别公务员信用品质，从而为公务员管理、公共决策、反腐倡廉建设等领域提供快捷的相关服务和系统参考依据，加快公务员监督管理的标准化、规范化和科学化进程。

3 国内外研究现状

有关公务员征信制度建设理论研究与实践，西方发达国家已拥有上百年的历史经验，但由于政治体制和法治建设等原因，西方发达国家并没有专门研究公务员征信制度体系建设研究体系，而是将公务员征信与普通民众征信合成一体（即个人征信）加以研究，对于公务员征信与普通民众不同之处，由公务员法和其它法律补充，从而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公务员征信制度体系。我国的公务员征信起步较晚，目前尚属于新兴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范畴。基于这些原因，在国内外有关公务员制度建设研究中，系统性成果较少，而分散性成果较多。 尽管如此，本文认为这些成果仍然不乏真知灼见，有许多亮点可为本文研究提供借鉴与启示，具体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3.1 国外公务员征信制度发展模式

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公务员征信大体包含在三种比较成熟的模式中：一是市场化模式。这种模式以美国、英国为代表。征信企业或公司可依法自由经营信用调查和信用管理业务，政府促进信用管理相关立法的出台，强制有关部门及社会有关方面将征信数据以商业化或义务形式贡献出来，向社会开放。二是中央信贷登记模式。这种模式以欧洲大陆一些国家如德国、法国、比利时等国为代表，这是一种以中央银行建立的银行信贷登记为主体的征信管理体系。信贷登记系统的内容包括企业信贷信息和个人消费信贷信息。其特点是信用信息服务机构是中央银行的一个部门，银行依法向信用信息局提供相关信用信息。三是政府经营模式。指由中央政府直接出资组建征信公司，并对其进行直接控制管理。中央政府利用行政权力，强制性地让局部主体把数据贡献出来，迅速组建覆盖全国的信用信息数据库。 这些国家对征信机构均未设定特殊的准入限制，任何公司都可进入该行业，但这并不意味着该行业没有进入壁垒，事实上，该行业的进入壁垒要远高于其他行业，这种壁垒主要表现在获取信息方面。由于许多国家都对信息公开作出规定，所以征信机构对公务员信用采集可以得到支持，如政府部门和公共机构。

3.2 国内公务员征信制度模式选择的分歧

对于我国公务员征信模式的选择，目前学术界争论很大。有人主张采用市场化的征信模式，认为这可以摆脱政府部门的干预，提高征信的独立性、公正性。还有人主张采用政府主管的征信模式，认为我国无论从法制基础方面，还是从社会环境建设方面，公务员征信都不具备市场化条件，对此政府不应放权。目前，我国虽然有一些民间征信公司，只有少数运行状况还比较顺利，但主要集中在上海、北京、广州等发达城市，其业务范围也基本局限于当地，要想形成全国性的征信行业或全国性的征信大公司，来承担公务员征信这项特殊使命，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本文认为，尽管美国、英国等国市场化征信模式比较全面、发达和完善，绩效也很高，但这种模式是经过150多年的竞争、兼并、不断纠错形成的，而且在这个过程中，相关法律制度规划也获得比较厚实的积累，而我国公务员征信建设刚刚起步，存在大量薄弱之处和空白地带，采用市场化征信模式至少在現阶段难以行得通。此外，在我国公务员征信事业最为关键的法律框架至今还未搭建，其征信目标不明，职责不清 ，基础不实，措施乏力 的背景下，采用政府主管的征信模式，存在最大的危害是容易导致权力垄断，降低公务员征信功效，所以这种模式也存在多种难克服的弊病。endprint

3.3 国内公务员征信制度现行模式及现实选择

从我国已有的相关经验来看，大致有以下三种可供参考的模式：一是上海模式。即政府推动、市场运作、先易后难、循序渐进、合作共建。其发展思路是从为银行征信开始，逐渐向社会其他行业和个人开放；以建立公务员信用档案为基础，形成信用调查线索查询、个人信用评估、个人资质证明的梯次化发展布局。二是深圳模式。即由市政府组织推动，人民银行协作，政府有关部门作为会员单位参加，建立深圳市公务员信用征集和个人资信评级体系。政府并不直接投资，而是委托中介公司筹建，按市场化机制运作，提供服务收取费用。三是浙江模式。由政府牵头，人民银行和政府有关部门参加，组成社会信用建设领导小组，财政投资组建社会信用服务中介机构，具体构建公务员个人的信用信息的联合征集体系。信用信息中介机构通过市场化运作机制实现各成员单位之间的信用信息的互联、互通和互用。政府协调相关部门按信用信息征集的内容，定期将信用信息数据通过信用信息中介机构形成公共信息数据库，信用信息服务中介机构主要向成员单位提供信用信息咨询服务。

4 结语

本文认为，征信建设主要借鉴浙江模式为宜，即市政府发挥协调引导作用，从市政府直属各部门及各基层公务员信用数据征集入手，建立市政府直属各部门及各基层公务员信用数据库基础上，建立由市政府为主导，面向全市公务员信用信息管理与咨询服务的征信机构，以及建立公务员征信基本制度体系。之所以选择借鉴浙江模式而不是上海模式或深圳模式，其原因在于，地方民间征信行业远不如上海、深圳发达，迄今还没有民间征信公司，按照上海模式发展公务员征信事业是不现实的。公务员征信制度模式选择，从长远考虑，应借鉴国外相关经验，采用市场化运作模式，并以此设置其长期发展目标；立足当前实际，应当采取以政府为主导与市场化运作相结合的过渡模式，并以此设置其近期发展目标。随着公务员征信制度建设不断取得进展，公务员征信行业市场逐渐成熟，政府的主导作用渐次淡出，促进征信机构的独立性逐步强化，最终形成市场化的公务员征信制度建设格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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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韦小鋒（1984-），男，广东省云浮市人，硕士研究生，郁南县大方镇人民政府，软件设计师，研究方向：公共管理。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