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洋

摘 要：随着“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和施行，我国的各行各业都受到广泛的影响，新闻业及新闻学也不例外。“一带一路”是基于历史视野提出的，对于重新审视中国新闻业及新闻学，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无论是从内部的角度还是从外部的角度，中国新闻业和新闻学都值得重新研究。本文对“一带一路”视野下的中国新闻业进行分析，并就“一带一路”视野下的新闻学进行探讨。

关键词：“一带一路”；中国新闻业；新闻学

无论是新闻业还是新闻学，在我国社会的发展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人们所了解的信息来源于新闻，新闻业和新闻学的发展，关系着新闻信息的质量，而人是社会生产中的主力，人们所了解的信息决定着其行为，间接的影响着新闻的内容，影响着新闻业和新闻学。

1 “一带一路”视野下的中国新闻业

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的新闻业随着社会的转型而发生巨大的变化。中国新闻业开始引入西方的新闻理念，逐渐走向市场化和资本化。这个时期的中国新闻业，主要是以中产阶级的兴趣、需求为主。在最近几十年的中国新闻业发展中，东部主要发展市场新闻，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新闻内容中，有关边疆和乡村的内容已经逐渐减少，并体现出淡出新闻行业的趋势。这种局面的出现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积极的一面表现在能够增强新闻业的独立性，不再受到政治的控制；而消极一面则是新闻的内容缺乏全面性，没有考虑到不同受众对新闻信息的需求。

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能够有效的弱化政治对新闻业的发展，使新闻业的发展更具活力。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西方的启蒙主义、新启蒙思潮对中国新闻业的影响是深远的。从中国新闻业的角度来看，市场化改革具有解放意义，且理论基础新闻专业主义也具有解放意义。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中，中国社会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些新的自由主义思想逐渐得到中国社会的认可，使得人们开始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中国社会的变化。比如，私有化思想、全球化思想、市场化思想、自由化思想等，这些思想影响着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自然也影响着中国新闻业。从整体上看，政治已不再是中国社会的主要压迫力量，而是各类力量的综合作用。新启蒙主义和自由主义等思潮，已经不能全面的分析中国社会问题，在改革开放进程中，这些思潮反而会阻碍既得利益的发展。比如，私有化是近年来比较提倡的口号，虽然口号喊得比较响亮，看似非常光明，但却可能在意识形态上成为既得利益集团将非法所得合法化的“烟雾弹”。而私有化在既得利益集团的推崇下，使得其严重阻碍着中国社会的深化改革，并成为公共利益维护中的不利因素。

从中国新闻业的角度来看，在长时间的市场改革中暴露出许多问题。比如，在传统的新闻业中，“人民”是一个政治性很强的概念，而在“一带一路”的影响下，互联网得到进一步的發展，“受众”、“网民”已经取代“人民”。而在都市新闻业的消费群体中，消费能力比较强的群体成为其目标受众。同时，新闻业将消费能力比较差的群体排除在外，使其成为“人民”的主体。又如，从东部沿海的新闻业发展来看，资本逐利的途径便是新闻自由、新闻专业。而新闻业所维护的公共利益，提倡的传播民主化，却受到资本的打压。而在这个过程中，市场化与社会主义内在价值不一致，两者在本质上是相互矛盾的。

“一带一路”是一种全新的秩序观，也是一种新的世界观，其对新闻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一带一路”要求新闻业要重新审视新闻传播的布局，不能只考虑沿海、城市等的发展，还要重视乡村和边疆地区的发展。“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要求新闻业要对市场化都市新闻业进行反思，不能将眼光局限于东部地区，而要面向全中国。新闻业在范围上的调整，不仅是中国政治发展的需要，也是一时形态安全的需要，更是确定文化领导权的重要影响因素。

2 “一带一路”视野下的中国新闻学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海洋中心论并没有长时间主导中国人的思维，而只是在近代才表现出其主导作用。在19世纪末，左宗棠、李鸿章等提出塞防观、海防观，并就两种观点进行论战，但却没有分出胜负。而此前西方列强曾通过海路对中国造成威胁，龚自珍在此时仍然坚持发展亚洲内陆。海洋中心论无疑是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而出现的，其西方中心主义色彩非常鲜明。从全世界的范围来看，西方占据优势的时间前后有500年，而在此之前的历史发展中，中国的却长期处于领先地位。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发展速度明显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成为我国社会的特色发展之路，使得长期由资本主义现代性所主导的全球体系，可能寻求到另一条发展道路。“一带一路”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世界观，是对西方中心主义的超越。

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中国新闻学的研究也应该摆脱“殖民地心态”，要以审慎的态度去看待美国的新闻模式，并合理的引进其新闻理念和学术研究体质，不能一味的跟风。在对中国新闻学进行研究时，应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体质，并结合中国历史和现阶段的发展状况，将中国新闻学的研究建立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比如，我国的革命新闻业在30多年的研究中，一直没有脱离西方现代性的框架，所以在对其进行评价时，评价的内容基本都比较负面和消极。其中，毕竟明显的就是，在对“十七年”、“前三十年”的新闻业进行评价时，往往免不了“政治对新闻的专制”、“历史的倒退”这样的字眼。但是，如果摆脱西方启蒙主义、庸俗人到主义等思想的束缚，并从中国实践和语境的角度出发，可以发现“前三十年”的新闻业在具有深刻的借方意义。例如，其中的群众路线、“去中心化”等，在反思新闻业当前的困境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一些人文社科研究者比较倾向于对中国革命的研究，这些研究者认为西方现代化已经成为过去时，世界历史的发展，应该突破资本主义现代化。而从历史发展来看，中国革命是超越西方现代性的重要途径，并且中国革命所取得的成就，令全世界瞩目。比如，思想界普遍认为当前最突出的政治危机是政党政治，而中国的“60年代”是重建政党代表性的重要途径。这是因为，“60年代”中包含着“后政党政治”因素，能够超越现代官僚制和科层制。而在对中国革命的实践过程中，群众路线和理论辩论都是非常宝贵的历史经验，这些经验对于当前政党的重新政治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由此可见，在学术研究中，中国革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中国新闻学却很少关注中国革命，也很少有学者将目光放在新闻学的研究上，所以中国新闻学对于中国革命的研究成果非常少。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中国新闻业的发展及新闻学的研究中，不仅要具备历史视野，还要具备总体把握的能力。“一带一路”是一种全新的世界观，也是一种全新的世界观，在“一带一路”战略思想的指导下，中国新闻业和新闻学都应该有所突破，不能局限于束缚人心的框架中，要从新的视野去研究有关新闻的理论问题，并对其进行实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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