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长征

【摘要】 在当前全球政治中，最具重要意义的无疑是中、美、俄三国之间的关系，而这三国之间的协作与纷争无疑会对全球政治的走势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在三个国家间的关系中，美俄关系由于长期以来积累的各种矛盾一直处于冷淡状态，而中俄两国则紧密接近。中美关系在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之后基本上延续了稳定的态势，甚至在某些方面两国关系有了更深入的发展。但是当前世界仍旧面临着诸多的不确定因素，主要包括全球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难民问题、民粹主义思潮的兴起和逆全球化浪潮的暗流涌动等，这些因素也为大国关系的走向增添了不确定性。俄罗斯由于受制于自身力量的局限性，尽管在同西方国家的关系中仍然采取强硬的姿态，但是难以在推动全球化方面有所作为。特朗普治下的美国采取了诸多逆全球化的政策，美国正在逐渐成为一个坚信自我利益高于一切的国家。相比之下，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化的最为强有力的推动者和全球治理的主要维护者， 所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回应。

【关键词】中美关系 中俄关系 修昔底德陷阱 新型大国关系 “一带一路”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7.19.003

在当前的全球政治经济关系中，最重要的大国间关系无疑是中国、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三个国家可以被称之为“大国”。按照马丁·怀特（Martin Wight）的定义，世界政治中的大国是指具有普遍利益的国家，也就是说这些大国需要具有同国际体系自身一样广泛的利益，而这在当今则意味着世界范围的利益。①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是大国首先要看其综合国力，因为只有具有强大的综合国力的国家才可能在国际体系中拥有广泛的利益。对于综合国力的衡量标准，不同的学者之间也存在着争论，但是总体上看这一概念应当包含一个国家的领土、人口、自然资源、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军事实力等物质性因素，同时还包括一个国家的社会发展水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国内政治稳定性、国家所处的外部环境以及国家对国际社会的贡献等非物质性因素。从较为容易比较与衡量的物质性因素方面来看，中美俄三国在领土、人口和自然资源禀赋三个方面都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在经济实力方面，按照汇率计算，2015年美国和中国是当今世界第一、二大经济体，而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为1.36万亿美元，排名世界第12位。②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来计算，2015年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则为3.68万亿美元，排名世界第6位。③尽管经济实力相比中美两国有较大的差距，但是俄罗斯仍然具有较强的军事实力。按照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俄罗斯2016年的军费开支仍然高达703亿美元，排名世界第3位。④另外，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10年发布的一份报告，2009年俄罗斯所拥有的核弹头、坦克等数量居于世界首位，战斗机数量居世界第2位，各类舰艇数量居世界第3位。⑤因此，尽管不可否认冷战结束后俄罗斯的综合国力受到了较大的削弱，已经无法同苏联时期相比，但是时至今日俄罗斯仍然可以被称为一个大国，是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国家。

另一方面，大国又不是一个纯粹客观的事物，而是包括了认知和观念的因素。托马斯·沃尔杰（Thomas Volgy）等人指出，成为大国的一个主要条件就是被其他大国的政策制定者赋予一个特殊的地位。⑥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也指出，大国意味着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和人民赋予大国某些特殊的权利与义务，或者是大国的领导人和人民认为本国具有这样的权利与义务。⑦因此，大国不仅仅需要具备一定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同时也需要得到其他国家的承认，因而也是一个社会性的概念。其他国家的承认意味着大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一般国家所不具备的特殊的地位与作用，同时也赋予大国具有维护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的稳定的特殊责任。如果将大国看作是国家在国际社会当中被赋予的一种地位，那么被赋予这一地位的国家就不仅仅需要具备强大的物质能力，而且也要愿意承担同这一地位相联系的一系列责任。⑧事实上，大国关系的走向对于整个世界政治的发展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此，维护大国彼此间关系的稳定本身就是大国责任的一种体现。这是因为大国关系的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整个国际体系的稳定，而这种稳定性则是这一体系的所有成员都可以从中受益的公共物品。不可否认中国、美国和俄罗斯三国具有维护国际体系稳定的特殊责任，然而，在现实中这三个国家之间的关系仍然是极为复杂的，也存在着很多不确定性。

国际权力体系变迁与中美俄关系

在很多现实主义理论家看来，权力转移是国际关系的历史中不断而循环往复发生的主题。⑨冷战的结束是一次大国间权力的再分配过程，它使俄罗斯丧失了同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同时使得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进入21世纪之后，国家间的权力分配再次出现了转移，其主要标志就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的整体性崛起，而中国无疑是在这个群体当中表现得最为突出的国家。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凸显了美国等西方大国地位的下降，西方大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无能为力使得这些大国和以这些大国为主导的全球治理机制在维护全球秩序和为全球提供公共物品方面的能力备受质疑。与此同時，G20和金砖国家组织等更多代表了新兴大国利益的机制在世界政治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得以凸显出来，而中国实力的迅速增长以及对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积极倡导也使其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另一方面，西亚北非的局势动荡、金融危机余波的影响、利比亚危机、乌克兰危机、难民危机等一系列问题说明当前的全球治理机制仍然远远不尽如人意，各国特别是各个大国之间仍然需要加强协调以推动维护全球和平稳定和促进全球经济发展这一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在这一过程中，大国无疑被赋予了特殊的地位和责任，而作为当今世界上的主要三个大国，中美俄之间在这种权力变迁的时代背景下也需要进一步加强协调，管控彼此间的分歧，以维护全球秩序并推动全球治理的有效开展。endprint

事实上，美国同俄罗斯以及其前身苏联之间的关系始终是充满了纷争的。冷战时期，作为全世界仅有的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在经济、军事、政治、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都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古巴导弹危机一度将两国带到了核战争的边缘。但除去在第三世界国家进行的“代理人战争”之外，美苏两国并没有兵戎相见。导致美苏两国在冷战期间维持了长时间和平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任何一方都无法承受核战争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但双方在几乎所有领域之内的尖锐对立又导致两国无法真正建立起合作关系。美国的目标是创造一个能够增进美国利益的世界秩序，这个秩序要能够保证美国的财富和权势可以得到不断的增长，同时美国人所珍视的价值观也会扩散到世界各地。⑩苏联的战略目标则同美国完全对立，并且希望以意识形态为基础构筑起同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相抗衡的国家集团。在美国提出马歇尔计划之后的1947年，来自苏联、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等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在波兰召开会议，宣布建立共产党情报局。在社会主义阵营看来，马歇尔计划不过是美帝国主义的一项阴谋，其目标是使欧洲国家从属于华尔街暴政，而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则是要挫败这一阴谋。?除了在欧洲，从亚洲、非洲乃至到美国的“后院”拉丁美洲，美国和苏联之间都展开了一系列的竞争，而美苏对抗也构成了冷战时期国际关系的主题。

冷战结束后，苏联的主要继承者俄罗斯的综合国力已经大不如前，但是仍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大国之一。在苏联解体初期，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曾经一度奉行倒向西方的政策，在此期間美俄领导人进行了多次会晤，并且强调相互都不把对方视为潜在的敌人，共同致力于民主和经济自由，而俄罗斯也采用了西方国家所开出的“休克疗法”来进行经济改革。然而，休克疗法的失败和西方国家就车臣等问题对俄罗斯的指责很快就使得美俄之间的“蜜月期”走向终结，在此之后美国和俄罗斯都不再认为对方是可信的伙伴。对于俄罗斯而言，摆脱对美国的“一边倒”正是其恢复大国地位的必要举动。这就正如一位俄罗斯专家所指出的，“美俄两国结束了蜜月期而进入对立时代的现实，正好表明俄罗斯已经成长为能够坚持自己意志的国家了”。?

进入21世纪之后，紧张与矛盾仍然是美俄关系的主旋律。无论是世纪初因“颜色革命”引发的俄罗斯同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紧张，还是2008年俄罗斯和格鲁吉亚之间因争夺对南奥塞梯地区控制权而爆发军事冲突，乃至2014年俄罗斯干预乌克兰危机而引发西方国家的集体制裁，俄罗斯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始终充满了火药味。特别是2012年普京再度当选俄罗斯总统之后，俄罗斯同西方国家之间对抗性的一面明显增强，甚至出现了关于俄罗斯与美国之间或许会再现“新冷战”的观点。2013年，俄罗斯不顾美国的外交抗议给予“棱镜门”的爆料人爱德华·斯诺登临时庇护权，引发了美国的强烈不满。2014年因乌克兰危机所引发的西方国家对于俄罗斯的制裁则给俄罗斯的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打击，同时也使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下降至冷战结束以来的最低点。2014年以来国际油价出现了断崖式的下跌，对经济高度依赖于石油的俄罗斯而言无疑是极大的打击，造成国际油价下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背后也显现出欧美国家操纵油价以打击俄罗斯的影子。在面对欧美国家联合一致的制裁时，俄罗斯也难以拿出有效的反击手段。迫于缺乏其他的外交政策工具，俄罗斯只能基于自身的军事实力诉诸个体利益导向鲜明的强硬外交。然而，这种“以强硬对强硬”的外交手段并不能有效缓解俄罗斯所面临的地缘政治困局，相反可能会导致俄罗斯在更多领域当中的利益受损。?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并没有消除美俄两国之间的战略互疑，相反两国都对对方心存根深蒂固的猜忌感。尽管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并不具备同美国进行全面抗衡的实力，但两国在地缘政治领域的矛盾并没有得到丝毫的缓解，俄罗斯也仍旧以一种强硬的姿态来应对美国的挑战。

相比之下，尽管在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之后，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中美两国之间的各个领域当中的矛盾和竞争有所增加，但是两国关系总体上保持了稳定的态势。十八大之后，中国在对美关系方面提出了一些新的战略，而中美两国元首也进行了多次会晤。在对美关系方面，中国倡导建立一种“新型大国关系”，其核心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信任，合作共赢”。对于这一提议，美国方面也存在着一些异议，这主要体现在两国对于“相互尊重”的不同理解。在中国方面看来，“相互尊重”意味着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以实现求同存异，包容互鉴，共同进步。?在美国看来，这种“相互尊重”就同美国长期以来所坚持的推进民主和普遍人权的政策构成了冲突。中国所要求的相互“尊重主权”对美国构成了如下挑战：如何处理美国根据“与台湾关系法”对台湾所做出的承诺，以及如何处理美国对其盟国日本和菲律宾所做出的安全承诺等。?因此，美国对于中国所倡导的新兴大国关系没有并全盘接受。

关于中美关系的发展走向，在美国内部也有不同的争论。例如，有些学者认为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在对外关系中表现得越来越“霸道”和“独断专行”，甚至有声音认为这种“独断专行”代表了中国外交政策的一种根本性的转向，即从以往的以维持现状为主转向了挑战美国在亚太地区乃至在全世界的领导地位。?另一种声音则认为由于中美两国之间缺乏战略互信，也就是说彼此之间都不能确定对方的战略意图，所以两国关系仍然充满了权力竞争的内容。在持这种观点的学者看来，尽管中美之间希望建立一种长期的伙伴关系，但是由于彼此之间缺乏对于对方的信任，因而两国间爆发冲突的潜在可能性正在上升。?

从悲观的角度来说，大国彼此之间是很难确定对方当前的意图的，同时它们更加难以明确对方在未来的意图。一方面，诸如中美这样的大国无法从对方的国内政治和对外行为中得出可靠的关于其意图的证据；另一方面，国家的意图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随着外部环境的发展而不断改变，从而使大国之间更加难以确定对方在未来的意图。?

在关于中美关系的争论当中，最主要的方面就是关于两国关系是否可以跨越“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的争论。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是指当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同一个既有的霸主进行竞争时所产生的危险形势。西方学者从历史中得出的结论在于，对于守成大国的挑战大多是以失败而告终的，正如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和20世纪时的德国的结局一样。?如果按照这种逻辑来思考中美关系，无疑会得出悲观的结论，因为这一隐喻将中美关系中冲突性的一面放大，或者是只看到了两国关系中的负面内容。按照这种隐喻的映射，“冲突”“恐惧”“对抗”和“挑战秩序”等无疑是两国关系中的关键词，而这种隐喻反过来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重构两国关系的现实。?它使中美两国关系中友好和合作的一面成为盲区，而冲突和纷争则成为两国关系的主流。endprint

但是过于频繁地引用“修昔底德陷阱”则有可能将中美关系推向对立，从而使这一隐喻成为一个自我证实的预言。当前的一个普遍问题在于将这一概念的内涵扩大化，从而使其涵盖了国家间所有的竞争和冲突。这导致的一个后果就是将中美之间所发生的任何竞争都称之为“修昔底德陷阱”，从而对中美关系得出悲观的预期。事实上，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的国家利益范围必然会扩大，从而出现马丁·怀特所说的“世界范围的利益”。例如随着中国对石油等自然资源的需求日益增多，中国需要扩大原油进口的来源，因而中东等世界原油主要出产地区的局势自然会影响到中国的利益。再如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的加快和中国对外投资的日益增加，各国和各地区的和平、稳定乃至国内政治局势都会影响到中国企业在该地区的利益，影响到中国投资的安全。这是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长而产生的正常现象，尽管有可能在某些领域同美国等大国的利益有所冲突，但是也可以通过协调和合作来解决，而不必然导致悲观的结果。不可否认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特别是随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出台，中美两国关系中地缘政治竞争的一面有所增强，两国在亚太地区的摩擦让人担心爆发冲突，甚至出现了“中美关系已经到达临界点”的声音。但两国总体上都保持了克制的态度，有效管控了分歧，并没有让具体问题领域当中的冲突影响两国的总体关系。约翰·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指出，当前国际体系中的权力转移是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来实现的。这是因为崛起中的中国所面对的国际秩序不同于历史上其他崛起中的大國所面对的秩序，当前的秩序是开放的、一体化的和以规则为基础的，是一种易于加入其中但是难以颠覆的秩序，而这一秩序的核心则是美国的领导地位。作为西方学者，伊肯伯里的观点有“粉饰”美国霸权的倾向，但是他指出当前的国际秩序总体上是良性的这一点则是正确的。在这种秩序中，大国间权力的和平转移是可以实现的。

同中美关系相比，中俄关系在冷战结束后保持了稳定发展的态势，两国之间的战略互信不断增强。同时，两国在维护地区局势稳定、推动全球化深入发展以及促进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等诸多方面存在着共同的利益。2001年中俄两国签署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在冷战后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度。当前，中俄两国在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组织和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等诸多机制中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俄罗斯也对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2015年，中俄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了《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联合声明》，强调两国将在尊重主权与领土完整、维护《联合作宪章》、尊重文化差异和文明多样性的基础上在贸易、投资、气候变化、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网络空间安全等领域开展合作，并继续在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组织、G20、中俄印合作框架、中俄蒙合作框架等机制中开展协调与合作，同时俄罗斯也高度评价了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双方表示将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欧亚经济联盟的框架内寻找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契合点。

中俄两国是邻国，双边关系的稳定对于彼此而言都具有重大意义。历史已经证明，中俄两国之间的对抗不仅给双方造成了巨大的安全压力，也影响了两国各方面关系的正常发展。当前，中俄两国之间已经建成了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一关系的全面性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两国关系涵盖了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教育、旅游和人文合作等各个方面，两国之间的教育与合作可以说是“遍地开花”，呈现出全方位合作的态势。第二，中俄两国关系在官方和民间两个层次上保持了密切联系，并且相互促进。在官方层面，中俄两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每年都会进行多次定期或不定期的会面，同时两国间还拥有中俄执政党对话机制等多个双边对话机制。在民间层面，中俄两国的留学生交流、游客往来等也推动了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第三，除去中央政府层面的交流，中俄两国之间在地方层面上的交流也越来越密切。中俄两国的很多城市都相互结为友好城市，中国长江中上游流域与俄罗斯伏尔加河流域也在开展紧密的合作。需要指出的一点在于，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既不是同盟关系，也不是类似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苏关系那样的兄弟国家间关系，而是一种全新的伙伴关系，是建立在相互尊重对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相互承认对方核心利益基础之上的关系。

中美俄关系的前景展望

进入2016年以来，世界政治发生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重大变化，其中最突出的无疑是唐纳德·特朗普出乎大多数人的预料当选为美国总统，以及英国同样出乎大多数人的预料通过公投决定“脱欧”。这些变化背后隐含的是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问题，即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已经随着近年来的经济和社会危机而在欧美国家广泛兴起。作为一种思潮，民粹主义的核心在于“信仰人民”，但是这种“人民观”不同于政治学从“公民”“民族”或“族群”的角度来定义的人民，而是将“人民”视为同质的、善良的，具有共同的身份和认同。这就导致民粹主义从根本上否定多元文化，特别是在族群问题上极易同右翼保守主义成为同盟。特朗普在竞选总统时正是充分运用了选民的民粹主义情绪，并且也经常把“人民”一词挂在嘴边。因此，也就不难理解特朗普在执政后所采取的一些极具争议性的举动，如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推行“禁穆令”以及宣布美国退出旨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巴黎协定》等。

无疑，特朗普所采取的各项政策同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相违背，同时也为全球治理增添了更多的变数，而大国关系也不可能不受这种变数的影响。就中美关系而言，这种变数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战略会不可避免地导致美国承担全球责任的减少，而这对于世界而言并不必然是一件好事情。历史表明，在很多情况下全球政治经济中需要存在着一个“稳定者”，这个稳定者通过为各国产品提供开放的市场以及推动资本的自由流动等方式提供了全球政治经济稳定的公共物品，而这正是二战结束后的大多数时期里美国所做的事情。不可否认的一点在于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中国总体上是美国所维持的开放的、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受益者，而美国如果减少其维护全球政治经济稳定的责任甚至是表现出逆全球化的倾向，中国也将会受到冲击。这一方面有可能造成全球经济动荡（如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那样）从而直接损害中国的利益，另一方面也可能迫使中国承担更多的原本由美国所承担的国际责任，比如为全球经济稳定、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甚至是解决地区冲突和难民问题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物品。经济全球化总体上有利于中国的发展，因而中国也是当今世界上最为积极的全球化推动者之一。这就正如中国多次在国际场合所强调的那样，当前世界上面临的各种问题——无论是全球金融危机还是战乱或难民——并不是经济全球化所造成的，导致这些问题的罪魁祸首是战乱、动荡、金融资本的过度贪婪和金融监管的缺失，因此，对于经济全球化不应当反对，而是要适应和引导。endprint

二是特朗普政府的某些政策会直接引发中美之间关系的紧张，这里最明显的一点就是贸易摩擦。作为当前全球第一、二大经济体，中美两国在经济上已经高度融合，两国间的贸易摩擦中不会有赢家。但出于各种原因，在中国加入WTO以来，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日益增多。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有可能进一步加剧两国间的贸易纠纷，而这也是中國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2017年4月，两国启动了“中美经济百日计划”，并且在农产品贸易、金融服务、投资和能源等领域取得了十余项成果，为特朗普政府时期的中美经贸关系创造了一个好的开端。但由于特朗普奉行美国利益至上的政策，未来中美两国间的贸易摩擦仍然有可能会增加。另一个例子则是特朗普政府在朝核问题上的态度，而这一问题直接影响到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总体上对朝鲜奉行“战略忍耐”的政策。但由于朝鲜不断进行核试验冲击美国的底线，也由于特朗普政府对朝鲜的敌视态度，美国对朝鲜采取了更为强硬的措施。特朗普政府不仅公开宣布“战略忍耐”已经失败，而且也表示会使用军事手段来解决朝核问题，从而导致半岛局势走到了战争的边缘，也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压力。由于中国的积极斡旋，半岛局势在经过了一段紧张时期之后有所缓和，但是朝鲜和美国对于对方根深蒂固的敌意则没有丝毫的缓解。朝核问题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问题，也同半岛的其他问题交织在一起，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解决，而美国在未来仍然有可能会使用强硬手段来应对这一问题。因此，朝核问题也是中美未来潜在的冲突点。

同时，美国对于“一带一路”的态度仍不明确。对于“一带一路”，美国的担心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担心无法从中获利；二是担心中国借此扶植美国的对手，如伊朗和俄罗斯；三是担心中国借“一带一路”确立在欧亚大陆的主导地位。事实上，“一带一路”的推行同样有利于美国的利益，因为它旨在推动各国乃至大洲间的互联互通，这一方面可以缓解阿富汗等地的局势，加强中美两国在地区安全问题上的合作，另一方面也可以抵消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而这两点是美国所乐见的。因此，美国并没有明确表态反对“一带一路”，而是采取了一种观望的姿态。对于中国而言，一个需要正视的现实则是基于美国强大的实力、遍布全球的利益和特殊的地缘政治地位，绕开美国或美国主导的现有国际制度推行“一带一路”是不现实的。因此，中国强调“一带一路”不是另起炉灶、推倒重来，而是实现战略对接、优势互补。事实上，中美两国围绕着“一带一路”在促进全球经济均衡增长、实现全球化平衡发展和推动地区互联互通等方面拥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而自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国内对于参与“一带一路”的呼声也在增强。这就要求中美两国围绕“一带一路”加强政策协调，以促进双边乃至各国共同利益。

尽管在竞选期间就被很多人贴上了“亲俄”的标签，甚至传言俄罗斯通过干预美国总统大选以帮助特朗普当选，但是美俄关系在特朗普执政之后并无实质性的改善。一方面，美俄关系因为2014年乌克兰危机所引发的西方国家对俄制裁而已经降至冰点，因此也难以进一步恶化，另一方面，两国关系也并未如很多人预期的那样在特朗普当政后有所改善。相较于中美关系，美俄关系中地缘政治冲突的一面更加突出，同时两国之间的贸易量较小，经济相互依赖程度较低。在美俄关系中，经贸关系始终是一个短板，而双边关系由于缺少经贸领域的支撑也就少了一个重要的“压舱石”，因此也就不难理解美国可以更加大胆地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而不必担心俄方的反制措施。俄罗斯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无论在北约东扩、叙利亚问题还是乌克兰问题上都存在着尖锐的对立，因此，难以预期两国之间的关系会随着政府的变更而出现根本性的好转。

中俄关系在进入2017年之后则继续保持稳定发展的势头。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了2017年5月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并对本次会议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赞这是“独一无二”的国际会议，开启了欧亚大陆和其他区域相互合作的新阶段。当前中俄两国已经就“一带一路”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达成共识，同时两国也在能源、投资和财政金融等领域开展了广泛的合作。作为亚太地区重要的大国和中国最大的邻国，俄罗斯是“一带一路”的重要支点国家，其态度对于“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特别是对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及其核心区建设而言，由于苏联时期形成的俄罗斯同独联体国家之间在政治、经济、外交、安全、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的紧密联系，其态度直接影响到独联体国家对于“一带一路”的态度。同时，由于历史上形成的俄罗斯和印度之间的紧密关系，以及俄印两国当前在政治、经济和军工等领域的密切联系，俄罗斯也可以影响到印度对“一带一路”的态度，而这对于构筑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尤其重要。当然，中俄保持良好关系的前提是中国不会在中亚等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地区对俄构成挑战，而中国强调“一带一路”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也是出于这种考虑。由于历史上的纠纷，俄罗斯对于日益强大的中国始终抱有一种疑虑的情绪，其国内精英也为高度依赖中国而深感焦虑，在俄罗斯国内“中国威胁论”乃至“黄祸”说也有很大的市场，俄罗斯从官方到民间也对中国在俄远东地区活动的增加感到忧虑。同时，出于平衡中国影响力的考虑，俄罗斯在台海和钓鱼岛等事关中国重大关切的问题上也持保留态度，并且有意向同中国有领土争端的印度提供先进武器。因此，尽管当前中俄关系总体向好，但是这些潜在的问题也需要引起中国的关注。

结论

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对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做出了一些同其前任不同的表态，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承认“相互尊重”是中美关系中的重要方面，而这是其前任所没有做到的。2017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进行了会晤。习近平对发展中美关系做了三点表态：一是要把握好两国关系发展的大方向，认识到合作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二是积极开展务实合作，追求双赢和多赢的局面，既造福两国，又惠及世界；三是有效管控敏感问题，相互尊重、避免误判，多换位思考，防止矛盾升级。这次会晤中，两国领导人就建立新的对话机制、有效管控分歧等问题达成共识，为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endprint

总体上看，2017年以来中美关系的发展要好于绝大多数人的预期，特朗普也并未在对华关系中表现出咄咄紧逼的态度，在贸易等问题上的态度也不像其竞选时那样强硬。另一方面，就如前文所指出的那样，作为一名自我标榜为“反建制”的总统，特朗普的很多政策也许不是直接针对中国的，但是也会加大对中国的压力。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协定》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中国的压力，但是他反全球化、反贸易自由化的举动则损害了中国的利益。美国从推动全球化的方向上收缩甚至是采取保护主义政策则破坏了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事实上，无论对于美国还是中国而言，一种单纯的以美国利益为核心的外交政策都是有害的。对于美国而言，放弃多边主义的规则和制度会使其在国际社会中失去道义基础，因为只有在国际制度当中其权力的行使才具有合法性。对于中国而言，美国的逆全球化政策则可能会导致全球治理的失灵，从而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全球治理责任。作为崛起中的大国，适当地同守成国之间进行责任协调可以缓解由于权力转移而引发的紧张关系，同时也只有具备责任意识和使命担当的崛起国才能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和接受。但是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承担过多的国际责任显然超出了中国的能力范围，也不利于中国的总体利益。例如，中国长期以来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强调“权责共担”，而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则使中国势必要在全球气候治理方面承担起更大的责任。

相比之下，美俄关系在特朗普当政后并无起色。由于美俄间的结构性矛盾根深蒂固，两国关系在短期内无法取得根本性的好转。中俄关系则可以保持稳定，并且两国间业已建成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也将会维持下去。在中俄关系中也存在着一些干扰因素，主要是俄罗斯国内始终存在着一种对中国的猜忌心理，对于当前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和影响力的不断提高始终抱有疑虑。正是在这种心理的作用下，俄罗斯在开发远东地区的问题上始终犹豫不决。同时，受制于俄罗斯的经济现状，中俄两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程度并不高。在产品结构上，两国产品的互补性较低，中国的产品种类多，俄罗斯的产品种类少。在劳动力资源上，尽管俄罗斯缺乏劳动力，但是由于受到“中国威胁论”的干扰，对于吸纳中国劳动力一直持抵触态度。在能源上，两国的互补性受到资源储量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制约。这些问题难以在短期内得以改善，但由于两国都认识到保持双边关系稳定的重要性，因此并不会让这些问题影响两国关系友好稳定的大局。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国际比较视野下的中国国家认同构建研究”和北京市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北京市防范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对策研究——基于国内外经验的比较”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分别为：15AZZ006、14KDA004）

注释

[英]马丁·怀特：《权力政治》，宋爱群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第22页。

参见世界银行网站，http：//databank.worldbank.org/data/download/GDP.pdf。

参见世界银行网站，http：//databank.worldbank.org/data/download/GDP_PPP.pdf。

参见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网站，https：//www.sipri.org/sites/default/files/Milex-constant-2015-USD.pdf。

李少军：《综合国力评估（2009年）》，李慎明、王逸舟主编：《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2010）》，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67～268页。

Thomas Volgy， Renato Corbetta， J. Partrick Rhamey Jr. Ryan G. Baird and Keith A. Grant， "Status Consideration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the Rise of Regional Power"， in T. V. Paul， Deborah Welch Larson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eds.， Status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73.

[英]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张小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162页。

Deborah Welch Larson， T. V. Paul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Status and World Order"， in T. V. Paul， Deborah Welch Larson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eds.， Status in World Politics， p.15.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11.

[美]孔华润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第四卷）》，王琛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4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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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编∕郑韶武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