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飞

在1973年美国“快乐湖遗尸”案中，律师职业伦理和民众朴素道德观发生了正面冲突，被称为美国律师职业伦理第一大案

犯罪者向律师透露了案情，律师该报警吗？这道题堪称律师界的媳妇和妈同时掉水里的大难题。

在1973年美国“快乐湖遗尸”案中，律师职业伦理和民众朴素道德观发生了正面冲突，被称为美国律师职业伦理第一大案。

震惊美国的连环杀手终落网

“律师发现受害人遗体后，足足半年时间未向警方披露实情。他们辩解，自己受到律师和客户关系严格保密要求的约束。”1974年6月20日《纽约时报》罕见在头版刊登一则犯罪新闻：“两位律师为连环杀手保密：还有另外两位受害者”。

一石激起千层浪，美国舆论大哗。

故事还要从头说起。1973年7月29日，18岁的菲力普与朋友前往纽约州快乐湖附近阿迪朗代克山区露营。

“没错，就是他！诱导我们进入森林，绑在树上，活活将菲力普刺死。”三位同伴后来一致指认，38岁的面包房技工格鲁就是凶手。危急时刻，三人挣脱绳索，逃出魔掌，格鲁落荒而逃。

当天下午纽约锡拉库斯市律师阿玛尼，接到州犯罪调查局探员电话。“听说您和格鲁打过多次交道，这个家伙危险吗？”警方怀疑凶手极有可能与快乐湖地区几起悬案有关。9天前21岁男性丹尼尔的遗体被人发现，同行的波士顿学院女友苏珊“人间蒸发”。警方相信她可能还在人间，希望能生擒犯罪嫌疑人，打听其下落。

“没错，我可为他打了好几起官司。”阿玛尼回答。“去年8月，他碰上一起汽车事故，让我给他出主意。对了，这家伙以前强奸少女，服刑八年。出狱后倒是浪子回头，成家立业，连纽约州犯罪委员会也把他列为改过自新典型。”

“去年11月，他因非法监禁和持有毒品被关了起来，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来捞人。”律师又说：“今年6月，这家伙骚扰两个10岁女孩，进了局子。我设法帮他办了保释，两次庭审却放我鸽子，逮捕令都下来了，真让我头疼。”

纽约州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搜索行动随之拉开序幕，每天耗资5万美元。杀人犯在逃，快乐湖旅游业遭受重创，当地民众一夕数惊。政客向警方施压，务必早日将犯罪嫌疑人捉拿归案。阿玛尼接受电视记者采访，呼吁格鲁投案自首，“逃跑没有任何好处。格鲁，回来吧！我会替老朋友出马辩护。”

8月9日警方开枪击伤格鲁，活捉犯罪嫌疑人。好消息传开，居民打出标语向警察致敬。

不期而至的刑事辩护案

当天晚上，格鲁的妻子伊迪丝致电阿玛尼，“律师，我现在只能指望您了，求求您救我老公的命！他进手术室急救前，叮嘱我务必找到您”。怀疑警察会窃听电话，阿玛尼让她挂断电话，改天再谈。妻子玛丽苦劝丈夫不要为凶手辩护，以免引火烧身。“你以前接的多是民商事案件，可从来没为杀人犯辩护过。”

“格鲁穷得叮当响，请不起私人律师。法官会为他指定公共辩护人。我刑事辩护做得少，应该不会轮到我头上。”老实讲，阿玛尼不想接这桩棘手的案子，但当事人的信任，很难一口回绝。

阿玛尼驱车五个小时赶到医院。格鲁诉苦：“救护车送我急救，一路上警察非让我吐出苏珊的下落，不说就折磨我的手脚。连医生也威胁，不和警方合作就不会施救。这几天，吃的喝的也时有时无。”

见阿玛尼无意代理，格鲁哀求：“我不要别的律师，我要你来辩护。阿玛尼，别抛下我！我会倾其所有，求你站在我这一边。”阿玛尼答应帮忙，同时警告他千万不要同别人（包括妻子）讲起案情。

阿玛尼走出医院，警方立刻围了上来，百般打听苏珊的藏身地。“我会尽力而为！”陷入天人交战的他，一方面不想泄露当事人的秘密，另一方面也想解救可怜的女孩。

次日清晨，阿玛尼求见法官。被告只相信阿瑪尼，法官决定由他担任辩护律师。下午阿玛尼劝说格鲁告知全部真相，他推辞严重头痛，记不起来云云。“如果你连自己的律师都信不过，我们又怎能在法庭上辩护成功？”一连劝了七个小时，格鲁脸涨得通红，就是不愿松口。

几天后，阿玛尼遇上相识多年的刑事律师贝尔格：“我想采用精神失常辩护——如果格鲁都无法证明精神失常，那可没有人是精神失常了！对了，老弟可否出手相助？”贝尔格婉言谢绝：“这个案子没有胜算。小地方民风保守，没人会买被告人的账。你提议更换审判地到纽约市，希望同样渺茫，本地人心心念念要为受害人复仇。”

“老兄，不是我怪你。当初你在电视上呼吁格鲁归案，简直是承认他有罪，把他往火坑里推啊！”贝尔格摇头。“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我有义务说服他投降，好让司法给他说法。司法讲的可是无罪推定。”阿玛尼辩解。“在我们这个小地方，无罪推定怎么可能？”老友讽刺道。

犯罪嫌疑人向律师吐露真相

阿玛尼四处寻访证人，原来格鲁儿时惨遭父母虐待，医生表示其严重头痛与前几年的车祸有关。根据纽约州法律，杀过人的被告人，即使被证明精神失常，也会被送入精神病院终身治疗。

全身心扑到杀人案辩护上，阿玛尼不得不将手头多件案子转交给其他律师。这件案子旷日持久，费时费力，却几乎无利可图，今年律所的利润肯定受到负面影响。只是格鲁对自己的问题避而不言。更糟的是，警方又开始调查另一个失踪者艾丽西娅是否为格鲁所害。

贝尔格提醒老友：“你一定要给格鲁讲清其中利害，不告诉律师真相，没有一丁点好处。他还杀了几个人，对律师和检察官达成控辩交易至关重要！”

陪同阿玛尼探访格鲁，警方如临大敌，百般刁难，贝尔格一怒之下，决定参与辩护工作。随后的探访中，贝尔格一进病房，就打开电视电风扇，以防警察窃听。卸下心防的格鲁竹筒倒豆子般，向律师交代杀害强奸多人以及两处藏尸地点。

当天下午，甩掉跟踪的警车，两名律师带着当事人画的地图，终于找到那处废弃矿洞。贝尔格系上绳索，进入洞中发现苏珊的尸体，用宝丽来相机拍下多张遗体照片。“快！快点把我拉上来！”

洞外的阿玛尼也大惊失色，他忍不住想象：要是爱女遭人杀害，躺在冰冷阴暗的矿洞，自己会如何悲痛欲绝。他喃喃自语：“苏珊的父母有权知道女儿的下落。”贝尔格提醒：“没有格鲁的同意，我们不能向任何人透露。”次日，律师赶到锡拉库斯公墓，发现艾丽西娅的尸体，再次拍下照片。

9月，报纸上刊出被告人委托律师的消息，艾丽西娅的父亲抱着一线希望来到律所。“请问格鲁有没有提及她是否还活着？”得知她是女儿的高中同学，阿玛尼手发抖，拿出雪茄平复不安的心情。“要是她真的死了，务必告诉藏尸地点，求您了！”苏珊的父亲也从一千英里外的伊利诺伊州赶来求见，百般哀求。两位律师强作镇定，守口如瓶。

手拿死者照片，阿玛尼发现她们都酷似凶手的妻子伊迪丝。作为律师，他们有义务为客户保守秘密，但良心的折磨让人坐立不安。“要是自己的女儿遇害，我和玛丽会不惜代价打听她的下落，哪怕是她已遇难。”他想起1962年唯一的弟弟服役时飞机失事，遗体始终未被发现。“年迈的父亲悲痛欲绝，母亲从此一蹶不振。”

当事人认罪律师遭骂

事不宜迟，律师试图与检察官进行控辩交易，提供藏尸地点换取检察官承诺对格鲁免于死刑，从轻发落。事关重大，检察官一口回绝。1974年6月，格鲁在法庭上亲口承认犯下这两起检察官未曾指控的谋杀。

当天下午，两位律师紧急召开新闻发布会。“相关信息属于客户-律师特权范围。发现尸体后，我受律师职业誓言约束，不能泄露。”贝尔格说，“与死者父亲见面之后，我度过了很多不眠之夜。我们想帮助他，但这是特权信息，爱莫能助。”阿玛尼直言：“死亡已经够糟了！但是这六个月的担忧和焦虑，会让你疯狂。”

法院最终判决格鲁终身监禁（至少服刑25年方可假释）。地方警察局局长则要求检察官以阻碍司法起诉律师。各大媒体争相报道，轰动全美。

在美国公众看来，滑头律师见利忘义，道德沦丧，要么误导了通往正义的道路，要么愚弄了正义本身。而在美国律师眼中，法律职业充满智慧，公众却是无知的法盲，热衷对他们不懂的事务评头论足。

两位律师坚持认为，保守当事人秘密的职责要求他们保持沉默。公众则唾骂他们这种隐瞒真相的行为，谴责不良律师包庇杀人犯，要求取消其律师资格。死亡威胁信和恐吓电话不断，律师不得不搬家。亲朋好友疏远了他们，律师业务一降到底。

母亲责备阿玛尼：“为何要为连环杀手保密，你是不是疯了？”他解释：“律师同神父类似，神父能泄露信徒的忏悔吗？”母亲驳斥：“你可不是神父！”

著有《一个律师的良心》的法学教授戴维感慨：“律师身负两种相互冲突的义务，一方面他要对当事人所告知自己的全部罪行保密；另一方面他不能对检方隐藏涉案证据，比如武器以及本案中的尸体。”

法律伦理学专家门罗则主张：“如果律师被要求泄露严重罪行，那么保守秘密的义务就会被毁灭，一同被毁灭的，还有对抗制本身。”

死者家属一纸诉状告到法院，贝尔格被控独自发现其中一具尸体，并移动其位置，以获得更好的照片拍摄位置。他发现尸体未向警方报告，又未体面地埋葬尸体，违反纽约州《公共卫生法》。

此时正值水门事件后，大批律师背景的政府高官因知法犯法、践踏司法纷纷落马。美国律师的社会形象大幅降低。这起律师保密案卷起千堆雪，美国各大法学院不得不新增律师职业伦理课程。

律师该对谁负责

法庭上，贝尔格直言不讳：“我认为律师的职业责任是——在立场上与当事人的利益保持一致。我很自豪，对格鲁保持了忠诚。”如果说士兵临阵脱逃是耻辱的话，辩护律师出卖当事人则更令人不齿。

18世纪的英国律师厄斯金指出：“如果律师有权拒绝不讨人喜欢的案件，英国的自由将不复存在。”同时代的布劳汉表示：“一名辩护律师除当事人外，应六亲不认。即使为了维护当事人的利益使国家陷入混乱，也在所不惜。”20世纪美国律师西蒙有句名言：“我就是一部出租车！”

就法言法，根据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公民有免于自证其罪的权利。如果允许律师泄露当事人的秘密，无异于公民以放弃免于自证其罪的权利，来换取获得律师辩护的权利。而律师的职业道德必須同当事人的道德区分开来，要不然外科医生只有在拿到病人品德良好的官方证明后，才能为他接上断肢。

1975年法官撤销对贝尔格的指控，“律师的行为与律师职业规范中律师—客户关系的约束，律师负有对客户信息保密的义务”。纽约州律师协会收到对两名律师的申诉。四年后申诉被驳回，“保证对当事人秘密的保守有助于促进律师更好地代理委托人，因为这种代理需要全面了解委托人的相关事实，即使该事实涉及之前的犯罪行为”。

1978年格鲁越狱时被警察击毙，媒体对他没有表示任何怜悯。贝尔格后来完全放弃法律职业，1989年去世。重回老本行的阿玛尼，只拿到纽约州给本案公共辩护人的微薄报酬（不到一万美元）。由于受到民众抵制，他从昔日的律所合伙人（五位助理）沦为个人律师（一个助理），婚姻也差点破裂。2007年美国律师全国职业责任会议召开快乐湖案三十周年纪念会，美国律师界的“英雄”阿玛尼现身会场，全体律师起立鼓掌。

快乐湖案是律师面对的道德困境之最佳例证。无数的美国法学评论文章、书籍及法院意见对此加以讨论。阿玛尼后来与他人合著《特权信息》，1987年改编为电影《沉默誓言》。

雷曼教授将阿玛尼比作《杀死一只知更鸟》中的小镇律师芬奇，“不同的是，阿玛尼是一个真实的人，芬奇则是虚构的”。法律伦理学者摩根认为，阿玛尼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英雄人物，因为他面临着各种艰难的抉择，并最终做出了正确的决定。“该案并不是给历史做的一个有趣脚注，而是在发展和理解何为律师命题中的核心案例。”

1983年美国律师协会制定职业规则：允许律师披露委托人的秘密，“以阻止委托人实施律师认为有可能导致迫在眉睫的死亡或重大伤害的犯罪行为”。2002年修订版则改为：允许律师披露委托人的秘密信息，“以阻止不合理的死亡和重大伤害。”

阿玛尼回忆，1956年宣誓成为律师时的誓言指导自己的行为。在誓言中他允诺“保守委托人的秘密并保证其不受侵犯”，这也是他和贝尔格所做的。“我并不是英雄，如果类似格鲁案再次发生，我仍然会那样做。”阿玛尼坚称。

四十年弹指一挥间。美国律师的职业伦理困境依旧：当律师的个人道德同保密誓言发生冲突，如何取舍？如果律师动辄披露客户的犯罪，未来还会有人相信律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