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13日，日军侵略上海，淞沪抗战爆发。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揭露了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种种侵略，揭示了七七卢沟桥事变及上海八一三事变发生的原因及其经过，表明了国民政府忍辱负重、委曲求全的心路历程，最后郑重声明：“中国绝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

但是，国民党中央并未仿效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立即决定、宣布迁都之先例，而是为了稳定人心与前方士气，反而由当时负责全国国防的最高决策机关——国防最高会议作出了“外侮虽告急迫，政府仍应在首都，不必迁移”的决定。那么，蒋介石作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最为重要的谋划者与决策者，他又是怎么考虑的呢？

个人意愿

淞沪会战爆发后，中日两国不断增兵上海，且除了陆军、海军之外，空军也加入了战斗。空军的加入，使战争变成了没有前后方之分的立体战争，首都南京也开始受到日机的轰炸。

1937年8月15日，日机多架，分两次轰炸南京。16日，日机分5次轰炸南京。自此之后，日机不分昼夜，多次轰炸南京，使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工作、学习与生活秩序也受到重大影响。在此形势下，国民政府不得不将白天办公改为夜间办公，并对房屋等建筑物进行伪装涂色，以防日机轰炸。

与此同时，前方战事也不断传来坏消息：8月27日，华北的张家口、房山被日军占领；在上海坚持抗战的中国军队，也开始丧失先前的主动性和优势，逐渐陷于被动地位。28日，作为“淞沪抗战”战略要地的罗店失守。9月1日，另一重要阵地——吴淞被日军攻陷。面对前方战场所处的不利形势，蒋介石表面虽坚持抵抗，但内心也有着清晰认识。蒋介石秉承国人应對日本侵略时所倡导的“向内地发展”理念，在1935年已基本确定四川为对日抗战最后根据地的条件下，坚持其1935年底即确立的对付日本侵略、保全国土所必须依靠的“合理、切实、和谐、一致的政略与战略”——退却。有关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一事，开始在蒋介石脑海中盘旋、清晰，并最终转化成为国民党中央的决定而付诸实施。

根据笔者掌握的史料，蒋介石迁国民政府于重庆的想法，最早萌芽于1937年8月底，上海战事转为被动之际。在罗店失陷后的第二天（8月29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沪战不利须迁都，如迁都，则国府应迁重庆，大本营迁洛阳，行政院迁衡阳如何？”这表明，蒋介石此时虽有迁都的打算，但并没有一个完整的迁都计划和最后决心，而是将首都的功能依其作用不同，一分为三。为支持自己的这一设想，蒋介石不断研究对日的政略战略，称：“敌之战略，其弱点，乃以支战场为主战场，其战争全在消极，且立于被动地位。故我之战略，应尽其全力，贯注一点，使彼愈进愈穷，进退维谷，不难旷日持久，以达我持久抗战之目的。”

到了9月下旬，随着前方战局日益紧张，特别是上海局势的吃紧以及日机对南京的频繁轰炸，使得南京所受的威胁更趋严重。部分大学开始作外迁的准备，个别的外国驻华大使馆也开始转移到军舰上办公。人心受此影响，开始惶惶不安。9月25日，保定、沧州陷落。同一天，日机94架分5次轰炸南京，使全城整天处于警报之中，工作无法进行，生活也因电厂、水厂被炸大受影响。这一天，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敌寇以为反复轰炸可以逼我迁都或屈服，其实惟有增强我抵抗之决心而已。”

从此可以看出，蒋介石虽明知日机的频繁轰炸，有逼国民政府迁都或屈服的企图，但他既没有打算屈服，也没有下定迁都的决心。

集体决议

随着时间的延续，战事越来越不利于中国。到了1937年10月下旬，上海战事已出现失败的征兆，华北形势也不容乐观。如果上海失守，距离上海仅300余公里的南京，将直接处于日军的威胁之下。11月11日，长达3个月的淞沪会战，以中国军队的失败宣告结束，上海守军奉令撤退。上海沦陷后，近在咫尺的南京，危机四伏。

见此情形，蒋介石于11月10日上午再次考虑国民政府的迁移问题。12日，蒋介石谒见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会商有关国民政府迁都的问题。在此过程中，时任国防最高会议主席的汪精卫，曾将国防最高会议常会对时局的有关意见函告蒋介石，其中涉及到迁都的问题有：“（一）应否迁都？何时迁都？均请主席定之。（二）如须迁都，以武汉或广州为宜；四川偏僻，似不适用。（三）如须迁都，须两周前决定，以免临时慌乱。”

对于汪精卫的建议，蒋介石并没有接受。他与林森商量的结果，是将首都一次性地远迁数千里之外的四川重庆。到了11月13日，蒋介石得到消息，嘉善等地告急，沿长江各口岸亦有日军登陆的迹象，于是考虑曰：“抗倭之最后地区与基本线，乃在粤汉、平汉两路以西；而抗倭之最大困难，乃在最后五分钟，此时应决心迁都于重庆，以实施长期抵抗之计，且可不受敌军威胁，以打破敌人迫订城下之盟之妄念。”至此，“迁都重庆之议”乃定，蒋介石也开始整理公文，并设法收回其先前存于浙江奉化老家的日记。到了14日，蒋介石已开始部署迁都重庆的相关事宜，并草拟了待发表的迁都理由：一是为长期抵抗之计；二是免受敌威胁而订城下之盟。

11月15日，此时已代行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职权的国家最高决策机关——国防最高会议举行第31次常务委员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非常时期中央党政军机构调整及人员疏散办法》，除决定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的有关调整办法外，还对首都各院部会的疏散，作了明文规定：

1、五院院长、或副院长及其秘书长，与国民政府合署办公。

2、五院所属各部会，按其性质，分左列四项办法：

甲、与国民政府有密切关系者，例如内政部、司法行政部、最高法院、铨叙部、审计部等，应在国民政府所在地。

乙、与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均有密切关系者，例如外交部、财政部等，应分一部分在国民政府所在地，一部分在军事委员会所在地。endprint

丙、与军事委员会有密切关系者，例如军政部，应在军事委员会所在地。

丁、其他各部会，可与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不在同一地点办公者，得疏散在后方适宜地点。

会议最后决定，国民党中央党政军的迁移原则是：

1、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重庆。

2、军事委员会——由委员长临时指定。

3、所有前第二条第2项丁款各机关，在粤汉路长沙以南或川黔各地。

此次会议，不仅将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之议由蒋介石的个人想法变成了国民党中央的集体决议，并开始走上法律程序。而且，其知晓面，也从先前的蒋介石、林森两人，扩大到立法院院长孙科、司法院院长居正、考试院院长戴传贤、监察院院长于右任、軍政部部长何应钦、外交部部长王宠惠、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宋子文、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叶楚伧（以上均为国防最高会议常务委员）以及该会秘书长张群等10余人。

公之于众

1937年11月16日，下午8点，就在国防最高会议作出“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迁重庆”决议后的第二天，范围更大、参会人员更多的国防最高会议第五次会议在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举行。

会议在听取了有关各方关于抗战形势的报告后，蒋介石以会议主席的身份，作了《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话，他说：

国民政府迁移重庆办公，今晚敬将意义报告：上海兵退，山西太原被占，我处于失败形势。但此种失败形势，是早知道的，并非意外，我仍居主动地位，将来胜利亦居主动地位。自九一八以至长城战役，我常计虑如何与日本抵抗，使国家转危为安，思之甚久，方案难定……此番战争自上海打起，我不想在上海、在南京、在武汉以南可与日本打仗。我力虽不如日本，但两年以来，大家共同一致之准备及同心一德之统一，把握比前加多，能再待一年、两年、三年，自然更好。敌人不容我待，故力虽不及，亦抵抗之，现抵抗非随便，无计划，非冒险。我当然有一定之目的。因我已有决心，如与作战，须于最后决胜。便以军队力量比，我固不如；以实际形势言，我亦无胜利可能。然而毅然作战者，既非因经济力量日本不够，我故与战；亦非以我经济力充实而与之战。如以四川为国民政府办公所在，日本政府来消灭我在四川之国民政府，需要三年。如此长期，需要许多力量，日本必无幸。此其一。我国民政府不会消灭，国际形势有变迁，日本不能支持。此其二。阿比西尼亚国联让他失败，以至于亡，诚为我之大教训。但我中国决不会做阿国，日本决不能灭亡我，即加几个日本，亦不能灭亡我。此其三。我今以革命之主义与日本抗战，越抵抗越有胜利之把握，惟妥协是要不得的。盖华北占领，上海划定，是日本惟一之目的，我不与和，日本目的不能达到，我处于主动地位，日则处于被动地位。抗战出其不意，日处被动一也；我不与和，被动二也。我站在主动地位，以不利形势来定计划，且已超过预想而为有利形势。我死伤三十万人，在国际上造成新形势，意德日防共协定与九国公约国开会，世界各国形成两大对立，我为之也。我抵抗越久，各国必干涉远东事情，日本处于孤立。凡事已发动，便有成功。日本占上海后，气焰大张，英必不能忍，美亦不能忍也。如无此三月作战，决不如是国际形势。虽然如此，但我决不期待，我所期待者，国府迁渝以后，政府同人、党部同志，大家努力革新，有新的气象、新的观感，不能认作南宋苟安局面。团结一致，持久抗战，转败为胜，转危为安，国家复兴之基础，于是焉立。

林森在致词中则称：“我不愿离开南京，不愿先有举动，现既众意议决国民政府迁移是为战略关系，且只可迁移一次。故本人今晚乘军舰上驶。”

此次会议讨论的惟一事项，就是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办公事宜。最后决议：“现为长期抵抗日本侵略起见，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迁移至重庆办公。”

国防最高会议关于迁都重庆的决定，密发到各相关的院部会后，各院部会遂遵照决议，纷纷开会决定自己及所属的迁移办法。11月16日，国民政府行政院举行第338次会议，决议称：

1.应留必需办公人员，得于到达预定地点后再行指定。

2.回籍或分往各省市工作者，一律照现支薪额，发给三个月薪俸，由十一月份起支（已停薪者不再发）。

3.各机关文卷，不能全搬，是否应酌留人员，或交地方机关，至必要时，得便宜处置。

11月20日，由南京西迁重庆的林森一行抵达武汉，国民党中央遵照先前的决议，于是日正式、公开地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名义，向全国及全世界发表了《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办公宣言》。宣言全文如下：

自卢沟桥事变发生以来，平津沦陷，战事漫延，国民政府鉴于暴日无止境之侵略，爰决定抗战自卫，全国民众，敌忾同仇，全体将士，忠勇奋发，被侵各省，均有极急剧之战斗，极壮烈之牺牲。而淞沪一隅，抗战亘于三月。各地将士，闻义赴难，朝命夕至，其在前线，以血肉之躯，筑成壕堑，有进无退。暴日倾其海陆空军之力，连环攻击，阵地虽化灰烬，军心仍如金石，临阵之勇，死事之烈，实足昭示民族独立之精神，而奠定中华复兴之基础，迩者，暴日更肆贪黩，分兵西进，逼我首都，察其用意，无非欲挟其暴力，要我为城下之盟。殊不知我国自决定抗战自卫之日，即已深知此为最后关头，为国家生命计，为民族人格计，为国际信义与世界和平计，皆已无屈服之余地，凡有血气，无不具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决心。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以中华人民之众，土地之广，人人本必死之决心，以其热血与土地凝结为一，任何暴力不能使之分离，外得国际之同情，内有民众之团结，继续抵抗，必能达到维护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目的。特此宣告，惟共勉之。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日 主席林森

至此，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的决议，由秘密转为公开，并公之于众，让举国明白，世人知晓。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