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范小林+　刘倩+赵凡

范小林，原名Colin T. Flahive，美国人。对中国历史和哲学充满兴趣，于2002年移居中国，与朋友在云南大理、昆明开办了一家名为萨尔瓦多的咖啡馆，他的太太是中国人。萨尔瓦多咖啡馆招聘了许多来自农村的中国女孩，她们跟这个叫芽芽的女孩一样，都有各自的故事。她们的故事串联起来，反映了当下中国农村与城市二元发展的格局。

离开时，芽芽只带了一件厚外套、一支牙刷和一条毛巾，她把这些都塞在一个破破烂烂的白色购物袋里。这是她第一次离开家乡。走在泥土小路上，离记忆中唯一的家园越来越远，她的神情既紧张又畏惧。

走了两个小时，她到达了山谷底部的小镇茂兰，这是她到过的地方中离家最远的一个。那天晚上，她有生以来十七年第一次离开她在山顶的村子，借宿他乡。

由于在家里的茶园劳作多年，她的脸被晒得黝黑，若不是在她眼里还带着胆怯和焦虑，很多人都会误以为她比同龄人老得多。一路上，她经过茶树园和玉米梯田，那里有许多村民在打理农作物，她没有跟任何人说话，只是默默走在田间蜿蜒的小路上。一阵和煦的风簌簌穿过秋收过后留下的玉米秸秆，空气中飘荡着清甜的气息。

我感到内疚，因为芽芽是因为我们才离开乡村生活，并赶往昆明这个云南省最大的城市。我和我的合作伙伴开办了萨尔瓦多咖啡馆，这是一项小事业。

我们来到云南西部的村庄大路边，本意并不是寻找潜在的员工。我们是来参加阿丽的婚礼的，她是萨尔瓦多的一名经理。萨尔瓦多全体员工和几个朋友坐了14小时的大巴车和拖拉机，才到了阿丽的村子，见到了阿丽的家人。这三天里我们饱餐了各种菜肴—— 炒猪肉、陈年火腿、猪油炒青菜和炖排骨。为了举办婚礼，阿丽家宰杀了一头猪，用它供应了婚礼大部分的菜肴。

阿丽的家在一个陡坡上，坡上是一道道的梯田，种着茶树、水稻、玉米和蔬菜。她家里的水泥院子隔开了两栋木质结构的屋子，分别用作卧室和厨房。每个房间内的墙壁都糊着旧报纸，既作装饰，又防污损。为了给我们取暖，每个房间中央都放着一个小钢盆，里面堆着正在燃烧的木炭。

为了庆祝女儿的婚礼，阿丽的父母在院子里准备了20张桌子，每张桌子围着8个凳子，用来招待来自大路边和周围村子的900多人。那天，为了确保每个人都能吃到饭，每桌要轮流招待六拨客人，厨房里的厨子们马不停蹄地扇旺柴火炉，为了能迅速端出食物而狂热地工作着。

小厨房里不断端出各色菜肴，速度超过任何酒店的自助餐—— 大碗的蒸米饭、慢炖姜汁鸡汤、油炸肥猪肉块、腌制五花片肉、泡椒鱼、野山菌，以及专门为我的素食者伙伴准备的蔬菜。大家在桌边等餐的时候，几只鸡和两只狗正在桌下觅食，这样掉在地上的食物就没有任何浪费。

村里的男人们强迫我们喝下了一杯杯的自制玉米烈酒，虽然我在中国住了几年以后已经懂得如何欣赏这酒，但其他外来者都会觉得难以下咽。我们唱着不懂歌词的歌，跳着舞，大家一起欢迎阿丽的丈夫进门，她家驴子则酸酸地看着。就在一切都结束后，芽芽带着她破破的白色袋子缓缓地下山了。

这不是第一次有村里的女孩下山来为我们工作，芽芽是第33个，然而这次却有些不同。通常会有朋友或亲戚介绍女孩们和我们在昆明进行初次会面，而这是我们第一次目睹一个女孩离开她的家。

谁都没有说再见，至少我们没看见。芽芽的父母静静地站着，一言未发。他们不是不关心女儿或是不思念她，只是在中国，这类的公开情感展示只会在争吵或葬礼时出现。在理应庆祝的此刻，芽芽的父母不会在大家面前真情流露。

芽芽能够搬到城市里，成为中国现代化社会的一分子，这是她的父母从未有过的机会。在城市里找到工作的年轻人能给他们的家庭带来补偿性的收入，有时甚至能带给整个村庄帮助。青少年外来务工者常常把大部分的薪水寄给父母，之后他们的父母把这些钱投资于种子、牲畜、房屋修缮和医疗。

对于大路边和中国其他农村的大部分人来讲，移民到城市并不实际：搬家很昂贵，工作不好找，而放弃农田则意味着这个家庭有可能失去有保障的收入。而且从农村到城市来的移民得到的待遇常常很差，被城市居民歧视，被称为“土包子”。“土包子”是针对农村人的贬义词，类似于英文中的“country bumpkins”。

目前中国农村向城市移民达到史上最多。不论出生在哪里，不论社会地位高低，城市会为每个人提供成功的机会，这种想法让城市移民愈演愈烈。这无异于美国梦—— 人们认为通过努力工作可以白手起家。有人可能会说：在当今全球大环境下，美国梦已经死了，但是在中国千千万万人中，却仍然存活着类似的梦。

农村人口占中国总人口的50%，仅仅30年前这个比例还很接近80%。中国许多村庄有着上百年或者上千年的历史。以前在云南省旅行时，常常会穿过一些村庄，它们几个世纪以来都没有什么改变。人们的生计以养猪、鸡、鸭、牛、羊为中心。他们在田野劳作，打理水稻、玉米、小麦，采集野山菌及其他山林物产，种植茶叶、咖啡、烟草和水果。在农村，劳作就是生活。对于其中许多人来讲，他们仅有的现代中国经历来源于电视机。

大部分的外來者，包括许多中国城市居民，从未体验过中国这样的一面。我频频遇到自称游遍全国的游客，他们常常接着解释说，曾经去过上海、香港，见过北京长城、西安兵马俑和成都大熊猫。我通常只是点头表示同意，没错，他们见过全中国。但是我忍不住去想，关于我理解并爱上的那个中国，他们错过了一切。在那个中国，傍晚时分，家家户户都回家吃晚饭，饭菜总是多做一些，以免有人顺路拜访；在那个中国，人们给自己做饭之前，要先做猪食；在那个中国，主人不会注意不到刚生完蛋的母鸡发出的自豪的咯咯声；在那个中国，小孩子不会每天练习5个小时的小提琴，而“虎妈”这个词除了老虎的妈妈别无他意；在那个中国，路上通行的只有一群羊，“鸣笛”的只有一群鹅；在那个中国，走到邻居家可能花上几个小时；在那个中国，即使伴随着狗吠、牛铃、公鸡报晓和拖拉机马达的轰鸣，你依然会莫名其妙地熟睡，胜过以往。

农村是中国的心脏，热门城市或历史景点只能展示其复杂文化与社会的表层。这个国家的核心存在于稻田旁的朴实农宅里，存在于曲折的山间小径上，存在于涓涓溪流与小河畔，存在于荒漠里，存在于高原上。中国有将近100万个村庄，这是7亿农民的家园。只有在这些村庄里，中国的传统才不会仅仅是对着镜头作秀，这单纯是一种生活方式。

芽芽在大路边长大，大路边是一个偏远的山村，与我们常常读到的现代中国风马牛不相及。当和芽芽一样大的城市女孩去上学、购物、加入网络聊天室的时候，她在照料家里的茶园、玉米地和稻田，喂养家里的猪、牛、鸡。当城市女孩做美甲时，芽芽的手在变强壮，长老茧。她和家人一起长时间地劳作，每月从茶园和核桃树中赚取50美金（约合300元人民币）的收入。但是由于他们所有的食物都可以自己种植或养，所以尽管芽芽工作很辛苦，吃得却很好。

走到大路边的小学需要一个半小时，但走到最近的高中却超过两个半小时，所以芽芽和村里大部分孩子都没打算上高中。相反，她渴望走出村子去找工作，这样她就可以赚足够多的钱，寄给父母。她希望有一天能帮父母盖一座新房子。

当芽芽的妈妈只有3岁时，她跌进火里，烧坏了双手，也毁了容貌。大路边的村民离不开在田里收割庄稼、采集茶叶的生活。火对她的双手造成了永久性的伤害，让她几乎不可能胜任这类工作。最终她嫁给了一个差不多聋了的男人—— 撮合残疾的男女是村里的传统。芽芽村里大部分的男人都能找到建筑类的工作，而这样的机会聋子是得不到的，所以芽芽作为一对残疾人父母的女儿，要承担很重的工作负担。她能离开家乡到萨尔瓦多来工作的那一天，不仅仅是她的机遇，也是她整个家庭的机遇。

阿丽的婚礼之后，我们和芽芽一起走下山坡，到了司机等我们的地方。当她踏上开往昆明新生活的大巴车时，没有说话，明显有些紧张。我回想起自己踏上旅程，第一次从美国横跨太平洋那一天，自己是多么紧张，面对未来又是多么茫然。我只能去想象芽芽的感受，在某种程度上讲，我融入中国比芽芽融入昆明容易，昆明对于她比当初对于我来讲更陌生，因为我至少了解城市如何运作，而她对此并不熟悉。

她会像我一样被这个城市视为外来者。但与我不同的是，她仅仅是又一个来城市找工作的农村女孩，会因为没文化，教育程度不高而被城市看不起。

我和伙伴们为了寻找更多的东西，离开了美国和日本的家远行。我们把一切留在身后，搬到世界的另一端，最终遇到了彼此，开始一起经商。萨尔瓦多咖啡馆和我们在一起，让我们在昆明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我们也希望芽芽和我们在一起也能找到她的位置。

我们知道，对于芽芽和其他员工，我们的责任不仅仅是为她们提供可观的薪水和安全的工作环境，萨尔瓦多是她们走向崭新未来的桥梁，也是在这个城市能成功的其中一个机遇。

芽芽离开她的村庄来到萨尔瓦多工作两年后，也就是我们四个离开自己的国家来中国十年后，我和伙伴们去拜访芽芽的父母。我们一边啜饮着茶水，咀嚼着大麻籽（一种当地小吃），一边夸着芽芽离开村庄后在萨尔瓦多的成就。芽芽家的小院几乎是村里山坡上的最高点，俯瞰着一道宽阔的山谷，山坡被開垦成梯田，种着玉米和茶树，梯田边上排列着核桃树丛。我们可以看见谷底升起的浓密烟雾，那是农民们正在烧掉老茬作物，为新作物腾地方。

芽芽的妈妈端出一大盘花生和瓜子。我们四处打量，惊喜地发现一座刚刚上瓦的带独立厨房的新房子，而另一处增建的部分似乎还在施工中。这对村里任何家庭来说都是一笔昂贵的开销，更别说是一个夫妻双方都残疾的家庭。

芽芽的妈妈注意到我们好奇的表情，就用她疤痕累累的手指着新房子自豪地说：“这是芽芽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