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乐， 卓建伟(上海交通大学 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上海 200030)

中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与国有资本配置研究
——以纺织行业为例

刘 乐， 卓建伟
(上海交通大学 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上海 200030)

基于中国纺织企业的数据研究发现，由于国有企业产权不明晰，国企管理层的努力程度较民营企业低，导致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低下。目前，国企改革方案是民营资本入股国企，研究发现由于存在国企管理层与民资之间的目标冲突，且民营资本不具有控股地位，对国企效率的提升作用微弱。提出国有资本入股民企的改革方案，并证实了国有资本入股民企具有扩大企业规模，提升企业效率的作用。最后，分析了国有资本入股民企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全要素生产率；国企改革；资本配置； 股权结构

1 引言与文献综述

国有经济一直以来是中国公有制经济的支柱，国有企业是国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国有企业特殊的产权性质，其在公司治理、企业运营模式以及面临的预算约束等方面均显著异于民营企业。刘瑞明和石磊[1]研究发现我国国有部门的生产效率水平普遍较低，并且对经济总产出构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一方面，由于国有企业生产效率低下，整个经济体的产出水平被拉低；另一方面，大量的政府开支用于补贴无效率的国有企业，社会公共支出被严重挤出，进而限制了民营经济的发展[2]。林毅夫和李志赟[3]研究发现尽管国有企业生产效率水平低下，但是中国的国有企业仍然可以依靠政府的财政补贴存活下来。软预算约束[4]的存在，直接影响市场的出清功能，最终降低了社会福利水平。

为了提升国有企业的效率水平，中央提出了一系列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方案，其重点是想引导民营资本(以下简称“民资”)进入国企，让民资参与国企的生产经营，以期提升国有企业的效率[5]。但是在实践中，由于民资不具有控股地位，生产决策活动仍由国有资本(以下简称“国资”)决定，企业生产效率提升作用微弱。杨记军等[6]研究了国有企业股权转让数据，发现如果终极控制权仍保留在政府内部，股权的转让不能显著改善企业业绩。由于国有企业生产效率低下的情况没有明显改善，民资入股国企获得的资本回报率普遍偏低，民资参股国企的积极性不高。郭凯和姚洋[7]总结了中国11个城市国企改制的经验，发现过高的债务和冗员也抑制了民资的进入。

目前，学术界基本认同国有企业生产效率水平低下，但是关于国企改革的具体路径却说法不一。通过对国企与民企的效率水平进行分析，认为民营企业的生产效率较高，最好的改革方式就是让国资参股民营企业，引导资本流入有效率的地方，实现国资保值、增值的目的。国资入股民企后只获取资本回报，不干预企业生产经营，避免了政府过度干涉市场造成的福利损失，有利于为民营经济营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从而完善市场经济制度。

2 理论模型

2.1理论模型设定

为了从理论上分析企业产权性质对于效率水平的影响，假定经济体中只有两类生产部门，即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模型只考虑直接融资渠道，排除了银行借贷等非股权融资的影响。模型设定企业部门的生产函数为：

y=A(e)f(k,F)+ε

(1)

其中，A(e)是企业的全要素生产效率，e代表管理层的努力程度且A’(e) > 0；f(k,F)为资本的产出函数，其中k是可变成本且满足fk(k,F)> 0，fkk(k,F)< 0；F为固定成本；ε代表产出的随机冲击，其均值为0。模型设定企业管理层的效用函数为：

u=u(e,i)=i-C(e)

(2)

其中，C(e)是管理层付出努力造成的效用损失，满足C′(e)> 0，C″(e)> 0；i是管理层的净收入。考虑到国企管理层不是企业的所有者，其收入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决定。由于监管部门无法直接观察到管理层的努力程度，一般采用利润分成的办法来激励管理层。因此，国有企业管理层的收入为is=β·(y-k-F)，其中β为利润分成比例，0<β<1。而民企管理层作为企业的所有者，可以获取全部企业产出，因此其净收入为ip=y-k-F。

2.2企业效率水平分析

首先考察了不存在国有股权与民营股权交叉持股的情形下，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生产效率的差异。由于模型假定不存在间接融资，对于独资企业来说投入的资本均为企业的自有资本，则两类企业资本回报率分别为：

(3)

(4)

对于出资方来说，其目标是最大化资本回报率，所以将两类企业ROE对k求导，有

(5)

(6)

比较可知，当资本回报率最大时，企业资本规模与管理层努力程度无关，仅依赖于资本产出函数形式。模型设定最优的资本规模为k0，将其代入管理层的效用函数并对e求导，有

(7)

(8)

结合2.1中假设可知，两类企业管理层的最优努力程度满足

(9)

(10)

从而证明了民营企业的效率水平要高于国有企业。

2.3改革模式效果对比

基于国企效率低下的事实，接下来对比分析了“民资入股国企”与“国资入股民企”两种改革方案的效果，探讨两种改革方案的可行性和优缺点。

2.3.1民资入股国企 资本是逐利的，只有当民资入股国企后获得的资本回报大于其机会成本，民资才会入股国企。假设民资要求的资本回报率为r，当民资入股国有企业后获得的资本回报率不低于r时，民资才会愿意参股国有企业，因此有民资的参与约束为：

(11)

结合2.2的论述，企业的最优资本规模k0与管理层的努力程度无关，因此要式(11)成立，就必须要求管理层努力程度足够高。这就意味着，民资通过选择是否出资来要求国有企业管理层付出一定的努力，民资确实对管理层起到了一定的约束作用。

对于国企管理层来说，在给定资本规模为k0的条件下，其效用函数为：

u(es,is)=β·[A(es)f(k0,F)-k0-F+ε]-C(es)

(12)

在效用最大化时，管理层最优的努力程度满足

(13)

比较可知，国有企业管理层在民资入股后没有激励提升努力程度，企业依然低效运行；而若要管理层提升努力程度，则必须使企业的资本规模大于k0，而此时资本回报率并非最优，这不符合国资保值增值的要求。通过以上分析，民资入股国企虽然可以对国企管理层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但是由于国有企业的激励机制没有实质变化，方案最终无法兼顾效率的提升与资本回报率的最大化。

2.3.2国资入股民企 在此方案中，国资的目标是最大化资本回报率。国资入股民企后，企业的资本回报率为：

(14)

当企业的资本回报率最大时，企业的资本规模依然为k0。模型假定民资持股比例为α，且满足0.5<α< 1，则民营企业管理层的效用函数为：

u(ep,ip)=αA(es)f(k0,F)-αk0-αF-C(ep)

(15)

当管理层的效用最大化时，有

(16)

比较可知，民企管理层的努力程度要低于民营独资企业时的最优努力程度，企业效率有所下降。这是因为民营业主获得的回报激励要弱于独资时的情形。尽管如此，结合国有独资企业管理层的效用最大化约束条件(9)，当α>β时，民营企业的效率依然高于国有独资企业。因此，要想使企业效率依然维持较高水平，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是国资持股比例不宜过高。就资本回报率而言，国资参股民企获得的回报率明显高于国有独资时的回报率，国资实现了增值。

3 数据与变量

为了验证理论模型的结论，选取了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纺织行业作为研究对象，搜集了1999—2007年企业层面的数据来进行实证研究。选取纺织行业数据的原因如下：第一，纺织行业目前已经进入成熟期，企业层面各投入要素的配置比例稳定，因此估计出的生产函数可靠性高；第二，纺织行业的市场结构趋向于完全竞争，符合生产函数估计模型的假设条件；第三，政府对于纺织行业的管制力度相对较低，民企和国企的交叉持股的现象比较普遍，有利于开展研究。

最终，收集了36 702家企业9年间共计126 505个观测值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并按照实证模型的需要计算得出了一些变量，相关变量名称、解释及计算方法详见表1。名义变量均用相应的价格指数以1999年为基准期进行了平减，并对连续变量在1%及99%分位进行了Winsorize缩尾处理。

表1 变量解释及计算方法

4 模型设计及结果分析

4.1国有股权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

使用Olley and Pakes[8]提出的生产函数估计法，使用投资作为工具变量，估计出柯布·道格拉斯型生产函数，并在估计过程中考虑了企业的退出。对于估计出的生产函数，计算残差得出企业层面全要素生产率。模型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被解释变量，并用企业层面的股权结构数据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借鉴任曙明和张静[9]的研究，在模型中引入了一系列控制变量来控制企业的异质性影响。豪斯曼检验支持使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详见表2。

表2 国有股权对企业生产效率影响的估计结果

注：资料来源于作者计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代表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模型1是生产函数估计模型，其中劳动的系数要显著大于资本的系数，这符合纺织行业典型劳动密集型行业的特点。模型2中变量State-firm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较民营企业更低，这与之前理论模型推导的结果一致。模型3将国有股权持股比例及其平方项代入回归，结果显示国有股权持股比例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呈现倒U形关系。依据回归系数可以估算出，当国有股权份额约为38%时(0.216 ÷ ( 0.284 × 2 ) ≈ 0.38)，企业的生产效率最高，这一结果间接支持了国资入股民企的方案。模型4考察了企业的退出与企业产权性质的关系，其中因变量Exit的取值除2007年外，如果下一期该企业未被观测到则当期该变量值取1，否则取0，回归采用Probit估计法。估计结果显示lnTFP的系数为负，表明效率更低的企业更容易退出市场，但是国有控股企业与全要素生产率交叉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相对于民企，国企选择是否退出市场对企业效率水平更不敏感，这与赵奇伟和张楠[10]观察到的大量低效国企存在于市场中的现实情况一致。

4.2民资入股方案

理论模型指出由于国企管理层与民资的目标不一致，导致国企管理层有很强的动机在民资入股后降低努力程度，从而限制了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此外，国有股权的控股地位也抑制了民资对企业治理环境的改善作用。

为了验证上述分析，筛选出纺织行业内的国有控股企业，考察在有民资入股的情况下，企业的生产效率是否有明显提升。模型引入定性变量Private-in，存在民资入股时取值为1，否则为0。我们同时也考察了民资入股国企时，是否存在某种选择偏好。模型引入定性变量Private-enter，该变量在民资持股比例相对于上一期增加时取值为1，否则为0，并将民资持股比例增加额度记入变量Private-increase。考虑到民资的决策基于企业历史数据，因此我们将解释变量均滞后一期，估计结果详见表3。

模型5的估计结果显示解释变量Private-in的系数结果显著为正，但数值较小；模型6引入民资持股比例及其二次项，发现系数均为正，但不显著。这表明民资入股确实可以提升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但效果不明显。模型7分析了民资入股国企的偏好，估计结果中变量lnTFP-1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民资更愿意入股有效率的国企。具体到参股比例上，模型8中变量lnTFP-1的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表明民资参股额度与企业效率关联度不高。这说明民资并没有按政策所设想的那样更多地进入低效的国企，从而改变国企的治理环境。

表3 民资对国有企业生产效率影响的估计结果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代表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民资入股国企后，因其不具备控股地位，在企业生产经营中发挥的作用有限，因此对企业效率提升作用微弱。此外，由于国企行政化的管理模式，民资的权益保障机制不完善，民资在考虑是否参股国企时存在诸多顾虑，对投资回报缺乏信心，这也使得民资参股国企的热情不高。

4.3国资入股方案

理论模型指出国资入股可以改善市场竞争环境，实现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在目前民企普遍缺乏资金的背景下，国资的注入可以扩大民企规模，提升企业效率。对此，将用实证模型来检验理论模型结论的正确性，并论证该方案的可行性。

如果国资参股民企后，民企的生产效率出现显著下滑，那么国资的进入同样损害整个经济体的效率水平，民企效率的下降也会使得国资保值、增值的目标落空。为此，选择了纺织行业内的民营企业进行研究，重点分析国有股权对于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模型引入定性变量State-in，民企含有国有股权时该变量取值为1，否则为0。考虑到部分民营企业是由国企改制而来，尽管这些民企也存在国有股权，但是这并不是国资主动进入的结果。为了能更好地模拟国资入股民企的情形，将样本缩小为出现过国有股权持股比例上升的民企，重点分析了这一部分民企在国资增资前后效率的变化。模型引入定性变量First-period，该变量在国资增资当期取1，否则为0；定性变量Second-period在国资增资后的下一期取1，否则为0。估计结果详见表4。

模型9变量State-in的系数为正且显著，表明存在国有股权的民企的生产效率较不含国有股权的民企更高。进一步考察国有股权的异质性影响，模型10将国有股权持股比例及其二次项代入回归，发现一次项系数显著为正，二次项系数为负但不显著，由此可以确定国有股权并没有显著降低民营企业的生产效率。模型11将研究对象缩小为存在国资增资情形的民企，选取国资增资前一期为基准期，考察国资增资当期以及下一期民企的效率水平变化。回归结果显示，变量First-period和Second-period的系数均为正，但不显著，表明在国资增资后民营企业的生产效率有小幅提升。综上，认为国资入股民企的方案可行性较高。

实践中，国资入股民企的成功案例也很多。格力电器从2005年起，经过股权分置改革、股权转让等措施，使得国有股权直接、间接持股比例已不足两成。国资采取只获取投资回报、不过多干预企业经营的态度，使得企业管理层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可以灵活改变策略，最终实现了政府和企业的双赢。国资投资有成长性的民企，为民企提供资金，扩大了民企的发展空间；国资不控股民企，可以避免政府过度干预企业决策而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也是保证该方案成功实施的关键。

表4 国资对民营企业生产效率影响的估计结果

注：资料来源于作者计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代表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5 结论及政策性建议

国企改革成功与否关乎整个经济体的运行效率，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鉴于民资入股国企模式的改革效果欠佳，提出了国资入股民企的新方案，并构建理论模型证明此方案通过让资本流入有效率的企业，实现了资本的有效配置，提升了经济体整体效率水平。

在实证模型中，搜集纺织行业企业层面的数据进行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实证模型支持了民营企业效率高于国有企业的事实，并且发现低效国企不易退出市场，因此有必要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第二，民资更愿意进入高效率的国企，且入股额度与企业效率关联度低，这使得民资入股国企的效率提升作用微弱；第三，国资入股民企后，民营企业的生产效率依然维持较高水平，证明国资入股民企的方案切实可行。

尽管国资入股民企的改革方案经济效果很好，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可能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特别是防止民企大股东侵蚀国有资本，造成国有资本流失。本文建议从以下两点着手解决：一是从国家层面完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建设，切实保护企业所有股东的权益；二是国资在入股时，应事先与民企协商好争端解决机制，在合同中约定双方的权利与义务，以期形成有效的相互制衡。

[ 1 ] 刘瑞明，石磊.国有企业的双重效率损失与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10，1: 127-137.

[ 2 ] 吴延兵.国有企业双重效率损失研究[J].经济研究,2012，3：16-26.

[ 3 ] 林毅夫，李志赟.政策性负担、道德风险与软预算约束[J].经济研究,2004,2:1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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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5.

[ 6 ] 杨记军，逯东，杨丹.国有企业的政府控制权转让研究[J].经济研究,2010,2:69-82.

[ 7 ] 郭凯，姚洋.国有企业改制的成因：对五个假说的检验[J].世界经济,2004,12:3-13.

[ 8 ] OLLEY G S, Pakes A. The dynamics of productivity in the tele-communications equipment industry[J]. Econometrica, 1996,64:1263-1297.

[ 9 ] 任曙明，张静.补贴、寻租成本与加成率──基于中国装备制造企业的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13,10:118-129.

[10] 赵奇伟，张楠.所有权结构、隶属关系与国有企业生存分析[J].经济评论,2015,1:54-65.

ResearchonTFPofChineseEnterprisesandAllocationofStateOwnedCapital-theTextileIndustryasanExample

LIULe，ZHUOJianwei
(Antai College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30, China)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ese textile firms, we find out that managers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SOEs) show lower level of efforts comparing with private enterprises managers due to ambiguous property right of SOEs, which in turn reduce firms’ TFP. In terms of the reform of SOEs, we show that current method of encouraging private capital to invest in SOEs has limit effects on increasing TFP because of private capital not having controlling stake and divergent interests between SOE managers and private capital providers. We innovatively present the idea that state-owned capital injects into private enterprises and proves that the injection of state-owned capital could expand the scale of private enterprises and therefore increase TFP. Finally, we provide some advice for the problems that may emerge during the enforcement of the reform.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state-owned enterprises; capital allocation; ownership structure

F 270.3

A

2017-03-2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1673186)。

刘乐(1991—)，男，安徽安庆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学、国企改革。E-mail: 15216711938@163.com.

卓建伟，男，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农村金融、农业投资。E-mail: zhuojw@sjtu.edu.cn.

1005-9679(2017)05-005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