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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腳下响着沉重的铁镣，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我不需要什么自白，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相信这篇慷慨激昂的“自白”书，仍停留在很多人记忆深处，而与之相关的革命烈士——陈然，当年在重庆的曲折辗转历程，却不一定为众人所知。其实，在南岸、在沙坪坝、在曾家岩、在大坪……皆有他的印迹划过。

白天当厂长，晚上印刷工

“野猫溪”这个地名，老重庆人应该不会陌生，它位于长江与南山的夹缝之间，是老南岸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这一带因山坡陡峭而形成了独特的带状分布结构，且具有天然水运之便利，大多数道路、建筑皆依山而修、傍水而建，山水人居风味十分浓郁。那时的人都说最热闹的是上新街片区，最山水的是海棠溪片区，最历史的是马鞍山片区，而野猫溪则被看作是老南岸最市井的片区。

就在这片曾经最市井的土地上，藏着一处不平凡的小楼。也许远远望去，它不会是最引人注目的那一栋，青砖黛瓦组成的小楼主体，条石悌坎穿插其间，屋前被碧树环绕，整个建筑格局跟普通房舍无异，它过去是中粮公司机器厂的一个修配车间。说它不平凡，在于它的另一重“身份”——它是革命烈士陈然的旧居。陈然，一个曾经被热血青年久久铭记于心的有志之士，当时就住在车间的二楼。楼下车间有七八个工人，陈然是代理厂长，管理着车间，平时他在外接一些机修业务，以此支撑大家过日子，所以工人们都尊称他为“陈先生”。

看似儒雅的“陈先生”，看似平静的小房子，实则暗流汹涌。原来，陈然在这里做着惊天动地的大事，他和地下党员们把从远方寄来的新华社通讯稿内容，摘编刻印成一份无名小报，在进步群众中分发传阅。这一秘密刊物后来被地下党组织定为市委机关报，也就是有名的《挺进报》，陈然担任着《挺进报》特别支部书记。陈然积极学习油印技术，学写仿宋字、刻钢板，白天他是车间代理厂长，晚上就摇身一变成为印刷《挺进报》的工人。

赶印《挺进报》不幸被捕

1948年4月，市委派人到野猫溪陈然家里通知他：“党内出现了叛徒，《挺进报》必须尽快转移。”很快，陈然又收到一封匿名信：“近日江水暴涨，闻君欲买舟东下，谨祝一帆风顺，沿途平安。”

陈然深知这是暗示他快走，但一想到写好的蜡纸和次日即可印出的《挺进报》，他没法抑制工作热情，并安慰自己“再坚持一个晚上，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于是，他又去储藏室工作，加急赶印，到天蒙蒙亮时，耳边突然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他意识到大事不妙。门被猛烈撞破，几支枪指向他，他被捕了。当晚陈然就被敌人提审，无论敌人怎么动用大刑，陈然始终只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挺进报》是由他一个人操作的，其他的绝口不提。第二天，特务头子徐远举亲自过来审讯陈然，并对他施加老虎凳等酷刑，仍撬不开陈然的嘴。陈然虽被酷刑折磨得昏死了几次，两腿也接近伤残，但他坚决不出卖党、不背叛同志。无奈之下，徐远举只得放缓进度，把他押送到白公馆“重犯”囚禁之地。

虽然被单独囚禁，但好在那间小牢房早就被同志们打通了一个秘密通道，可以和狱中的党组织取得联系。找到组织后，陈然自是喜悦无比，按照地下党的要求，他开始出版《挺进报》狱中版，给狱中难友传送了一条又一条重要的消息，给予了大家无限希望与力量。比如1949年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召开、毛主席到达北平、南京解放等消息都及时在狱中传播开来。

策反看守为越狱“铺路”

随着好消息不时传来，狱中党组织感到胜利就要来临，于是一方面教育广大党员经受住最后的考验，一方面努力进行策反，力求活着迎接解放，并暗地里拟定出“狱中策反越狱计划”。

策反的第一步，当然是需要找到靠谱的策反对象，经过了解、观察，组织上初步选中了几个人，其中有个叫杨钦典的看守是重点对象。杨钦典是河南省郾城县大刘乡人，因家庭贫困为混口饭吃而当了兵，1946年被选调到白公馆当看守。初来乍到，杨钦典吃苦耐劳，本想混个一官半职，但久了渐知事与愿违，自己一无靠山，二没进过军统特训班，无论怎样效忠，到头来还是一个小人物。他对现状的不满倒正是合了党组织的心意，而最早与杨钦典接触并开展工作的就是陈然。

陈然虽原籍江西，但他生于河北香河县，离杨钦典老家郾城县不远，算是小同乡。两人聊起远方的故乡，拉起家常，距离很快就拉近了。何况杨钦典眼见在军统里升迁无望，而通过这些年对狱中“共党要犯”的观察，发现他们并非如长官所说——作奸犯科的好事之徒，相反他们中有不少人来自书香门弟，温文尔雅，为革命而顽强不屈，他心里早已生出几分敬佩之情。陈然在狱中的一腔正气以及在审讯室里的英勇无畏精神，杨钦典也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再加之陈然本身还擅长统战工作，于是两个人一有机会就在一起话家常，讲社会的种种不公平、官场的黑暗等等。所谓“滴水穿石”，陈然的言谈举止慢慢地打动了这位尚未坏透的看守。

经过陈然再三开导，杨钦典有了悔悟的表现，他开始不再对狱中同志恶言恶语，还通融大家递消息、传书报，尽可能多地方便大家行动。

坦然面对死亡的自白者

不幸的是，陈然并没有等到成功越狱的那一天。1949年10月28日，年仅26岁的陈然被押送至重庆大坪刑场。他含着浅笑向狱中难友们告别，经过几个月的狱中生活，陈然已然成为了地下斗争经验丰富的“老将”。

此刻，那些非人的折磨和办报的喜悦，种种辛酸与欣慰交织在陈然的脑海中，尽管生命短暂，但他仿佛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光明的未来，他长长地舒了口气，踏上囚车。车路过闹市区，陈然时而高唱国际歌，时而又高呼革命口号，群众皆为之悲恸，敌人皆战栗不已。到达刑场后，陈然猛地撕去背后的“死囚”标志，拒不下跪，他还高呼：“刽子手们，杀吧，人民审判你们的日子快到了。”接着便连中刽子手三枪，他竟仍未气绝倒下，在场的监斩官无不瞠目结舌，于是命令改用机枪扫射，一番血洗后，陈然才气绝身亡。连之前被他策反的杨钦典也被小同乡惊天地泣鬼神的气节所震憾，从刑场回来后，他隔着牢门向罗广斌等人讲述了这悲壮的一幕。

“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这是《我的“自白”书》里陈然面对死亡的姿态，更是那一代革命先烈们的革命精神。他们皆是生得光荣，死得壮烈之人！而今，当我们走在歌乐山，可以望见陈然的雕塑立于参天大树、连绵绿草之中，他一脸淡然，在青山的怀抱里微笑着。而还在修复的《挺进报》陈列展览室，图片、影像等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当年陈然印刷《挺进报》的完整过程，那旧式印刷机更是会令人思绪万千，不由自主再次对陈然，对那批革命同志们肃然起敬。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