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佳璇

军事题材影视作品中的英雄是个性意志和时代主题的形象凝聚，英雄的感召力，体现在个人行为背后更宏大的民族意识和坚实的精神信仰，如果忽略这点而谈英雄个性，便是舍本逐末。

《战狼Ⅱ》中“打不死的英雄”冷锋在2017年暑期档取得的票房成绩，值得中国影人深思。如电影学者周星所言，“军事题材突出英雄，英雄所聚焦的‘大写的人和人格精神，是这类电影具有受众基础的关键所在。”

无论中外，军事题材影视作品中的英雄，往往是其土地上国家意识、民族意识的载体，而从时间纵轴来看，英雄们的身上又投射了某一时代、某一民族对于某种超凡人格的向往。英雄“人设”的变迁，是创作者为呼应社会审美改变而作出的自觉调整，亦是谈论国产军事片升级时的应有之义。

不再是“被”崇高的完人

新中国成立后，电影银幕上出现了大量描写人民战争的电影，成为“十七年”时期电影的主体，其中塑造了诸多深入人心的战斗英雄，比如《平原游击队》中的李向阳、《董存瑞》中的董存瑞等。

在那个阶段，创作者们为凸显英雄们的正义身份，往往会让英雄们处在一个相对单纯、正邪对抗色彩鲜明的环境中，赋予英雄更纯洁的性格特点，比如勇敢、机智、坚强、爱憎分明等。在形象上，也符合当时对英雄“高大魁梧、正气凛然”的审美期待。

这些作品中的英雄虽然有“概念化”倾向，但性格并不算单薄，加入了具有生活气息的幽默、乐观特质，而且往往会表现人物质朴淳厚的情感，如《铁道游击队》中，游击队长刘洪在寡妇芳林嫂家养伤，创作者就用含蓄的方式表现了两人的情谊。

改革开放之后，英雄的“人设”开始发生转变。在这方面，“第五代导演的开山之作”《一个与八个》是典型代表之一，蒙冤入狱的八路军指导员王金蒙在狱中感化了一批土匪逃兵，通过角色之间的思想碰撞，体现了人物的性格张力。

到了新世纪，英雄们的性格更加多元和复杂，“完美”已经不是英雄的必需。新世纪后，军事题材电视剧迎来了创作高峰，粗糙的石光荣、“匪气”的李云龙、笨拙的许三多，这些作品中令人印象深刻的英雄都不完美，但却更可爱可亲。

如果说“高大全”的英雄是按模板打造的“金子”，那么这些英雄则是形态各异的“璞玉”。灌输式展现英雄崇高感的手段已经不被观众接受，日常中有和常人一样的缺陷，关键时刻却有英雄本色的人物，更容易感染观众。

另外，由于当代年轻人对集体主义和绝对服从观等传统观念有一定距离，个人英雄主义特色在英雄们的身上越来越突出。《湄公河行动》中的方新武、《战狼Ⅱ》中的冷锋，都有孤胆英雄特色，同时又被赋予一层国家正义的价值色彩，与好莱坞同类型片“个人英雄主义+国家意识”的路数一致。

不过，在丰富英雄个性的探索中也出现了个别走偏现象。在一些“抗日神剧”中，英雄有“杀气匪气”的个性，但对人物信仰的诠释只流于喊口号的层面，导致英雄的人格质感变得虚妄。

英雄不问出处

除了个性塑造更多元化之外，英雄们的身份也开始走向多元，军事影视逐渐实现了“英雄不问出处”。

在早期的军事影视作品中，主角英雄一般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中的革命战士，其身份以“农民的儿子”为主。1985年，《血战台儿庄》展现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国民党军队与日军的对抗，首次在银幕上塑造了国民党爱国将领的形象。

《血战台儿庄》展示的是大陆地区对于抗战史越来越实事求是的态度，也打破了当时因历史缘故所致的两岸藩篱，证明爱国情怀、民族大义是两岸的共同语言。蒋经国在台湾看到《血战台儿庄》后说：“这个影片没有给我父亲脸上抹黑。”不久，台湾老兵赴大陆探亲。

近年的军事题材影视作品中，不仅塑造了战场上的英雄，还出现了很多性格丰满的凡人英雄。这些凡人英雄往往是小人物，但都在激烈动荡的时局中完成了精神成长，更能够勾起普泛性的情感共鸣，也增强了其英雄行为的震撼力。

《金陵十三钗》里，秦淮河畔的妓女们抱着保全性命的初衷，奔向了美国人建立的教堂。最初影片并没有展现出她们身上的家国意识，随着剧情展开，兵败的守军军官为保护教堂而死，日军的残暴染指教堂，妓女们受到精神感召，最后成为了拯救教堂中女学生的英雄。

2017年7月1日上映的《明月几时有》，作为香港回归20周年的献礼片，被影评人赞誉“拍出了最像普通人的抗日英雄”。香港本土的抗日历史少有人关注，影片中的英雄们此前也几乎无人讲述。《明月几时有》的主角被左派知识分子感召而走向抗日道路，她的爱人与母亲为此而牺牲，而最终记住这些的，只有香港街头一位白发的出租车司机。

《明月几时有》主角的母亲被视作影片中最感人的角色，也可谓是战争片中凡人英雄的代表。她是一位斤斤计较的“小市民”，当她看到游击队伤员，一个陌生宏大的世界令她肃穆，从而被一种温热又庄严的理想主义所打动；因送情报失败而被捕后，她甚至并没意识到自己的死亡是“牺牲”。

人情与人性的延伸

英雄“人设”的变迁，反映了时代对于英雄的不同期待，而当下，观众已经见识过全球优秀的战争片和其中的英雄，更期待中国的军事题材作品能塑造出更有人情质感、人性深度的英雄。

周星认为：“英雄上天入地、运筹帷幄，这只是外在形式，内里还需要什么？如果要追求一种文化深度，那么英雄更需要的是人性牵挂，应和常人感受到的复杂、丰富的情感相关联。”

没有人天生是英雄，如果英雄登场时便已经完成了成长，观众面对的便是空降的救世主。观众的确需要一个能力强大的偶像，但却不能对一个空壳偶像有所共情。英雄人格中的神性，其实是普通人性的最高级别，因此，在塑造英雄时，创作者便需要通过丰富的细节，来解释英雄是如何走向神性人格的。而这些细节，其实都和人性情感相关联，情感冲击足够强烈，才促成英雄展开英雄式行为的动机。

在《建军大业》中，周恩来和国民党军官斯烈谈判失败后走向雨中的街道，看到爱国青年尸体横陈，造成一种情感冲击——影片前半段用大量篇幅展现“四一二”事件的惨烈，为观众交代了南昌起义的“序曲”，在这个瞬间，又通过周恩来的视角，为英雄们的后续行为动机提供了直观的解释。

在人性深度的开拓之路上，《集结号》被业内人士当作里程碑之作。在影片前半段，惨烈的战争场景中，角色们在面对战争时的卑微、自然流露出的恐惧和脆弱被展现出来；而后半段，谷子地执拗地追问“集结号”的有无、挖掘战友的尸体，让观众深度反思战争之后如何完成心灵的安抚。

整体而言，当下的军事题材影视作品中，个性鲜活、具有强烈感染力的當代英雄塑造得还不够多。在《士兵突击》之后，观众们还很少见到许三多这样在和平年代成长为英雄的普通战士。

另外，战争行动背后要存在对和平的愿景，有必要塑造出能推动和平和解的英雄形象。

中国电影基金会理事长张丕民曾说过，军事题材影视作品中的英雄，其实也是观众反观自我的坐标系：“在先烈的参照下和广阔的历史视野中重新思考‘我为祖国做了什么，从而深化对自我和国家关系的理解。”

军事题材作品透过人物与故事，体现国家精神，正是在这个角度上，英雄的塑造具有格外重大的意义。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