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伟

莫言紧接《透明的红萝卜》写的中篇是《球状闪电》。球状闪电俗称“滚地雷”，是落在地上滚动的火球。我上中学时，就有这滚地雷落在球场上，劈死了一个学生。它被称为“天殛”，莫言以它为意象。这篇小说的技巧有长足的进步，选用自由的人称转换，一开始用第三人称“他”——“蝈蝈”看到球状闪电进屋，被他女兒踢了一脚，就爆炸了。他像“羽毛一样飞起来”，就来到童年尿炕的时代，沮丧地躺在秋天的苇田里，人称就转换成我：父亲带我去看病，关先生让我摘根扁豆喂蝈蝈，见到一个笑容像“热熨斗”一样的老太太。“我”吃了关先生三帖药，就治好了病，在中学里与毛校长的女儿毛艳相识，但高考时，尿迫感又使“我”连续落榜。当“我”成为农民走进苇丛时，人称又回到了“他”——“他”想到毛艳，她已经成为农学院的学生;然后她，茧儿，带着水红色的诱惑来到“他”面前。以“他”的视觉看茧儿，茧儿是“你”，然后“他”就踩到刺猬，变成了刺猬的视角，看到媒婆提亲，看到他们入了洞房。

小说中，“他”不甘接受与茧儿成婚的现实，去烧酒铺喝酒，又转为第一人称“我”，在酒铺里看到身上粘满了羽毛要“飞”的老头。莫言说，他们村确实有一个修仙入魔的人，经常在身上粘满羽毛，在身体周围烧纸念“飞起来了”，这是老头的原型。“我”在酒铺里被熏染，回家打了茧儿，方知她已经怀孕，在面对她怀孕的裸体时，才有了“爱人”的感觉。这是因为，孩子变成了一根生命的纽带。然后，又变成奶牛的视角，看到毛艳登场。毛艳穿着牛仔裤和网球鞋走来，怂恿“蝈蝈”贷款养牛。毛艳走进蝈蝈的生活，那个粘满羽毛的老头就又出现了。随后的第一人称“我”，先转为女儿蛐蛐的视角，后转为茧儿的视角。女儿看到父母的不睦，茧儿看丈夫与毛艳，感觉“好像我的丈夫是她的丈夫，我的女儿是她的女儿”。再转到第三人称，“蝈蝈”的父母到河边，见儿子与毛艳在河中嬉水。最后的结尾是隐晦的：雨后四道彩虹，那个粘羽毛的老头掉了下来，似乎隐喻着插翅难飞。但毛艳扎着红头巾，开着天蓝色的摩托而来，蝈蝈就醒了。最后是女儿蛐蛐像鸟儿一样飞了，似乎意味着纽带挣脱——毛艳端着照相机，嘴里发出鸟的叫声。

这小说里的雷殛、刺猬、想飞的老头，我以为都构成着象征。

《球状闪电》后，他就给我写了《爆炸》。1985年的我刚被王蒙破格提拔为《人民文学》小说编辑室的副主任，副处，可谓春风得意、年轻气盛。我当时狂妄地说，我只关注一流作家，因此，骑着自行车一次次跑魏公村，一到军艺，就只奔莫言的屋子。莫言回忆这个中篇的创作过程说，其构思是与看安东尼奥尼的影片《放大》有关，《放大》的结尾是无声的网球，这使他领略到：“没有声音有时候是最大的声音。”而我只记得他当时对我说：“我给你一篇写得更大胆的小说。”

他给我的是抄写得特别干净的稿子：用军艺那种16开500字薄薄的绿格大稿纸，每一个字都写得方方正正，字体扁而几乎一致，其间几乎没有涂改，一如他永远整洁的床铺。偶尔增加的句子，都会清楚地标示。莫言是极注重整洁的，我记忆中，他朴素得一直是穿衬衫的样子，很少穿军装，天冷就加件夹克。他的谈吐，有时是拘谨的。我注意到，他抽烟时，拿烟的姿势有些夸张，几根手指都会优雅地翘起来。崔京生告诉我，他写作停下思考时，除了抽烟，还会用一把已经磨得亮亮的小梳子，梳理其实并不多的头发。

我觉得，《爆炸》与《球状闪电》有关，继续表达情感无奈与乡村的压力。小说开头，莫言写“父亲的手缓慢地抬起来，在肩膀上方停留了三秒钟，然后用力一挥，响亮地打在我的左腮上。父亲的手上满是棱角，沾满成熟小麦的焦香和麦秸的苦涩。六十年劳动赋予父亲的手以沉重的力量与崇高的尊严，它落到我脸上，发出重浊的声音，犹如气球爆炸”。慢动作般写这记耳光，我记得洋洋洒洒写了三页稿纸。这是家庭压力的象征。这小说，表面只是写“我”回乡，带妻子去做计划生育结扎的一个过程。场景只是从打麦场走过河道，再从河道走到卫生所，卫生所里有人待产，只一个床位，于是就写一个孩子的出生与另一个孩子的离去。背后却交织着很复杂的内容：被城市影响与牵扯的“我”，对这片生养他、无法离弃的土地，对支持农事的辛劳糟糠之妻、年迈固执可怜的父母的愧疚，以及陷在“阴差阳错”中的彼此多舛。小说就精彩于这种舛突构成的五味杂陈，“我”这样感叹：“妻子认为她和李二嫂（吕剧《李二嫂改嫁》中的年轻寡妇）一样命苦，我认为我比她还要命苦，父母认为他们比我们还要苦。”

这小说表面看没故事，莫言在1985年的姿态，就是要逆那些一环环讲线性故事的方法。他说：“没有故事就是最好的故事。”他以大量触觉鲜明的感觉支持绵密的叙述，他写麦秸在阳光下爆响，到处都反射着光线，使“所有颜色失去颜色”;写“尖锐的麦芒上生着刺毛，阳光给它们动力，它们互相摩擦，沙拉拉响”;将蝉噪喻为“爆竹的裂片，碎片像雪片在空中浮游”。色泽、音响、味觉如霰扑面而来，真是想象力恣肆。莫言的强大，就在他这种非凡的叙述繁衍力，我称它为“令人恐惧的发酵能力”。在1985年，他的才华就像冲决了闸门那样激扬迸射，飞珠溅玉，似乎只需一个意象繁衍，一部几万字的中篇小说，就如舒展地吐出一口长气而已。

这小说中飞行训练的飞机、众人围捕的火狐，在当时看，像累赘的旁枝，但因已经意识到这是他的叙述特色，幸好能坚持未作任何删改，王蒙又将它放到了头条。编辑部当时有很多反对声，都认为它写得冗杂噜苏。后来仔细感觉，其实它们正是爆炸意象的构成部分。飞机与“我”最后给女儿吹出的气球，与《球状闪电》里那个粘羽毛的老头一样，应该都意味着飞。而火狐狸与那辆冲撞的红色摩托车的暗喻，显然与“我”的心魔有关。“我”的心冀望自由飞翔，地面的磁力又牢牢吸附于“他”。

那时我已经感觉到莫言强大的心力。缺少强大心力，是难以天马行空，吹气般就把这样长度的叙述洋洋洒洒到游刃有余的。《爆炸》后，他写了个短篇《枯河》，只写一个孩子，一个烟雾漫漫的月夜与村里那棵最高的白杨树。那个小女孩让他上树折一根杈，树杈掉下来，砸了女孩，他被殴打致死。最后莫言要强调的意象是，当太阳升起，人们看到的是他布满阳光、布满伤痕的屁股。这样一个短篇，一晚上，一气呵成。那时他的最高速度是一天能写一万字，他借了一间教员宿舍，晚上在大家睡觉前夹着书本稿子出去，天亮再毫无倦意地回来。他由此是军艺稿纸的最大消耗者。军艺当时每人的稿纸分配是有数的，他过多消耗，只能通过他好友刘毅然去要。刘毅然后来写《摇滚青年》成名，当时是文学系影像课的教师。刘毅然的作用，不仅是让战友们能多看些最棒的欧洲电影，且他当时温馨的家是莫言这帮朋友不时吃顿红烧肉、快乐地喝顿大酒的闹腾之地。（待续）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