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图 /李楠

垃圾之歌关于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反思

文 图 /李楠

考古学一般被认为是一门通过物质遗存研究古代社会的学科。关于定义的具体表述，虽然不同学者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关键词都至少包括“物质遗存”和“古代社会”两个方面，前者划清了考古学与文献史学间的界限，而后者则将考古学与众多立足于当下的社会科学区别开来。

对一个社会而言，政治制度、经济模式、思想文化等无形的因素构成了群体行为的内在驱动力，而物质遗存仅仅是这些无形因素在整个框架下运行的最终结果而已。以何种眼光认识古代遗存？通过怎样的解释才能还原古代社会的真实？这种重构起的“真实”的边界又在何处？这些理论与方法层面的问题是考古学研究中必须时刻反思的，否则所有的论述都只能是悬于空中的水晶楼阁，无论外表多么精致美丽，都难以逃脱轰然崩塌的命运。

那么，何为正确的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如何对其有效性进行合理验证？大多数人认为，理论与方法的有效性必须借助结论的正确性加以说明。但考古学的研究对象——荡然无存的过去，无力对任何结论进行赞同或反驳，其自身的不可重复性又决定了无法将多种理论与方法逐一尝试。当研究目标局限于某个遗物或遗迹时，如某种石器的加工技术、某座建筑的毁弃过程等，我们可以构建一个可控的环境，通过调整各项变量对各种假设进行验证，即“实验考古”。但社会却是一个由太多不确定因素组成的有机体，其间微妙的动态平衡关系几乎无法为人所控和再次复制。因此，对考古学家提出的关于古代社会的种种理论进行有效验证一直困难重重。

20世纪70年代，由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的考古学家威廉·拉什杰（William Rathje）主持的“垃圾计划（Garbage Plan）”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对考古学自身理论与方法进行的一次大胆尝试。除考古学外，这项长达20多年的研究计划也对其他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并导致了一门独立的学科——垃圾学（Garbology）的诞生，极大增强了公众的环保意识并引发人们对现代文明的深刻思考。

美国考古学家威廉·拉什杰

“垃圾计划”

“垃圾计划”的构想肇始于1971年。当时，亚利桑那大学开设了一门旨在教授考古学方法的人类学课程。该课程要求学生独立完成一项计划，以显示某些器物与精神态度、行为方式之间的关联性。其中，弗兰克·阿雷那（Frank Ariza）和凯利·艾伦（Kelly Allen）为探讨精神状态和生理状况的相关性，收集了图森市（Tucson）富裕区的两户人家和贫穷区两户人家的垃圾进行比较。虽然由于样本太少而无法得出最终结论，但研究所采用的方法，即借助废弃垃圾评估人类行为却得到了认可和赞赏。1972年，两人在威廉·拉什杰教授指导下，向图森市各个地区借用垃圾样本，在宿舍后的停车场进行分类工作，“垃圾计划”由此展开。

介绍“垃圾计划”的中英文版书籍封面

1973年，“垃圾计划”工作小组和图森市当局签订协议，由市政部门每周4天随机挑选5～8户人家的新鲜垃圾分配给研究人员使用。因此获得的垃圾未经混合，较为完整且具有较强指向性。所以，工作的重心主要是垃圾分类和整理。由于垃圾的来源较为确定，研究人员得以将所得结论与已有的统计资料对比，对各类垃圾建立了基本的研究方法。

为了获得更多的垃圾来源以及了解垃圾处理技术、垃圾对环境的影响等信息，1984年4月，“垃圾计划”开始对垃圾掩埋场进行“田野发掘”。第一个发掘的掩埋场是图森市的姆林斯（Vincent H.Mullins）掩埋场，之后，全美共有不同地区的8个垃圾掩埋场被陆续发掘并加入比较行列。“垃圾计划”的发掘工作完全比照田野考古的发掘流程和方法：当一桶垃圾由螺旋钻吊起倾倒在地后，研究者们首先记录垃圾温度、深度等数据，然后进行初步的拣选、分类并大致判断年代，之后过网筛进行全面提取，最后进行必要的采样。

同样，“垃圾计划”所遵循的研究思路也完全借鉴于考古学研究：首先，通过科学的田野发掘以采集实物资料；其次，对所获资料进行描述和分类并归纳出一些普遍性现象；最后，尝试对所得现象作出合理解释。自“垃圾计划”实施以来，工作人员处理过的垃圾多达25万吨。研究人员据此建立了一个资料库，几乎涵盖了美国人生活的各个层面。借助于大量社会统计资料，“垃圾计划”可以对各项数据进行更精准的关联，给出的理论解释也更为合理。在计划实施后期，负责人员还对垃圾危机、垃圾处理方式等问题也进行了深入研究。

20世纪60年代，考古学的学科取向发生了重大转折并引起了许多变化，大体可归纳为两点：一是科技手段介入考古研究，推动年代学、工艺技术、资源与贸易等已有问题的深化；二是考古学家主体意识觉醒，对考古学的解释方法及逻辑推理问题进行反思，这两点在“垃圾计划”的研究中都有突出的表现。

不只是定年——拉环的分类学研究

无论是现代垃圾还是古代遗存，研究者亲眼目睹它们的巨大体量和丰富种类后都会在对人类物质遗存的创造力惊叹之余皱起眉头：如何对这些纷繁复杂的遗物进行记录和描述？怎样的归纳和整理才是有意义的？

“垃圾计划”的研究者将收集来的垃圾分为150类，各自有一个代号，又将这100多类按照功能用途归并为几个大类，如食物、药品、个人及家庭卫生用品、教育娱乐用品等。在整理过程中，研究人员将每一类物品的情况详细登记在表格中，最后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数据库，其详尽程度甚至超过了考古学家所做的遗物登记。

由于现代人对时间观念的强调，对垃圾研究者而言，确定年份通常并非难事。垃圾中含有许多自身纪年或者透露出年代信息的物品，如报刊杂志上的日期栏、硬币上的年份等。因此，他们无需投入大量精力通过类型学研究确定器物形态演变谱系后再来定年。但是，比较和分类对垃圾研究者们来说仍然是必须的。每件物品都包含大量可以用来比较和分类的特征，然而，“如果观察到种种现象而不提出问题，那么这些现象无论被观察到多少次，仍然是未知的事实”（陈淳《考古学理论》）。我们只有将某个特性辨认出来，在了解这种特性所代表的意义前提下所作的分类，才可算作对遗物信息的有效提取。

“垃圾计划”中的一张遗物登记表（整个计划共获得了55000份这样的表格，图片采自《垃圾之歌》图3-C）

“垃圾计划”的研究人员起初只是对物品所属大类进行数量统计，并未关注到某种物品的细节特征，对易拉罐拉环的研究也多着眼于统计资源回收率。直到有一天，某位学生突然发现：拉环并不是都一样的，它的外形甚至颜色都因饮料种类与生产地点而有所差别！之后，“垃圾计划”的研究人员对各种拉环进行了详细的分类，并制作了一个拉环类型表。

当垃圾中缺少可以直接定年的物品时，拉环类型表便可发挥功效。他们发现，库尔斯（Coors）啤酒罐的拉环独树一帜——由于设计上存在不安全因素，这种拉环仅在1974年3月～1977年6月被短期使用过。如此，一旦垃圾地层中出现这种形制拉环，就可以借此判断出年代。然而，与考古学家经常选为类型学研究对象的陶器不同，拉环作为工业流水线生产的结果，材料、形制都具有高度一致性，且不同年代间几乎不存在逻辑演变关系。通过拉环定年除了上述特例外，几乎是不可行的。但拉环本身透露出的信息也并不局限于年代。根据拉环类型表，研究人员将啤酒与不含酒精饮料的拉环区分开来，从而找到了窥探人们不同时期饮料消费状况的一面镜子。

我们看到，一个小小的拉环包含的信息其实是多方面的，从不同角度进行分类所提取的信息也不相同。人们描述物品时往往避免不了下意识地分类，比如材料、颜色、形制、纹饰等。在此过程，描述主体会对性状的有用性进行判断，从而对客体特征进行选择性侧重和忽略，以达到“求同存异”的分类目标。若想最大程度地提取信息，就要有尽可能多的分类目标和分类角度，至于二者如何对应则需要反复实践以进行检验。因此，考古学在资料处理上的核心理论和方法就是分类，只有进行更为全面的分类才能保证信息提取的有效性。

“垃圾计划”设计的啤酒拉环类型表（图片采自《垃圾之歌》图1-D）

反观中国传统考古学，由于受“金石学”的影响，对物质遗存的研究习惯于偏重器物，对遗迹现象关注较少，这无疑会丧失一大批用于分类的材料；而在器物研究中强调形制分析，而忽略其他方面，又使得分类的角度大为减少。于是，考古学被压缩为遗物学，分类学被简化成类型学，而研究目标也相应降低为构建完善的编年体系。这里并非要否定分期定年的重要性，而是提出考古学研究应当在纵向的时间轴序列中对横向的社会截面有更多的关注。同样的实物材料，整理过程中若仅局限和满足于分期定年，对信息的完整性而言无疑是一种不可逆的损害。

社会心理——行为方式背后的动因

所有的学科都有一个最基本的逻辑基础，以构成学科本身存在的前提，在此之上才能针对具体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讨论。对于考古学而言，这个逻辑基础即我们有能力通过对物质遗存的研究窥见乃至复原古代社会。长久以来，这一前提被视为理所当然，而这里却必须要将这一常识“问题化”以作更为深入的反思。先不论久远的时间所造成的隔阂，即使对当下进行中的社会，物质遗存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社会的真实？我们所作的解读怎样才能避免先入为主的偏见？

“垃圾计划”从始至终贯穿的主旨就是，人们所拥有的与所丢弃的，往往比他们自身更能精确、详尽、真实地说出他们所过的生活。研究人员对垃圾进行一般性的分类之后，常常会印证或反驳一些传统观念，如对酒瓶数量进行持续统计后发现，一个地区新酒馆的开张会刺激人们饮酒量的增加、纵饮啤酒与发薪日相伴而与月亮圆缺无关；而对家庭生活垃圾的统计则表明，贫穷家庭由于倾向购买小包装商品而无法得到许多应有的优惠，长期来看，其生活成本反而高于富裕家庭等。

另外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垃圾计划”发现人们在访谈中宣称自己所购买和丢弃的东西几乎从不曾与垃圾袋中的残余情况真正相符，也就是我们对自己的生活所作的理解可能与真实情况相差甚远。这也是文献史学所面临的一个问题：所有史料都是当时人们的某种思想，在此基础上所做的复原实际上建构的是当时人们对当时社会的理解。而考古则是另一个视角，即站在当下的现实、通过实物遗存直接审视古代的社会。因此，两者只是在对古代社会复原时视角不同，可以彼此对话和相互借鉴，但不存在绝对的校正与服从。

对我们个人而言，从出生的那天起就开始了漫长的“社会化”过程，行为举止无不潜意识地遵循着社会准则。考古学家试图从社会最表象的物质文化入手，逐层触及社会的内核，就必须要找到每一层次间的桥梁。考古学家在资料处理时所用的核心方法就是分类，这不仅是由于实物资料数量太过庞大，更是由考古学研究对象与目标间的差异所决定的。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物质遗存本身的特性就是复杂多变，若要认识到背后隐藏的稳定的社会状况，必须对大量遗存进行分类总结，提炼出其中稳定的部分，进而逐层深入，从现象窥见本质。

“垃圾计划”的研究者发现，“人类与垃圾之间的整体关联模式不但明显，而且相当固定——固定到甚至具有一定特质、一定大小的群体会制造出哪些垃圾，量有多少，都可以预测”。这种稳定性恰恰是人类社会性的体现——不同社会条件下所塑造的人群心理状况不同，进而导致行为方式有所差别，所留下的物质遗存也有相应反映。而考古学家所做的实际上是对以上过程的反推，但必须建立在模式研究的基础上。偶然性的解释和个案式的分析，并非考古学家所长，若无其他背景资料辅助这几乎是不可完成的任务。

这种研究理念显然受到上世纪60年代以宾福德为代表的“新考古学”派的强烈影响。宾福德在《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Archaeology asAnthropology，1962）和《考古系统学与文化过程研究》（Archaeology Systematics and the Study of Cultural Process，1965）两篇文章中指出，考古学与人类学目的一致，即全方位解释文化行为的异同。此外，宾福德提出了“中程理论”（Middle Range Theory），试图利用民族志材料在考古学可观察的现象与考古学无法观察的人类行为之间建立一种可靠的相伴关系，实际上是在为认识物质文化的内在含义寻找一个有效中介。

“垃圾计划”中与家庭垃圾中有啤酒瓶的家庭访谈的结果（图片采自《垃圾之歌》图3-B）

路易斯·R·宾福德 新考古学的倡导者。1962年，他在《美国古物》杂志上发表题为《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专题论文，提出了对传统考古学的挑战，强调考古学应注重人类学倾向这一新考古学要旨，标志着新考古学的诞生。主要著作有《考古学新视野》(与S·R·宾福德合著，1968)、 《一个考古学视野》(1972)、《考古学中的理论建设》(1977)、《努纳缪特民族考古学》(1978)、《骨骼： 古代人和当代神话》(1981)、《追索过去》(1983)、《在考古学领域探索》(1983)等。

中程理论 又称“中距理论”，是比较具体地解释各种社会行为、社会组织和社会变迁的社会学理论，1949年由美国结构功能主义学派社会学家R·默顿在《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一书中首次提出。默顿认为，社会科学的宏观理论涉及的命题十分广泛，而社会学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对许多社会现象尚未进行专门的科学研究，因此不可能建立宏观的总体理论。默顿主张建立中程理论，它介于从日常研究中大量产生的小型作业假设与包罗万象的广涵理论之间。由于中程理论试图解释的只是人类行为中的某个具体方面，它的参照框架的范围也十分有限，所以也有人称它“小型理论”。默顿的“失范理论”、L·费斯廷格的“认识失调论”等都是中程理论。

以上研究思路存在一个隐性预设，即人类行为并非完全随机，而是具有很强的规律性，一些群体性的行为特征会在个体上反复地出现。这一预设已经为许多社会学、民族学研究所证实。但问题在于，这种规律性是如何体现在实物遗存上？并非随机的人类行为实际上也并非完全遵循理性原则，心理因素有时也占据重要地位。如果我们将人类行为与社会真实关联时不予考虑，所得结论可能与真实情况截然相反。这一点，“垃圾计划”也给考古学家们敲响了警钟。

1973年春，美国国内盛传牛肉短缺的消息，超市中很难购买到优质牛肉，且价格居高不下。“垃圾计划”曾以牛肉为切入点，观察人们在物资缺乏与丰足阶段丢弃行为间的差别。出乎意料的是，从1971年春天到1974年春天的三年间，牛肉短缺阶段人们丢弃的牛肉比例（9%）是牛肉丰足时期（3%）的3倍。也就是说，食物短缺时人们的浪费比例反而增加。“垃圾计划”对这一现象提出了一项假设：危机抢购风潮会刺激人们超出实际所需，从而导致最终的浪费量增加。与此相应，“垃圾计划”还发现，饮食的重复性越高，丢弃的食物越少。因为我们对习惯性摄入的食物有着更为稳定的需求，浪费情况不易发生，在垃圾桶中也较为少见此类食物的踪影。

过去，是理解现在的一面镜子；而现在，也是开启过去的一把钥匙。“垃圾计划”中还有很多类似的推翻常识的结论，不断向我们展示出人类行为的复杂性。考古学家们对“看到的”津津乐道，常常忘记了这些仅是冰山一角，那些“看不到的”或许更为重要。另外，虽然现象较实物而言稳定了许多，但较本质而言仍然是多变的，两者并非线性对应。如果我们不了解社会心理，很有可能将牛肉丢弃比例增多的原因归结为供应充裕，而与实际相差甚远。古代社会并不比现代简单多少，如果考古学家无视心理性因素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实际上否定了社会性在个体上的体现，如此何谈复原古代社会？所幸已有学者认识到，对社会组织和精神世界的了解是解读文化遗物的前提条件。但如何正确、有效地将古人社会心理纳入行为模式的解释中，目前仍缺乏可供参考的范例。

超越“垃圾”——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之外的思考

“垃圾计划”虽然是一项由考古学家主持并以考古学理论为指导的研究计划，但并不可视作纯粹的考古学研究，其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计划始终具有明显的现实取向。无论是初期对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检验还是之后对现代垃圾处理、垃圾危机、环境问题的关注，“垃圾计划”都始终立足于现实需求。这也是此项计划能够大规模进行并持续长达20多年的原因。

对大众关心的垃圾处理，“垃圾计划”的研究人员进行了尝试性回应。他们对垃圾与人类历史进行超长时段观察之后，认为“尽管人类文明不断进步，技术日益精进，可是几千年来，人类处理垃圾的方式在本质上并无新意。垃圾处理的基本方式有四：倾倒、焚化、转为有用物质（回收）、减少物品（将来的垃圾）的体积”，并从研究结果出发对未来垃圾处理提供了一些建议。

考古学研究则常常对现实需求讳莫如深，学科的终极目的止于认识和复原古代社会，几不言及对当下社会的影响。然而，现在无法说明自身，唯有审视过去才能认识和理解当下的一切。如果我们承认，站在当下的视角能够对古代社会有所正确认识的话，那么这种认识必定或多或少于当下有益。强调考古学对现实社会的意义并非局限于“公众考古”之类的参与体现或考古学所得研究结论知识性的普及，而是更深层意义上的探讨，即古人的智慧是否还有适用于当代的部分？考古学研究是否可以对现实问题提供一种理解方式或解决方案？

另外，“垃圾计划”还具有明显的学科交叉性，研究人员的知识背景复杂，涉及的学科有考古学、社会学、经济学、环境学、生物学等。虽然使用的方法和关注的重点不同，但它们的研究对象均为垃圾，目标也均涉及了解垃圾所处年代的社会状况这一项。这种学科交叉性自考古学诞生就十分突出，考古学从来不是通过培养经受一系列训练的人才，而是通过引进不同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获得自身革命性的发展。而当下的考古学也愈加走向专业化，学科分支增多，许多学科自身就有成熟的理论和方法，那么当研究对象从当下转向古代时，这些理论与方法是否仍然适用？若需调整，检验所作调整是否优越的标准又在何处？而在如此细分背景下的考古学研究，是否还能有自身独特的理论与方法？这些都需要在今后的考古学实践中继续思考和探讨。

（作者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