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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猩”光灿烂走进类人猿世界的三位利基天使

2017-11-01赵惠杰

大众考古 2017年4期
关键词:红毛高迪利基

文 图/赵惠杰

“猩”光灿烂走进类人猿世界的三位利基天使

文 图/赵惠杰

帕斯卡尔的《思想录》中有句话,“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人是一株有思想的芦苇。”思想形成人的伟大,人类强烈的自我意识迫使我们了解自身,但直至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孟德尔的遗传学提出后,科学的人类学才逐渐形成。路易斯·利基(Louis Leakey,1903~1972)是著名的古人类学家,也是“古人类学研究第一家族”——利基家族的开创者。20世纪初,当科学界视亚洲为人类起源地而在东方苦苦追寻时,路易斯在东非奥杜威遗址(Olduwai Site)进行了30年的发掘,发现了南方古猿鲍氏种(Australopithecus Boisei),记录了奥杜威石器工业及能人化石,揭开了东非地区化石发现的序幕。今天科学界普遍认为东非是探索人类起源的关键地区,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路易斯。路易斯的另一个伟大之处在于他还是古灵长类研究领域的“教父”,为揭视类人猿和早期人类进化的奥秘培养了3位女性灵长类学家,研究黑猩猩的珍妮·古道尔(Jane Goodall)、研究山地大猩猩的黛安· 福西(Dian Fossey)和研究红毛猩猩的蓓鲁特· 高迪卡斯(Biruté Galdikas),她们后来都成为各自领域的著名学者,被誉为“The Trimates”(利基的天使)。2017年恰逢路易斯·利基先生逝世45周年,我们深切地敬仰、感怀路易斯为古人类以及古灵长类所做的重要贡献。

黛安·福西(左)、珍妮·古道尔(中)和蓓鲁特·高迪卡斯(右)

路易斯·利基

奔走的“特蕾莎修女”——珍妮·古道尔

特蕾莎(Teresa)跨越了民族、种族和宗教的界限,把一切都献给了穷人、病人、孤儿、孤独者、无家可归者和垂死临终者,是最受人尊敬的修女,灵长类动物学界也存在这样的一位“修女”,她超越了民族和物种,在黑猩猩研究和环境保护道路上汲汲奔走50多年,被英国媒体誉为“奔走的特雷莎修女”。

珍妮·古道尔1934年出生于伦敦,从小就喜欢动物,1957年的一次非洲之旅中结识了正在奥杜威发掘的路易斯,1960年在路易斯指导下奔赴坦桑尼亚贡贝国家公园(Gombe National Park)研究黑猩猩,度过了38年的野外生涯。

踏入贡贝不到四个月的古道尔有两项发现震惊世界。古道尔观察到白胡子大卫(David Greybeard,古道尔按特征为研究个体命名而不是传统编号)去掉植物茎秆上的叶子后将其插入蚁穴“钓”取蚂蚁。路易斯听闻后也惊叹道:“现在我们必须重新定义人类、重新定义工具,或者接受黑猩猩也属于人类。”不久,黑猩猩捕食疣猴、小野猪的发现改变了人们对黑猩猩饮食和行为的认识——黑猩猩并非素食主义者。利用在贡贝5年的研究,古道尔1965年完成论文《自由放养的黑猩猩的行为》(Behaviour of Free-Ranging Chimpazee),破格获得剑桥大学博士学位。接下来的30年里,古道尔发现了黑猩猩群体有计划地进行4年战争,同类相食,互相梳理皮毛联络感情,久别重逢后搂抱、亲吻、握爪,以及黑猩猩免疫系统缺陷等15项不为人知的秘密。

坦桑尼亚贡贝国家公园内,古道尔旧居外的黑猩猩

古道尔在动物保护和环保上的成就绝不亚于她在贡贝动物保护区对黑猩猩的观察研究。1977年建立珍妮·古道尔研究所(Jane Goodall Institute),1984年成立动物庇护所和黑猩猩动物园,1986年在飞机上俯瞰到贡贝公园外黄沙漫漫时,古道尔毅然决定从研究转向环保。1991年启动“根与芽”(Roots & Shoots)环境教育项目,她希望全世界的人们都能尊重和爱护生物,保护环境,保护地球,创造更加美好的生存空间。时至今日,“根与芽”遍及100多个国家,拥有10000多个团体。自1998年离开贡贝,古道尔每年有300天奉献给飞机、大学演讲、全世界“根与芽”环保教育宣传以及慈善筹款晚宴。她从伦敦都市走向非洲丛林,又从人迹罕至的丛林走向熙熙攘攘的人类社会,从青年到耄耋,从科学家到环保“布道者”,她坚信:我们能改变世界。

母子亲吻

一只小黑猩猩向年轻的古道尔伸出右手

维龙加的“女神”——黛安·福西

维龙加山脉(Virunga Mountains)沿刚果、卢旺达、乌干达边界绵延80公里,不仅是非洲最古老的世界遗产地,还是一个森林王国,世界上将近一半的山地大猩猩都栖息于此。黛安·福西是著名的野生动物学家,对维龙加的山地大猩猩进行了18年的深入研究,1985年12月27日不幸被谋杀在山上的小屋中。

福西1932年出生于美国旧金山,6岁时父母离异,从小与宠物相依为伴的福西在大学时主动研修兽医生物学及职业治疗课程。1967年,福西在路易斯的指导下抵达卢旺达,在维龙加两座火山的鞍部成立了卡里索凯(Karisoke)山地大猩猩研究中心。

群居的山地大猩猩

福西虽不像古道尔一样著名,却是世界上研究山地大猩猩生理和行为的权威。通过模仿山地大猩猩的发声、吃山地大猩猩常吃的植物来接近大猩猩并获得一系列研究成果,福西发现了4个山地大猩猩群体,对雌性大猩猩在不同群体间的转换、大猩猩的发声、群体等级、社会关系、饮食等研究大大扩展了我们对山地大猩猩习性和社会结构的理解。1970年,福西登上《国家地理》封面成为国际名人,1980年获得剑桥大学博士学位,1981~1983年在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授课,1983年出版的Gorillas in the Mist是福西所著的有关山地大猩猩的畅销书。

福西的保护行动也毫不逊色。20世纪70年代卢旺达人口激增,猖獗的偷猎活动和过度开垦耕地造成栖息地破坏,维龙加地区的山地大猩猩数量从450只下降到260只。1977年福西最喜欢的大猩猩迪吉特(Digit)被杀,它的手掌被砍下来做成烟灰缸并以20美元的价格出售。6个月后,福西熟知的3个山地大猩猩家族相继受害。福西将目光从科研转向反偷猎,求助媒体跟踪报道,采用多种策略加强对大猩猩的保护,大猩猩的困境引发大量的全球捐款,1978年福西利用捐款建立Digit基金,致力于大猩猩保护工作。福西组织反偷猎活动颇有成效,1979年的四个月里,由4名非洲成员组成的福西巡逻队在研究区附近捣毁了987个偷猎陷阱,并帮助逮捕了一些偷猎者。然而福西抓捕偷猎者、为取得立法保护而挑衅当地官员、反对将动物运往动物园、反对大猩猩国际旅游项目等激进的保护做法损害了政府及旅游公司的利益,最终招来了杀身之祸。

“没有谁像她那样热爱大猩猩”——墓碑悼词诠释了福西的一生。她取得了大猩猩的信任,却没有获得人类的信任,用生命代价换来的聚焦似乎有点残忍,但今天基金会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展,卢旺达科研基地首次迎来了本土主管,志愿者们前赴后继地奔赴非洲,这或许就是福西带来的社会变革的力量。

婆罗洲的女“酋长”——蓓鲁特·高迪卡斯

红毛猩猩也叫猩猩,是聪明有趣的一种大猿,幼子随母亲生活到8岁,成年独居,晚上有筑巢习性,目前主要生存在苏门答腊岛和婆罗洲的热带雨林中。在高迪卡斯研究红毛猩猩之前,人类对这种亚洲大猿所知甚少,她的丈夫帕克·博哈普(Pak Bohap)是婆罗洲一个土著部落的酋长,而她则像猩猩王国的“酋长”一样关爱着红毛猩猩。

福西和巡逻队成员

福西和山地大猩猩迪吉特

高迪卡斯是加拿大人,1971年在婆罗洲丹戎普丁保护区(Tanjung Puting Reserve)成立猩猩研究和保护项目,为感谢路易斯·利基的知遇之恩,将研究营地命名为利基营(Camp Leaky)。高迪卡斯利用现代数据收集技术记录了猩猩的相互交流情况,用统计学相关性鉴别猩猩的叫声,对其所食的植物和动物分类编目。非法走私和豢养猩猩幼崽作为宠物的历史在婆罗洲由来已久,高迪卡斯自踏入婆罗洲,就着手收养从偷猎者手中营救的猩猩孤儿,教导它们必备的野外生存技能。

上图为丹戎普丁国家公园;右图为高迪卡斯和红毛猩猩

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展迅速,清除性伐木、修路、采矿、种植油棕榈等破坏栖息地的做法对红毛猩猩无异于灭顶之灾。1986年,高迪卡斯以利基营为基础,成立了集保护、康复、研究和教育四位一体的国际猩猩基金会(Orangutan Foundation International,简称OFI)以保护和拯救红毛猩猩。1997年的火灾造成数百只红毛猩猩受伤,雨林面积骤减,高迪卡斯说服政府拨出7.6万公顷的野生动物保护区,把400万公顷油棕地改成植物园,1999年成立救助猩猩孤儿的红毛猩猩检疫保健中心(OCCQ),收纳了300多只红毛猩猩,目前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都成立有OFI的姐妹组织。

高迪卡斯认为只有真正融入婆罗洲,给予栖息地周边公民以福利,改变单一的经济来源,唤醒公众的环保意识,才能彻底改变红毛猩猩的困境。基金会从种植园主及政府手中收购土地作为猩猩栖息地,对种植园工人进行职业培训,发展旅游观光业,为当地居民提供就业,基金会还开展会议、公益讲座、培训等各种形式的社区保护计划和教育计划,以提高公众的保护意识。高迪卡斯还是加拿大西蒙菲莎大学(Simon Fraser University)和印尼国立大学(Universitas Nasional)的知名教授,将红毛猩猩的研究现状传达给公众。2011年上映的纪录片Born to Be Wild记录了高迪卡斯营救、治疗红毛猩猩,教会它们大自然生存技能,帮助它们重返雨林的故事。

一直到今天,古道尔仍奔走于世界各地进行筹款和宣传,高迪卡斯仍在婆罗洲守护着红毛猩猩,福西如果不被谋杀,也应该和大猩猩在一起。路易斯为3个天使打开了“人猿之窗”,她们通过《国家地理》杂志、电视纪录片以及详尽的专著等将这些“温和的巨人”带入世界人民的视野,改变了我们对类人猿的偏见和无知,使人们有机会了解她们的成就以及类人猿所面临的困境,进而感佩和支持她们的工作。人是“万物之灵”,也是“自然之子”,能够通过审视过去来解答有关我们自身和社会的疑问,惟有进行生态文明建设,人类才有希望走出现代化的迷茫与困顿。我们和类人猿共同分享着这片土地,只有这种关系能互利互惠,我们才能创造出可持续发展的更有保障的现代文明。

本文是指南针计划专项项目“中国古代人类骨骼遗存资源数据库建设及共享”项目的中期成果,特此感谢。

(作者为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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