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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文武双全”四个字来形容朱之洪，再贴切不过了。他是当年重庆保路同志会会长，在清朝末年推动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他是同盟会成员之一，冒死迎接起义军入城，对蜀军政府的成立做出重大贡献；他还创办学校，推动名人纪念碑修建，晚年主持编纂了至今影响颇深的《巴县志》……

言辞犀利，助推四川保路运动

南岸区茶园新区玉马公园内，青草碧绿，树木葱郁。沿着幽静的小道往深处走，会发现一处格外静谧的园林，这便是重庆的革命功臣朱之洪的纪念园林。透过园林中央那一座引人注目的汉白玉纪念雕塑，仍可感受到朱之洪的儒雅与眼睛里散发出的刚毅。

从玉马公园到巴南鹿角，相隔不到10公里，鹿角正是朱之洪的出生地，这片养育他的热土，也是他奋斗不息的地方。从故乡出发，最后回到这里，与重庆的山山水水相依相伴，或许这正是他最完美的归宿。有生之年里，他担任过重庆保路同志会会长、蜀军政府高级顾问，是重庆辛亥革命的风云人物，为推翻满清帝制立下丰功伟绩。

19世纪末，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铁路投资，实为争夺铁路的修筑权。粤汉、川汉铁路是沟通南北和深入内地的两条重要干线，因而成为帝国主义争夺的目标。而清廷以商办铁路“旷时愈久，民累愈深”为由，将川汉、粤汉铁路干线收归国有，并以路权为抵押向美、英、法、德四国银行大举外债。为此，民怨沸腾，保路运动迅速展开，但四川立宪派坚持“文明争路”。1911年川汉铁路特别股东大会在成都召开，清督办兼川汉、粤汉铁路大臣端方的电报“四川保路运动完全是好事之徒别有用心的预谋……”令会场炸开了锅。这时，一位男士快步上台，义愤填膺地说：“清廷卖国卖路，普天同愤。哪有好事之徒一说……如果有，你倒说说是谁，否则别乱咬人……”

这位言辞犀利的男士就是重庆同盟会成员兼重庆保路同志会会长——朱之洪，他以重庆股东代表的身份出席此次大会。随后，朱之洪以川汉铁路股东会的名义起草给端方的复电，抗议他干涉股东会正常活动。其实在股东大会前，朱之洪在与其他同盟会成员商议革命策略时就曾指出：“我们每天都跟清政府讲法律，辨是非，可清政府置之不理，不如把民众发动起来搞革命。”而当时清王朝不顾群众罢斥官员李稷勋的要求，还派他负责川路工程，朱之洪大胆揭发了清王朝与川人为敌的罪行，后来出席特别股东大会的代表正式获悉李稷勋升官的消息，会场内叫骂声不绝于耳。一时间百业停闭，学堂一律停课。从此，四川保路运动结束“文明争路”。

冒死翻墙，推进蜀军政府成立

朱之洪年幼时家境殷实，父亲经营缫丝及染色业，又极具眼光，对子女教育有加。朱之洪自幼跟胞兄朱必谦一同读书学习，接受众多新思想与文化。

1903年，朱之洪与杨沧白、童宪章等人发起成立了重庆第一个资产阶级反清革命团体——公强会，会员们常集聚于重庆桂香阁，讨论国事，到1906年，该会改组为“同盟会重庆支部”。

重庆宣布独立前，武昌起义已成功，辛亥革命进入高潮，重庆也积极响应，齐聚重庆的同盟会员公推杨沧白主盟，由张培爵联络交通、征集器械，朱之洪则联络官绅、交涉各军。1910年，革命形势高涨，杨沧白回渝接任重庆府中学堂监督，积极为重庆起义作准备。朱之洪与胞兄朱必谦联络四川民间会党、袍哥首领等组织了200多人的武装队伍，准备参加起义。朱必谦还组织了一批可靠的学生进行军事训练，以备不时之需。

重庆推翻满清统治的关键还在于夏之时率领的新军起义，朱之洪听闻夏之时在龙泉驿起义，其部队过千人且持新型武器，他便主动找夏之时密谈，约好在重庆会师。但一些商人害怕夏之时的新军，于是总商会托朱之洪送夏之时钱财和大米，请他勿入城。朱之洪给他们一一做思想工作，分析了夏之时军队来重庆的益处。不料消息传到时任重庆知府钮传善耳中，他下令关闭所有城门，不准任何人出入。当夏之时的部队到达城外时，发现城门紧闭。情急之下，朱之洪毅然决定“翻过去”。话语一出，跟他同行的革命同志都觉得太过冒险，因为通远门重兵把守，稍有不慎就会丢掉性命。“革命成功在此一举，我必须出去。”朱之洪顾不上同志的劝阻，独自先行。他绕到一段较低矮的城墙前，趁士兵不注意时手脚并用向上爬，又将绳索捆紧自己，翻墙而出。朱之洪在两路口遇到夏之时的军队后，告知城中消息。与此同时，其兄朱必谦手提大刀，率领众多学生军来到通远门，斩落城门锁。如此一来，夏之时的军队才得以顺利进城。

不久，革命志士召开群众大会，被擒的钮传善面如死灰，当即剪发捧印投降，随后，蜀军政府正式成立。

志同道合，与孙中山一起补袜子

朱之洪先生的英勇、果敢总是被世人津津乐道，他的纪念碑周围被三块大石环绕，大石上清晰可见“海阔天空”、“天下为公”、天地本逆旅，道义凭仔肩”字样。字句虽简短，但来头却不小，它们都是孙中山先生的亲手题词。

提起跟中山先生的缘分，得追溯到1913年。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后，各地讨伐袁军，朱之洪任川东安抚使，讨伐失败，遭遇抄家的厄运，他被迫逃亡到日本。在日本，朱之洪首次拜见了孙中山先生，两人志同道合，一见如故。孙中山对他特别器重，常与他共谋国事，友谊日甚一日。某日天正下雨，孙中山冒雨来到朱之洪的寓所，正好遇到朱之洪在补袜子。朱之洪刚打算收拾针袜起身迎接，孙中山微笑着摆手：“吾辈革命艰苦，实为后人谋百世之福利。”说完后，孙中山拿起另一只袜子，与朱之洪促膝而坐，一边取针线补袜，一邊跟他谈论国事。对此，朱之洪感动不已，更坚定了革命的决心与信心，而这双袜子自是成了朱之洪的“珍宝”，他再也舍不得穿，小心翼翼地收藏起来。

朱之洪不求闻达，性情开朗，孙中山十分了解这一点，特意为他写下了“海阔天空”、“天下为公”两幅横额。1914年，孙中山又题字“天地本逆旅，道义凭仔肩”赠送给朱之洪，鼓励他坚定信仰，树立革命必胜的信心。

如今，孙中山的题词墨宝被镌刻在朱之洪园林纪念碑上，这也是对朱之洪的革命精神的最佳写照。

编志立书，留下珍贵的城市史料

朱之洪还亲赴京、津、沪移奉张培爵、魏荣权、张威等烈士遗骨，葬于浮图关烈士墓园。为了更好地培养烈士遗孤，他倡议建立了遗爱祠小学等。沧白堂、邹容纪念碑等也是他主持或推动建立的，为重庆历史文化建设铺垫了基石。

晚年时期的朱之洪，不再过问时政，而把兴趣转为文史研究。1933年，他奉当时巴县县长唐步瀛之命，成立了巴县文献委员会，并被推举为巴县编纂委员会委员长，全面主持编撰《巴县志》。朱之洪聘请德高望重的国立四川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教授向楚，让他担任县志总纂，另外又邀请川东师范学校校长文伯鲁、思诚国学专修学校校长陶闽士以及重庆大学中文系主任向宗鲁等重庆文化名人共修县志。作为编纂会委员长，他不辞辛劳，四处筹集经费，组织人员采访调查。战火连天之下，《巴县志》克服重重困难，于1939年底刊成。在县志即将付印之时，朱之洪亲自撰写《巴县志叙》，回顾修志之艰难：“创始之艰，：筹集之繁，筹措支拙，完成文献之不易。”全书共23卷，分装24册，不仅记录了大量的人文地理，而且再现了当时的历史。

新编修出来的书，与明清王尔鉴的旧志相比，有很多创新，它不仅保存了大量明清以来的珍贵资料，还新增设“学校”、“商业“、“交通”、“选举”、“市政”、“蜀军革命始末”等篇章，时代特色鲜明。尤其《蜀军革命始末》记录辛亥革命重庆起义、成立蜀军政府的经过，为中国现代史提供了重要的史学资料。同时，在县志附录中记载了重庆开埠以来城市规划、下水道铺设、城市交通等情况，为探究重庆开埠历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