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云翔

【摘要】汉代手工业生产过程中分工的细化和专业化，使工匠们的技术不断精进，为稳定并不断提高其产品质量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和人力资源。各种工匠和各级官吏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和严密完整的监督管理体制，以及将管理者和工匠之名勒记于制造的产品之上以明其责，为产品质量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

【关键词】汉代 官办手工业 工匠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汉代官办手工业既负责铜器、兵器武备等的生产和供给，也生产盐、铁等日用品

汉代的官办手工业，主要由少府和大司农两大机构管辖。少府的收入归皇室，大司农的收入归国库。就其类型而言，主要有官府手工业和官营手工业两种。

官府手工业，是指汉朝政府直接经营管理并直接为政府服务的手工业。其主要目的一方面是为皇室、贵族及官僚提供各种日用消费品和奢侈品，另一方面是向军队提供兵器武备等。因此，汉代的官府手工业从严格意义上说不属于商品生产，而是一种“专供生产”。就其经营管理来说，汉代的官府手工业又可分为中央政府所属的手工业和地方郡国所属的手工业两类。

中央政府所属的官府手工业，设有专门的机构进行管理。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西汉时负责供给天子及皇室之用的少府属下设有考工室、东织、西织、东园匠、尚方和御府等，其长官为令和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考工室为考工”；汉成帝“河平元年省东织，更名西织为织室”。东织和西织，其下设有丝麻纺织工场，专门负责为皇室及贵族制作祭祀时穿用的衣物服饰。又据《汉书·地理志》本注，汉朝政府还分别在齐郡的临淄和陈留郡的襄邑设有服官，专门为皇室及贵族制作日常生活及上朝所穿用的文绣服饰。东汉时期，少府所属的织室依然存在，齐郡和陈留郡是否还设有专门的服官尚不明了，但当地工官下仍设有为皇室制作锦绣服饰的纺织作坊。另外，东汉时期，考工改属太仆，设“考工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作兵器弓弩刀铠之属，成则传执金吾入武库，及主织绶诸杂工，左右丞各一人”。

实际上，除了上述中央官署之外，西汉少府所属的内者、水衡都尉所属的上林和钟官，以及供工、内官、寺工、右工等也都设有官府手工业工场，制造铜器和漆器等；东汉大司农、太仆所属的书言府、虎贲官等机构也设有制作铜器的工场。

作为汉王朝官府手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政府还在各地设有工官，为皇室和政府进行专门的手工业生产。据《汉书·地理志》，西汉在河内郡怀县（今河南武陟）、河南郡（今河南洛阳）、颍川郡阳翟（今河南禹县）、南阳郡宛县（今河南南阳）、济南郡东平陵（今山东章丘）、泰山郡及奉高县（今山东泰安）、蜀郡成都（今成都市）和广汉郡及雒县（今四川广汉）共设有八处工官。据汉长安城未央宫官署建筑遗址出土的骨签刻文及其研究可知，河南工官、颍川工官和南阳工官，是当时规模最大、最为重要的“三工官”，主要负责铜器和兵器武备等的生产和供给。

汉代的官府手工业，除了中央政府直接管辖者外，还有地方郡国经营管理的手工业，其产品主要供给中央和郡国的统治者使用，或用于装备中央和地方武装。

汉代官办手工业的另一种主要形态是官营手工业。它不同于官府手工业的根本区别在于，虽然同样是政府管理和经营，但其产品并非只供给特定的人群，而是面向社会、面向市场，实际上是一种“垄断经营”“专营生产”，其中最为典型的是盐官和铁官的设置及盐铁专营。

鹽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铁在汉代是关乎国计民生的战略性物资。西汉初年，汉王朝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煮盐和冶铁任其郡国和个人经营，国家只是设官进行管理和收税。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汉朝政府实施盐铁官营政策，将煮盐和冶铁收归政府。盐铁不再由少府管辖，而是改由主管全国经济的大司农掌管，大农丞领盐铁事，在全国27个郡国设置盐官37处，进行食盐的生产与运销，即盐官招募百姓制盐，并官收、官运、官销；同时，在全国40个重要产铁的郡国设置大铁官49处，铁官设令、长及丞，主鼓铸；“郡不出铁者，置小铁官，使属在所县”，销熔旧器铸新器；严禁私自铸铁、煮盐。东汉和帝即位（公元前88年）之后，宣布“罢盐铁之禁，纵民煮铸，入税县官如故事”，盐铁手工业进入官营和民营并存的新阶段。

规模庞大、从业者众多是汉代官办手工业突出的特点

汉代官办手工业突出的特点之一是规模庞大、从业者众多，无论官府手工业还是官营手工业均如此。

汉代官办手工业规模之大、从业者人数之众，从考古发现和有关的文献记载可见一斑。郑州古荥镇汉代炼铁工场遗址，发现2座大型炼铁高炉，其中1号炉炉缸内径为4米×2.7米，复原高度为6米，有效容积约50立方米，日产量在1000公斤左右，需要12个人同时操作，是迄今所知世界上最为古老、规模最大的炼铁高炉。据研究，当时一个铁官所属铁工场的人数，一般在200人左右。

就官府手工业工场来看，同样是规模大、工匠多。《汉书·贡禹传》载，贡禹上书称：“故时齐三服官输物不过十笥，方今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钜万——三工官官费五千万，东西织室亦然”，仅齐地三服官下设的纺织工场，每个工场的从业者就有数千人之多。

汉代官办手工业从业者不仅人数众多，而且人员构成复杂。汉代官办手工业生产中，主要的劳动力是卒和徒，而专业技术工匠虽然在数量上只占很少的一部分，但却是手工业生产的骨干。因为专业技术工匠掌握专门的技术，直接负责产品的制造和生产，因而在具体的生产过程中具有核心地位，对于保证产品的质量发挥着关键作用。

手工业的高效运行，离不开有效的手工业管理体制

汉代中央政府所属官府手工业的管理，如前所述主要有两种系统：一种是由少府所属的考工、尚方、内者、供工等机构直接进行管理；另一种是在各地设立工官，上由大司农管辖，具体由各郡管理，工官设有令或长、丞（大的工官设左、右二丞）、掾、史（令史）和佐等各级管理人员，另有郡守派遣到工官进行督察和监视的护工卒史等官员。

与此同时，根据不同的手工业门类设置不同的工官，进行专门的生产，最大限度地使生产专业化。当时尽管有综合性的工官，但最常见的还是专业性的工官，如河内工官主要制造弩机等兵器武备，颍川工官主要铸造铜器皿，南阳工官主要制造兵器，广汉郡工官主要制造铜器和漆器；设在齐郡临淄和陈留郡襄邑的服官，专门为皇室及贵族制作日常生活及上朝所穿用的文绣服饰。即使是综合性工官，其生产也有主有次。譬如，蜀郡工官和广汉郡工官，虽然文献记载“蜀、广汉主金银器”，但考古发现表明，蜀郡、广汉郡工官并非制作金银器，而主要是制造鎏金铜釦（鎏金铜耳、鎏金铜箍）漆器和鎏金银的铜器，以及少量铁器，并且主要是“乘舆”之器，即皇帝所用之物。

至于工官及手工业工场的内部管理，一方面采用“物勒工名”的做法，实行生产责任制，建立完整的质量监控体系；另一方面根据工艺流程进行细致的分工，以保证工匠的专业技术水平和产品的质量，尤其在官府手工业工场中更是如此。

所谓“物勒工名”，是战国以来形成的一种手工业工场产品质量监管制度。《礼记·月令》：“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功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郑玄注曰：“勒，刻也。刻工姓名于其器，以察其信，知其不功致。”也就是说，在制成品上刻上工匠的姓名和监督管理者的姓名，表示对产品的质量负责，如发现有残次品和劣质品，即“功有不当”，则会受到严厉的追责和惩罚。至于工种的划分，则因手工业门类的不同而有异。这种“物勒工名”的做法和工匠的细致分工，在蜀郡西工的漆器生产中表现的尤为突出。蜀郡西工是汉王朝设在蜀郡（今成都）的一处工官，以生产漆器为主，兼及铜器和铁器的制造。蜀郡西工制造的有铭文的漆器，迄今已发现28件之多，充分揭示了蜀郡西工漆器的生产过程、工匠分工及质量管理体系。

譬如，朝鲜平壤石岩里丙坟汉式墓出土的一件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漆盘，其口沿背面针刻有铭文：“永始元年，蜀郡西工造，乘舆髹洀画纻黄釦饭盘，容一斗，髹工广、上工广、铜釦黄涂工政、画工年、洀工威、清工东、造工林造，护工卒史安、长孝、丞□、掾谭、守令史通主。”据此并结合其他蜀郡西工造的漆器铭文可知，当时制作漆器的工种主要有：制作木胎的“素工”，在漆胎上初步涂漆的“髹工”，进一步精细涂漆或表面层涂漆的“上工”，在铜釦、铜耳或铜箍上鎏金的“铜釦黄涂工”“铜耳黄涂工”“铜辟黄涂工”，在漆器表面绘制花纹图案的“画工”，对漆器表面进行刮磨使其产生光泽的“洀工”，对鎏金铜部件进行修整和清理的“清工”，以及对漆器最后进行打磨、清洗、刻写铭文并进行检验的“造工”等。作为漆器制造的管理者和监督者有：被派到工官工场中对官员、工匠及其生产行使监视和督察之职的“护工卒史”或“护工掾”，工官中的长官“长”，作为其副职的“丞”，“长”“丞”之下的办事官吏“掾”，以及掌管文书的官吏“令史”等。可见其分工之细，监管之严密。

值得注意的是，蜀郡西工造漆器铭文还反映出，监督管理的官吏中，护工卒史、长的任期一般较长，有的可长达8年；其他官吏的任期则一般较短，更换频繁。至于工匠的任期，则一般较长，如漆器工匠“造工宗”前后任期达18年之久。工匠长期从事同一种工作，有利于其工艺技术水平的稳定和不断提高。

综合蜀郡西工造漆器和铜器的铭文可知，漆器生产至少分为素工、髹工、上工、铜釦黄涂工、铜耳黄涂工、铜辟黄涂工、画工、洀工、清工以及造工等10多个工种和工序；铜器制造至少可分为铸工、涂工、文工、洀工以及造工等多种工种和工序。杨雄在《蜀都赋》中说，蜀郡生产铜釦漆器是“雕镂釦器，百技千工”，未免有文学色彩的夸张，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铜釦漆器生产工序之繁多。《盐铁论·散不足》贤良曰：“一杯棬用百人之力，一屏風就万人之功”，未免有责难之意，但也反映出当时漆器制作之费工费力。也正因为如此，汉代官府手工业工场的产品做工精致，质量优良。也正是在这样的管理体制下，形成了汉代工匠精工细作、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也正是在这样的管理体系和工匠精神之下，工匠们精心设计、精心制作，生产出了一大批集艺术性与实用性于一体、制作精良、装饰华美的佳作，流传于世成为稀世珍宝。它们都是汉代工匠用心血所造就，是汉代工匠精神的物质再现。

要之，汉代中央政府设立专门机构管理手工业、根据不同的手工业门类设置工官进行专业化生产，以及工官及手工业工场内部建立完整的生产过程及产品质量监控体系等一整套管理体制，为当时手工业的发展及工艺技术的不断提高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各级官吏和各种工匠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并将管理者和工匠之名勒记于制造的产品之上以明其责的“物勒工名”的做法，是保证并不断提高产品质量的重要措施；生产过程中分工的细化和专业化，使工匠们的专业技术不断精进，为稳定并不断提高其产品质量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和人力资源。正是在这样的管理体制之下，汉代的工匠形成了精工细作、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从中，我们或许可以得到有益的历史启示和借鉴。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博导）

【参考文献】

①[汉]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责编/潘丽莉 美编/宋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