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王鸣盛不仅是史学家，而且也是目录学家，在目录学史具有一定地位。结合王鸣盛生平，通过其撰著《十七史商榷》与《蛾术编》论述，特别是《十七史商榷》蕴含着丰富的目录学思想，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与意义。

关键词：王鸣盛 目录学思想 图书分类

一.王鸣盛其人

王鸣盛（1722—1797），清代著名史学家、经学家、考据学家、目录学家。字凤喈，一字礼堂，别字西庄，江苏嘉定人。他十七岁时候，补诸生，岁试屡获前列，才名藉甚，被拔至紫阳书院深造。乾隆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官至内阁中书兼礼部侍郎、光禄寺卿。辞官后的王鸣盛迁居苏州，潜心读书著述。他学问博大精深，对经史造诣尤为渊深，为乾嘉学派吴派代表人物之一。王鸣盛于经义一道，问学于惠栋，师法汉儒，注重训诂，尤服膺郑玄之学说。退居吴门后，由于其学者兼名宦的特殊身份，登门求文者络绎不绝。卒后，赵翼以诗相挽，“皇甫三都求作序，李邕四裔乞书碑。”虽不无夸谀之嫌，但亦可从中窥知王氏生前文名之盛、创作之富。传世著作有《尚书后案》三十卷、《周礼军赋》四卷、《诗文集》四十卷、《蛾术编》（仿顾炎武《日知录》）一百卷、《十七史商榷》百卷等[1]。

二.王鸣盛的目录学思想

王鸣盛著作《十七史商榷》百卷以及《蛾术编》一百卷蕴含着丰富的目录学思想，特别是《十七史商榷》，是其以汉学考证方法治史的结晶。不仅在史学界，目录学界也具有深远的影响[2]。

1.目录学意义

清代学者对目录学尤为重视。在《十七史商榷》第一卷的第一条：“目录之学，学中第一要紧事，必从此问涂方能得其门而入，然此事非苦学精究，质之良师，未易明也。”第七卷的第一条：“凡读书最切要者自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目录不明，终是乱读。”[3]可见，王鸣盛赋予目录学以极高的地位和意义。王鸣盛不但反复强调目录的重要性，而且探究其治学入门的途径与方法。关于正史中《艺文志》的功用。“不通《汉艺文志》，不可以读天下书。《艺文志》者，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王鸣盛重视目录学的作用，对此身体力行，他做学问以目录学为基础，作为入门之径。他晚年完成的“一生精力实耗于此”的著作《蛾术编》。王鸣盛对地方志、丛书等的评论，从其发展源流入手，颇具特色，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学术发展表作《十七史商榷》每条都有。这是王鸣盛目录学思想的一次具体实践。“他的为学次第，强调从讲求‘目录入手，程序秩然不混。”[4]这个评价无疑是十分中肯的。《蛾术编》集中体现了他的目录学知识，《蛾术编》全书分说录、说字、说地、说人、说集、说刻、说通、说系等十门，也体现了他按类编排的目录学思想。其中的“说录”，“录”，实际上就是目录，对图书源流、版本、内容等各方面都作了简要介绍，并按经史子集顺序编排，起到了一部目录书的作用。在《蛾术编》卷五十八第一则阐明：“余说经以先师汉郑氏宗，将考其行迹为作年谱.随所见辄钞录，积之既多.欲加编叙，而其事之不可以年为谱者居多，乃改分十二目，各以类次之。内著述类已详《说录》”。这说明了王鸣盛对目录编排的细心。《十七史商榷》虽不是目录学专著，但间有对目录学理论的论述。虽不系统，但很精湛[5]。

2.校勘工作

王鸣盛重视对图书的校勘，主张读书必先校书。他认为宋朝的晁公武，以迄明代的焦竑等辈，多不会剖判古书的真伪，不懂鉴别版本的好坏和校勘字句的讹谬，这是他们学识不高的表现。比如某人，家中藏书甚富，“自夸其家藏宋刻开元本《史记》升老子于列传首，居伯夷上，又自夸集诸宋版《史记》，共成一书，凡一百三十卷，大小长短咸备。因李沂公取桐丝精者杂缀为一琴，名百袖琴，故亦戏名此为《百衲史记》。但百衲本既分一百三十卷，而开元本分卷若干，其为仍裴骃（南朝宋《裴骃集解》）之舊乎？抑已考之乎？某之学不足以知此，竟未尝讨论及之。”这说明尽管有的人搜奇访秘，多见闻多，但因没有学识，只能固守，而不能加以阐发，从中吸取精华，有益于世后。对文字校勘和史文的考订，这是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要做的首要工作。他以汲古阁本十七史为底本，与其他刻本进行校勘。关于衍文。衍文是刊刻、缮写或者流传过程中多出来的文字，容易使史文不通，有时产生歧义。例如《汉书·郊祀志》的一处衍字：“‘祠泰一于忌泰一坛旁上‘泰一两字衍。《史记·封禅书》及《武纪》并无”。再如《汉书·百官公卿表》太初二年（公元前103年），原书于“少府王伟”之后有“中尉”二字。王鸣盛指出：“‘中尉当系衍文”。史书屡经传抄，脱字、脱词、甚至脱句在所难免，文字脱漏，容易造成语意含糊，甚至与原意迥然不同。史书中大量脱漏现象的存在，严重影响了人们对史书的阅读，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指出很多此类问题，并尽力复原史文。例如《晋书五·诸葛患之》：“吴之风俗，相驱以急，言论弹射，以刻薄相尚。诸葛患之，著《正交论》。愚谓诸葛不知何人，其下必脱一字，当是‘恪字。观《吴志》恪本传《与陆逊书》，其意正是如此”。再如《李康条》对《新唐书·艺文志》进行校勘，发现“李康《玉台后集》十卷，晁氏《读书志》作李康成，此脱一字”。[6]

3.四部分类法演变之轨迹

关于四部分类法的沿革，王鸣盛认为：“经、史、子、集四部出名称，始白晋荀勖《晋中经簿》，一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家书。但其前后有七分法，如刘歆《七略》，王俭《七志》，阮孝绪《七录》，不过，都杂乱繁碎，赶不上荀勖的分类合理。”然而，荀勖也有不妥之处：子部不应在史部之前；诗赋等下，忽有汲冢，亦不可理解；况且甲、乙、丙，丁，亦不如宜呼经，史，子，集好。所以，《隋书·经籍志》依用而又略加变通。至于其他人照四部编撰的目录，大体上多仿苟勖之例，只有《隋书·经籍志》为经、史、子、集，自此以后，唐；宋、元、明、清，各代所编制的目录，都依《隋书·经籍志》之例，进行分类。可见，王鸣盛继承图书分类重学术的优良传统，提倡四部分类法。毋容置疑，荀勖的四分法也有不尽合理之处，比如子部不应立在史部之前，甲乙丙丁不如直名经史子集为好。唐初撰《隋书·经籍志》纠正了这些缺陷，王鸣盛大加赞扬，认为“自后唐宋以下为目者，皆不能违”，“若以目录体制言，刘欲、班固、荀易、王俭、阮孝绪辈，皆不可为法，必以《隋志》为主。”他充分肯定了《隋书·经籍志》在目录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4.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王鸣盛通过目录学考明文献资料的来历，以至于著述《十七史商榷》。“剖断古书之真伪是非辨其本之佳恶，校其讹谬”。《十七史商榷》中所著史书，详略其版本、作者、撰述、时间、史料价值、体例、注释、校勘等内容，属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工作，如其卷一《史记一》的头条子目，就是辨卷帙分合、古书真伪与版本之“佳恶”。故今人称“他的为学次第，强调从讲求‘目录人手，程序秩然不混”。王鸣盛通过目录学知识博观互校，广采参稽，获得正确、系统的文献资料，并在此基础上条别类例，考辨学术源流和演变。《十七史商榷》列有子目二千条，每条皆有题目，极便读者查检。《十七史商榷》卷六十二《陆澄议置诸经学》条引陆澄论《易》之言曰：“自商瞿至田何，其间五传，年未为远，无讹杂之失；秦所不焚，无崩壞之弊；虽有异家之学，同以象数为宗。数百年后，乃有王弼”。王鸣盛认为“此数言者，于目录之学精绝矣”。对陆澄历数治《易》源流，王氏以精于目录学深许之。此外，王鸣盛在读十七史时，将其遇到的各种问题随手记下，特别关于作者生平、版本鉴别、以及叙例诸问题，谈得都很详细清楚。如在《汉书叙例》中说，“今人家《汉书》，多常熟毛（晋）氏（清刊刻家）汲古阁刻本，字密行多，篇帙缩减，诚简便可喜，予亦用之。但前明南监版有颜师古叙例，此削去不存，则来历不明。”（《十七史商榷》53页）此段仅仅五十几字，就把有关情况历数得摘清楚楚，颇有参考价值。

三.结语

综观王鸣盛著作《十七史商榷》与《蛾术编》，特别是《十七史商榷》，似是一部读书笔记，把自己认为有意义的问题，皆一一记录。但内容大多是与目录学有牵连。正如王鸣盛自己所说：“予……惟读书，校书颇自力，尝谓好著书不如多读书，欲读书必先精校书。校之未精而遽读，恐读亦多误矣！读之不勤而轻著，恐著且多妄矣！二纪以来，恒独处一室，覃思史事，既校始读，亦随读随校，购借善本，再三雠勘……凡所考者，皆在简眉牍尾，字如墨蚁，久之皆满，无可复容，乃誊于别帙，而写成净本，都为一编。”“庶几启导后人，则予怀考其亦可以稍自慰矣。”（《十七史商榷序》）所以说，如果从目录学的角度来看，说《十七史商榷》是一部史书，倒不说是一部与目录学有关的专著更确切些[7]。在中国目录学史上，姚明达认为目录学一词，始于王鸣盛著作《十七史商榷》[8]。假如从学术思想层次考察，应该是王鸣盛的提法为最早[9]。

参考文献

[1]孙旭升.竹枝词名篇译注[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160.

[2]黄友斌.钟灵毓秀嘉定古代名人[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5：164.

[3][清]王鸣盛撰，黄曙辉点校.十七史商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4]张舜徽.中国文献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45.

[5]顾志华.试论王鸣盛的目录学[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0（4）：62-65.

[6]刘玲.王鸣盛及其《十七史商榷[M].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08：80.

[7]申畅.中国目录学家传略[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139.

[8]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23.

[9]林文绮.王鸣盛“目录之学”探微—兼议乾嘉之际“目录”、“校摊”之争[J].社会科学战线，1988（2）：328-332.

（作者介绍：黄俊霞，安阳工学院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读者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