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如何争议，百年新诗史不时出现对古典的回响与再造已成为既定事实。在回望历史的最近一段时期，新诗对于古典传统似乎也变得更加亲近起来。有以征用为目的的，有以融合为旨归的，有以之为载体进行先锋试验的，其实不论古典以何种风神再现，都可以看做是一种被“接纳”，都是令人欣慰的。

当下诗人的创作中，青年诗人茱萸有凭借对古典深度的谋求以融贯古今中西的取向。近年来他出版的诗集《炉端谐律》和《花神引》即可以看作是对这一诗学观念的有力实践。在这两部诗集中，作者可谓用尽心力对其“融贯诗学”的抱负进行了展示，“既为古典诗人招魂，又为现代汉语赋形。”當然，茱萸诗歌对于古典诗学资源的谋求，并非简单地嫁接或征用，而是别有幽怀。在《临渊照影：当代诗的可能》一文中，茱萸谈到：中国古典诗歌留下的“传统”对于当代新诗，“或许将会在解决一连串的问题之后自然呈现，一如临渊照影，人或物与水中自身的遭遇猝然而直接，形象洞明。临渊照影，便是当代诗歌对于其原初形象的审视，是观照自身的谦卑姿势，是它‘自己创造自己的方式，也是重新出发获得对自身更新认识的路途。”应该说，他的这一认知亦是有打通古今关系的企图，他也是想实现一个古今相互的再造。他的这一“幽怀”是直接的，当然也是理想化的。关键是要解决的这一连串的问题太具有模糊性，如何去解决就又另是一回事。

对于此问题，许多有志之士亦没有清晰的命脉可循。茱萸似乎也洞察到这一点，与其在理论之境域中摸索、争论、碰撞，还不如以诗进行直接实践来得有力。于是，他直接付诸行动，以各种“歧异性”的接纳来实现对古典的谋求。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

一是重述古典，比如其《穆天子和他的山海经》，在保持古典神话原型的基础上，用现代汉语进行“重新讲述”。据茱萸自言，这一诗系列类似于“故事新编”，其新异性主要在于故事本身有一种现代感，并且兼具一种戏谑的眼光。

二是古典新译，比如其李商隐的传译。不过，茱萸的新译有许多值得注意的地方。一般认为，新译对象要具有现代性，或者在内涵上有较大歧异，这样才可以为新诗传译提供富有余地的经验转化，而意义明晰的诗篇都不适合“采摘”。但是检视茱萸的新译，似乎并不完全如此，比如其《李花：译自李商隐》一首，李的原诗是：“李径独来数，愁情相与悬。自明无月夜，强笑欲风天。减粉与园箨，分香沾渚莲。徐妃久已嫁，犹自玉为钿。”很明显，这是一首咏物诗，无论是逻辑结构，还是内在肌理，抑或意义的明朗度，都要比其其《无题》诗要逊色许多。茱萸的《译李商隐<北楼>诗》也是如此，《北楼》原诗的内涵基本上也是明朗的。可见茱萸在对于古典的再造上并不功利。细读其对李商隐诗的翻译，我们能够发现，翻译之后的作品，除了意义略沾染原始的气息之外，其他的几乎都是一种打破或增殖，一方面保持了“古意”，另一方面又翻出了西方现代诗的意境，其根本原因是翻译的过程中以现代语境置换了古典语境，另外就是译者对现代汉语的高能力驾驭。而且看得出译者除了浸淫中国古典，亦对西方现代传统谙熟于胸。

三是以新为古，主要体现在其“谐律诗”的写作中。如其《出梅入夏》《桃花潭》《路拿咖啡馆》等，如果说前两首从标题上看还略有古意，那么第三首就完全是现代的了。其实这一系列诗歌，乃以新诗的写法来实现古典格律诗的某些审美。首先是结构上的整饬，二行一节，全诗四节八行，每行字数相同，以与古典律诗保持一致；其次是节奏上的铿锵有度；然后是韵律上的直接或间接呼应。当然由于强调每行字数的一致，语义或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其“群芳谱”系列，个别的诗作如《酸甜小史》也可归为“以新为古”的一类。但与“谐律诗”的结构迥异。

四是隔空应古，以他的“九枝灯”系列为主。这一系列的诗，以古典标题为旗纛，以西诗引文为呼应，以借古对话为主体，以尾注后记为辅翼。整体结构谨严，而各自的功用却相得益彰，实现了以一首诗而浑融古今中西的意图。在这些诗歌中，茱萸汲取古典语境，剪裁现代经验，企望以有意味的形式与古典展开隔空应和，进行新异的对话，效果甚著。

当然，茱萸对于古典的谋求尚不止于此。如王家新先生所言，他有这方面的抱负。而这必将将他对古典的“别有传承”引向一个个“更为幽深和宏阔的象征领域”，使古典的生命再得到一次次新的绽放。

赵目珍，诗人，批评家，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