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芃

2017年9月15日，故宫午门展厅里，《千里江山图》终于如约展开在观众眼前。在开展之前的一段时间里，这件作品已经在微信朋友圈里刷了屏。只是通过手机屏幕，就可以感受到浓烈的青绿设色和磅礴气势带来的视觉震撼。然而，细腻的色彩变化、山峦的起伏律动以及隐藏其中的亭台楼阁、山野生活，似乎很难透过屏幕完全传达。看到原作的震撼，将远远超出想象。《千里江山图》是北宋宫廷画师王希孟的作品，绢本大青绿设色，长11.9米，故宫博物院藏，是青绿山水的巅峰之作。老熟的画家多喜欢做减法，正所谓取舍和概括，而18岁的王希孟却在《千里江山图》中忙着做加法，画面中每一个局部的细节都很丰富，充满了自成格局的景别，这是年轻气盛之人的雄心和细心。由于是长卷卷轴，观看的最佳方式是随着卷轴缓缓打开，画面空间逐渐推移，一点一点将形色收入眼中，所有的细节起伏最终汇成一个壮观的场面。

由于这是一次特殊的展览，故宫为《千里江山图》定制了新的展柜，使作品得以全卷打开。在以往的几次展览中，由于展陈条件有限，作品都只是部分展出。如此巨大的尺幅，站在绘画者的角度来看，也是难以驾驭的。找一件参照物对比，比《千里江山图》略早数年的《清明上河图》长约5.28米，不到《千里江山图》的一半。王希孟要作此画，就要做到胸中有丘壑，所有山水的走势、屋舍人物的分布如何连贯统一，大概是对一个经验并不丰富的年轻画师最大的考验。“18歲的天才画家”成了王希孟的标签，因为除此之外，人们并不知道其他什么，而这个标签又如此惊艳。他就像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很特殊，“只是通过一张画流传下来，而不是通过画史流传下来的”。故宫博物院书画部副研究员，也是本次“千里江山—历代青绿山水画特展”策展组组长王中旭，如是解释王希孟的特殊性。根据蔡京的题跋可推断，王希孟作此画时尚不满18岁，关于他的记载极少，这段不满百字的题跋应是最早的可靠记述：“政和三年闰四月一日赐。希孟年十八岁，昔在画学为生徒，召入禁中文书库。数以画献，未甚工。上知其性可教，遂诲谕之，亲授其法。逾半岁，乃以此图进。上嘉之，因以赐臣京，谓天下士在作之而已。”《千里江山图》上没有题款，蔡京也只是写到“希孟”，甚至直到清代，我们才从其他记载中了解到希孟为“王希孟”。在重重谜团中，可以确定的是，这件巨制是宋徽宗亲自调教出来的，是王希孟按照宫廷趣味和徽宗喜好创作的。王希孟初入画学（徽宗时期培养宫廷绘画人才的机构），后入文书库（整理中央赋税档案的库房），他起初的作品徽宗并不满意，但又从中看出其天赋，便亲自“诲谕之”。从《千里江山图》的颜料和绢本材料来看，应该都是御赐的，半年绘此图的时间也并不宽裕，所以这可能是徽宗交代的一个“命题作业”。《千里江山图》完成之后，徽宗非常喜欢，石青、石绿用色大气典雅，正是皇家偏爱的面貌。而王希孟画出《千里江山图》的1112年，也是宫廷绘画的黄金时代，李唐、朱锐、胡舜臣正当年，张择端刚画完《清明上河图》，宋徽宗自己也画出了著名的《瑞鹤图》。然而，本可以在这样的环境中大有作为的王希孟，英年早逝又成了另一个谜。在青绿山水画史乃至中国艺术史上，《千里江山图》无疑是一座丰碑。故宫的工作人员说，不希望大家像来看一个明星一样来看《千里江山图》，而更希望借由这件巅峰之作，让更多人了解到青绿山水画的脉络与成就，看到不同于水墨山水画的另一种面貌。这也是此次大展的初衷。与人们熟知的水墨山水和浅绛山水相比，青绿山水显得有些冷门，在学界的研究也相对薄弱。现在定义青绿山水，通常以材料作为分野，以矿物质或植物性的石青、石绿为主要设色颜料，在中国古代绘画史中，对这种绘画方式的品论往往与“匠气”有所关联，不同于文人画的那般雅趣和自在。如今，这种误解随着研究和展览的增多也在慢慢减退。在王中旭看来，青绿山水在中国绘画史发展中经常出现明显的“缺位”现象，不像水墨山水一样有一个严密的系统，画家一直都有延续，有很明确的师承关系，基本没有间断过。青绿山水经常是隔一段时间冒出几个大家，隔一段时间再冒出几个大家，它的延续性不如水墨画，这种“缺位”现象与文人画兴起后的话语主导权有关，也使青绿山水的脉络不够清晰可寻。在展览中，几幅敦煌壁画中的4幅青绿山水摹本格外抢眼，并非纸本或绢本，也非出自名家之手，但在整个青绿山水的体系中，可以更好地指向其源头。通常认为最早的一幅青绿山水，或者说也是最早的一幅能够称为山水画的是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但它又是怎么发展而来的呢？敦煌壁画提供了早期最可靠的山水形态的图式。从十六国到魏晋、隋唐，洞窟里的山水壁画变化，可以映射出早期青绿山水的雏形。从这里开始，到展子虔，唐代李昭道、李思训，宋代的王诜、赵令穰、赵伯驹、赵伯骕，元初的钱选、赵孟頫，明代中期的沈周、文徵明、仇英，到晚明的董其昌、清初的四王，都在展览中一一体现，青绿山水画的发展脉络也更加明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