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鹏

数年前欧盟有关报告就曾谈及，西方同中国之间存在着严重的认知逆差。中国总是乐于去了解西方，越来越熟悉西方政治制度和权力运行并从中获益，但西方却未必真正有意愿、有能力了解中国政治。

对宪法和政党政治的认知，是阻碍西方认知中国的重要因素。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的宪制基础同西方政党政治几乎没有可比性。宪法在西方话语中被描述成人民意志的产物，无论是议会民主还是自由民主，都是围绕宪法的政治。在西方宪政体系下，政党是承载人民意志的“容器”，谁得票多，或在议会获得的席位多，谁就来执掌政府，说政党是宪法体系的一部分，政党的意志在人民意志和宪法意志之下，是没有问题的。

但中国不符合这套逻辑。在理论上，我们并不能假设宪法仅仅是中国人民意志的产物。本质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党的意志与人民意志的共同产物和集中体现。从历史渊源看，中国的宪法是中共领导人民通过革命所创建，并在发展建设实践中不断完善的。从宪法文本看，党在宪法序言中不仅负有极高的宪法创设者地位，而且负有长期执政和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因此，把中共理解为西方意义上的政党是驴唇不对马嘴。严格来说，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维护党的意志和人民意志的双重权威才真正体现中国宪法精神。

在一定意义上，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党的意志的最高体现，它集中代表中华民族整体利益。从作为宪法基础的双重意志可以推定，党的议程是国家的最高议程。先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再组织召开明年的“两会”，就是要实现党的意志和人民意志的对接，体现的是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的统一。

所以中国和西方在宪制上非常不同，不能说谁对谁错，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十九大提出要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不同群体之间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预期，既有共性，又有差异性，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仍需要一个集中统一的机制来调节不平衡不充分。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意志相对独立，有非常强的稳定性和前瞻性，既不会受其他政党制约，又不会受特殊群体和分离集团侵扰，更有利于解决这个新时期的新矛盾。在西方宪政体制下，面临多元化的需要和预期，政党要获得权力，要么对民粹政治推波助澜，要么就面临极高的被轮替风险，政党即便提出了非常好的均衡政策，但在选举中失败，一切就都是徒劳。

无可争议的领导地位和坚实的宪制地位，是中共拥有强大的政治意志、各阶段都可以锐意推进改革的前提和关键。同一个政党长期执政，但是它的权力运行在时刻变化，这种变化是超乎西方想象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过去三十年先后历经了克服“左倾”路线、大范围行政放权、确立市场经济、巩固中央新权威、启动全球最大规模的社会保障计划、开展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可以想见，如果有人拿美国今天的外交规则同基辛格时代画等号，同样可能会被讥笑。

权力运行是中共执政的一个重要维度，但外媒往往紧盯着所谓的“政治斗争”。斗争当然是权力运行的一个方面，那就是正义战胜邪恶，健康力量战胜不健康因素，优势领导力在政治上获得权力的过程。在中共体制中，正确的发展方向和路线比什么都重要。任何试图了解中国的人，都应该看到正确路线借助何种机制克服错误路线，关注到良性的权力运行过程，这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更具决定意义。

西方如果不放下成见认识中国的政治体制，将进一步强化认知“逆差”，如果不能够正确理解当下中国的权力运行，就没有办法正确理解中国的决策、议程和规划，就难以捕捉到中国的强势发展给全球带来的发展红利。那些长期以来愿意了解中国、以更加务实的态度看待和接触中国的国家，已经从中获益。西方要加强对中共的了解，既需要借助历史，也需要紧盯现实，这就是西方为什么必须关注十九大的原因。▲

（作者是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