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在“文化走出去”的战略背景下，外宣翻译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理论研究也得到蓬勃发展。论文从历时性视角考察外宣翻译及其研究历程，对其进行阶段性划分，并对各阶段进行评述，最后对外宣翻译的未来展开预期。

【关键词】外宣翻译 历时性视角 阶段 预期

【Abstract】In the past year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national cultural strategy of “promoting Chinese culture globally”， the translation for Chinas Global Communication （TCGC） has been attached unprecedented importance， and accordingly the related theoretical studies have developed dramatically.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development of TCGC and its relevant studies， suggesting a division of them and offering reviews of each period. Lastly， anticipations are made as regards their future development.

【Key words】translation for Chinas Global Communication； diachronic perspective； periods； anticipation

外宣翻譯是应用翻译的一支，“是要完成那些对外宣传材料的翻译任务为基本内容的翻译实践活动的总称”。外宣翻译研究则是一项理论研究工作，是近年来迅速发展起来的翻译研究分支，两者的关系其实就是实践与理论的关系。本文从历时性视角考察分析外宣翻译及其研究历程，梳理其发展过程的重要事件，理清一些模糊概念，从而为外宣翻译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视角和思路。

一、外宣与外宣翻译

凡事皆有其始，外宣翻译作为一种翻译实践活动始于何时？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外宣这一概念入手。外宣即对外宣传之简称，该概念既属于国际政治学范畴，也隶属于传播学，以前二者经常是混用的，著名学者张健教授2013年在其《外宣翻译导论》一书中曾对二者做过区分。那么何为“外”呢？“外”一般指 “外国”或“国外”，就中国大陆而言还可以指境外的“港澳台”地区，而对于某一地区或城市，则指代其他城市或地区，如此等等，造成了“外宣”这一概念的“广义”“狭义”之分。当“外宣”跟“翻译”融合为一个概念时“外”就特指外国了。近年来，外宣翻译已成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概念，但“外宣”跟“翻译”结合演变成一种新型翻译类型，并登堂入室进入学术视野在时间上并不久远。据考证最早使用该词的是天津外国语学院的李欣，在其2001年2月发表在《上海科技翻译》（后更名为《上海翻译》）上的学术论文《外宣翻译中的“译前处理”——天津电视台国际部《中国·天津》的个案分析》中首次用到该词。

二、外宣翻译及其研究的阶段划分及评述

作为现代意义上的文化实践活动，外宣翻译一般认为上溯自新中国建国，下迄至当下，这一点是由外宣自身所包含的政治性与时效性含义所决定的。而外宣翻译领域的学术研究出现的时间要晚得多，这也遵循一般的客观规律：任何一种人类活动都是从实践开始，当实践发展到一定阶段，理论研究才会萌芽，并得到不断发展、进步，最终走向理论化、系统化。为便于考察计，我们可对外宣翻译及其研究历程进行阶段性划分，但“为历史划分阶段，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情。”我们不妨对此做一尝试：1. 1949-1966（建国至文革起始）；2. 1966-1978（文革起始至改革开放前夕）；3. 1978-2009年前后（改革开放起始至新时期之前）；4. 2009-至今（新时

期）。需要指出的是，之所以把2009年前后作为“新时期”的开始是因为从这个时候起，在外宣翻译研究领域出现了多项以学术著作为代表的系统性研究并呈现勃发之势。可以看出，这个划分的标准和依据并非整齐划一，而是糅合了政治历史事件与学术事件，但在找到一种更合理的划分方式之前我们姑且为之，我们在本文的的研究对象本来就包含了翻译实践及其研究。下面对各个阶段做一整体性评述。

1.第一阶段。第一阶段为新中国各项事业的初创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国家党政领导人高度重视新中国的外宣工作，外宣翻译事业也得以蓬勃发展。1949年，新成立的外宣机构国家新闻局以“外文出版社”的名义用英法俄印尼四种外文出版了八种图书；1949至1965年间，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一批革命领袖和国家领导人的著作得到了更多译介，尤其是毛泽东著作的翻译更是重中之重，《毛主席语录》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惊人的销售量，向全世界展示了新中国领导人的风采和魅力，也是对新中国的一个最好宣传。同时，一些无产阶级作家（如高玉宝）、革命进步作家（以鲁迅为代表）的作品，以及《中国文学》杂志刊载的作品也得到了翻译和传播。这个时期，整个外宣翻译事业基本处于初期的实践活动阶段，虽然国家党政领导人及相关机构都有高屋建瓴的宏观指导和要求，翻译部门和翻译者在从事相关翻译的过程中也会涉及到具体翻译方式方法的讨论和交流，但并没有出现专门的有针对性的理论研究。

2.第二个阶段。1966年起中国进入一个特殊的时期——文革十年，这是动荡混乱、是非不分的十年，中国各项文化事业都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浩劫，中国的对外宣传也进入一个四面树敌的癫狂时期，翻译出版物集中在了“文革”宣传小册子及毛泽东著作上。据统计，十年间各类文革小册子在国外的发行量达到惊人的2000万册，仅在1969到1972三年间，《毛主席语录》就发行了37种文本计997万册，《毛泽东选集》、《毛泽东诗词》也得以大量翻译传播，这种宣传及翻译活动完全都是出于政治需求，其他的文化意义几近乎于零。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文学》这一文学期刊此时仍继续翻译出版，但里面登载的作品已经充斥了文革的味道，假大空套连篇，完全成为文革的舆论阵地了。这种对外宣传显然已经偏离了正常轨道，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外宣了，外宣翻译事业也进入了一个非正常的时期，相关的理论研究更是无从谈起。endprint

3.第三个阶段。1976文革結束，一切拨乱反正，国家和社会重回正轨，并于1978年进入了全新的改革开放时期，困顿、混乱已久的外宣翻译事业也重新纳入了新的轨道，并焕发出勃然生机。1979年中美建交，更是促进了中国同西方国家的交流与沟通，对外宣及翻译工作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1980年中央成立对外宣传小组，1991年组建中宣办（即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后更名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994年国家层面的外宣刊物《对外大传播》（后改名为《对外传播》）创办，地方各级政府也成立了相应的对外宣传机构及部门，领导带动了中国外宣翻译事业进入全面发展的新阶段，成绩之博大丰富在此难以尽数。需要指出的是，外宣翻译这时也开始进入理论研究阶段。1997年，《对外大传播》登载张世选的论文《充分发挥翻译在外宣工作中的作用》，这是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是目前能看到的最早直接将翻译与外宣进行联系的作品。其后，对中国外宣翻译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黄友义先生在《对外大传播》发表多篇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外宣翻译类论文，如《加强翻译出版合作 制作外宣精品》、《把好编辑和翻译两道关 不断提高外宣品的质量》、《坚持外宣三贴近原则，处理好外宣翻译中的难点问题》等。此外，爱泼斯坦、林戊荪和沈苏儒2000年共同发表在《中国翻译》上的论文《呼吁重视对外宣传中的外语工作》、丁衡祁2002年发表在《中国翻译》上的《对外宣传中的英语质量亟待提高》也属于外宣翻译领域中的重要作品。这标志着该领域的理论研究有了已经萌芽 并得到了较大进步和发展。

4.第四个阶段。前文已经提到，第四个阶段是从2009年前后开始的，并延续至今，因为从这个时间起，外宣翻译研究领域出现了多项以学术专著为代表的系统性、综合性研究，如沈苏儒著《对外传播··翻译研究论文集》（2009）、刘雅峰著《译者的适应与选择：外宣翻译过程研究》（2010）、衡孝军著《对外宣传翻译理论与实践：北京市外宣用语现状调查与规范》（2011）、张健著《外宣翻译导论》（2013）、吕和发等著《跨文化公关视域下的外宣与外宣翻译研究》（2016）、卢小君著《国家形象与外宣翻译策略研究》（2016）、卢彩虹著《传播视角下的外宣翻译研究》（2016），以及袁卓喜著《修辞劝说视角下的外宣翻译研究》（2017）等。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沈苏儒先生的《对外传播·翻译研究论文集》一书，虽然书中翻译部分占的比例并不高，但把对外传播跟翻译结合起来进行讨论使该书具有了重要的学术意义，成为外宣翻译领域的经典性著述。与此同时，更多高质量的外宣类翻译论文刊登在《中国翻译》等专业期刊上，涉及中国文化、典籍外译的学术会议在全国范围内纷纷召开，外宣翻译作为应用类翻译的一个分支吸引了愈来愈多研究者及学习者的关注，以上海外国语大学为代表的高校和研究机构俨然已成为外宣翻译研究的重要基地，培养了一大批外宣翻译研究人才，并在整个翻译领域开始崭露头角。所有这些都表明，外宣翻译研究的新时期已经全面到来。

三、关于外宣翻译及其研究的未来预期

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信息全球化趋势日益加深，作为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大国中国将在国际上承担更多责任，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但外宣任务依然任重道远，著名主持人白岩松曾经说过“新的世纪里，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是最令人好奇的迷。回想过去，我们与世界的沟通，有很多成功经验，确也有太多失败的教训。” 可以预期，在今后想当长的时期内，中国政府将继续贯彻、强化 “文化走出去”的战略，向世界积极推广、宣传中国文化，让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真正全面地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人民，这是未来的必然发展趋势。外宣的重要性决定了外宣翻译的重要性，外宣翻译工作会继续向纵深发展，其相关研究也必将得到加强。从当前的外宣翻译研究看，多元化、系统性研究业已出现，相信会有更多、更优秀的同类著作问世。另外，《外宣翻译史》这一类作品也将很快出版，因为跟其他分支的翻译史相比，外宣实践的延续性、传承性特点决定了外宣翻译也具有相似的纵向延伸性，为外宣翻译写史其实就是外宣翻译的历时性探讨，这种讨论对提升、推动翻译活动及其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何国平.中国对外报道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25.

[2]姚遥.新中国对外宣传史——建构现代中国的国际话语权[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61.

[3]李欣.外宣翻译中的“译前处理”——天津电视台国际部《中国·天津》的个案分析，2001（2）.

[4]张世选.充分发挥翻译在外宣工作中的作用[J].对外大传播，1997（6）.

[5]黄友义.加强翻译出版合作 制作外宣精品[J].对外大传播， 1999（5）.

[6]黄友义.把好编辑和翻译两道关 不断提高外宣品的质量， 2000（1）.

[7]黄友义.坚持外宣三贴近原则，处理好外宣翻译中的难点问题，2004（10）.

[8]爱泼斯坦，林戊荪，沈苏儒.呼吁重视对外宣传中的外语工作[J].中国翻译，2000（11）.

[9]丁衡祁.对外宣传中的英语质量亟待提高[J].中国翻译， 2002（7）.

*本文得到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对外宣传与翻译——外宣翻译的历时性研究”（11YJC740047）资助。

作者简介：孔祥立（1971.12-），男，山东人，上海外国语大学翻译学博士，上海理工大学外语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翻译学，语言教学。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