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子影

在国人的记忆中，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第一次正式公开亮相是在开国大典的阅兵仪式上。1949年10月1日，北京举行了举世瞩目的开国大典，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全体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将近30万各族群众汇集天安门广场，透过头顶上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他们目睹了声势浩大的开国阅兵式。阅兵式的高潮是：当地面的炮阵分队和汽车坦克分队经过主席台上，天空中同时出现了飞机方阵，人民空军共有26架各型飞机飞过天安门上空。

稍稍了解一些空军历史的人们都会知道，人民空军正式成立的时间是在1949年11月11日，也就是说是在开国大典一个月之后才正式建立。那么，在人民空军还未正式成立之前，受阅飞行是由谁组织的？受阅飞行人员和受阅飞机从何而来？

穿过尘封的历史硝烟，当年的一切，渐次清晰……

一

历史这只巨轮，有着它自己前进的方向，但有时轨迹的改变，只因一个细节的作用。

那一天是1949年的5月。

对于北平这样一个中国北方城市来说，5月是它一年中最好的季节。1949年的这个5月又格外不同，因为，北平是1949年1月31日解放的。3月24日，人民解放军总部及党的领导机关从西柏坡迁入北平。所以，对于刚刚解放不久的北平人民来说，这个春季格外美丽，阳光明媚，花香鸟语，连空气都那么美好。北海的湖边，杨柳清风碧波涟渏里，年轻的情侣出双入对。

北平沉浸在和平安宁的幸福中。

5月4日这一天，全国青年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平召开。毛泽东同志亲临会场作报告。代表们当然大多数都是年轻人，他们给敬爱领袖的发言回报了阵阵青春热烈的掌声。

谁也没想到，就在这一天，上午过后，一些黑影鬼鬼祟祟地在北平南苑机场上空出现，不一会儿，一阵巨大的爆炸声轰响起来，刹那间，火光冲天，硝烟遍地，弹片横飞，人们凄厉地呼叫奔跑着，四下逃难。负责北平军务的华北军区司令部很快查明，是国民党空军突然偷袭了北平城市，目标是我方的南苑机场。

事后查明，这一天国民党空军共出动6架B-24型轰炸机，短时间内投下重磅炸弹30颗。这次对南宛的轰炸共毁伤飞机4架，倒塌民房196间，死伤24人，造成重大损失。

由于当时北平的防空体系尚不完善，人民解放军没有足够数量和有效的雷达，国民党空军的飞机以超低空编队快速突防进入北平，在完成轰炸后又迅速逃离返航。

轰炸发生后，时任军委航空局局长的常乾坤迅速赶到现场，面对满目疮痍的机场，看着被炸毁的飞机和死难的群众，常乾坤愤怒得眼睛都要滴出血来。

这时候，指挥室里的红色电话响起来，常乾坤接过电话，他面色冷峻地立正回答：“是，是。明白。我马上到。”

半个多小时后，一辆吉普车在夜色里悄无声息地驶进中南海。下了车的常乾坤几乎是一路小跑着走进周恩来副主席在中南海的办公室。

站在窗前的周恩来转过身来，神情严肃地说：“敌人太猖狂了。敌人的空袭，对刚解放的北平人民和我们党的领导机关造成了严重威胁。在目前大批空军部队尚未组建之前，必须迅速成立一支航空兵作战分队，以加强北平地区的防空力量。”周恩来指示说，“你们抓紧时间研究一下具体问题，把能作战的飞行员调来，迅速组织起来，有什么困难直接找我。”

周恩来在这不长的一段话里，用了“抓緊时间”“迅速”这两个词，常乾坤心里十分明白，他深深地了解，加快建立人民军队的空中力量，已经是迫在眉睫。

常乾坤原是东北民主联军航空校校长。1946年3月1日，在通化正式成立的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是我党我军历史上的第一所航空学校，后人称“东北老航校”。当时按航校成立的日期取了个代号为“三一部队”。开学典礼上，时任通化军区司令员的何长工代表中共中央、东北局讲话，宣布了航校领导干部的任职命令，通化军区后方司令员朱瑞兼任校长，常乾坤为副校长。不久后朱瑞在东北战场牺牲，由常乾坤任校长。

常乾坤和东北老航校的建设者们，克服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在硝烟弥漫的战争环境里把航校办起来了。3年多的时间共培养出各类技术干部560人。其中飞行班5期126人，机械班4期322人，领航班24人，场站等保障人员88人。这些同志在以后的工作中，都成为人民空军建设事业中的骨干力量。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1949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在刚刚到来的这一年里，共产党人已经看到了光明将至的未来：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完美结束，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蒋介石的残余政权退逃至孤岛台湾。为歼灭残敌，保卫新中国，建立完备的国防力量，中共中央作出了建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战略决策。

建立一支人民自己的空军，保卫和掌控祖国的蓝天，这是共产党人多年来的梦想。

照亮春天的第一缕光辉来自一间窑洞。

1949年3月8日，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窑洞里的油灯亮到深夜，与灯光一样热烈的，还有涌动在人们心头的阵阵热情。这个晚上，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同志悉数到齐，由主持东北航校工作的校长常乾坤、政委王弼作情况汇报。

常乾坤向中央领导们详细介绍了在东北创办航校所走过的艰苦历程和取得的成绩。在此前的1946年3月1日吉林省通化市正式成立了第一所航空学校——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

毛泽东兴致很浓，听得入神，即便暂时离开一下，也要常乾坤稍事休息，等他回来后再接着讲。当汇报到航校现有的飞机装备和数量时，毛泽东问：“你们现有的飞机，能不能赶上我去重庆谈判时坐的那种飞机？”

常乾坤回答说：“现在飞机缺少零配件，都是拆东补西，飞机的安全系数还不是很高。”

毛主席又说：“很好，过去在延安办不到的事，今天办到了。你们为今后正式建立空军做了准备工作，培养出一些种子。”

毛泽东点着了烟接着说：“等着以后我坐你们开的飞机。”endprint

大家都笑起来，屋外还有寒意，但窑洞里春意盎然。

那个晚上毛泽东一直在抽烟，他睿智的目光在灯光下闪亮。周恩来、刘少奇等领导同志也神情专注，兴致勃勃，他们不约而同地在思考和酝酿着不久的将来，创建人民空军的规划和蓝图。

根据中央领导同志召开的会议精神，决定建立一个全军性的航空机构。

3月17日，中央军委电告四野林彪、罗荣恒、刘亚楼：

军委决定成立航空局，人员由东北航校抽调。

19日，中央军委又电告东北军区、四野：

航空局长望由常乾坤、王弼两人中选一人担任，或由常、王二人分担局长、政委。

3月24日，毛泽东、朱德在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途中，十分欣慰地给“重庆”号巡洋舰起义官兵嘉勉复电，提出：

中国人民必须建设自己强大的国防，除了陆军，还必须建设自己的空军和海军。

3月25日，毛泽东到达北平，从黄土高坡走出来的共产党人迈进了这座充分显示中华民族历史、智慧和文明的古都。当天下午，毛泽东乘车去西郊机场，由叶剑英陪同检阅了部队，回来后，住进了香山的双清别墅。在这里，毛泽东开始忙碌两件大事：一是指挥人民解放军打過长江，二是协商召开政协会议。

1949年3月30日，中央军委颁布命令：军委航空局在北平成立，任命常乾坤为军委航空局局长、王弼为政治委员。航空局暂编64人。

这是在空军未成立前，代行空军职能的过渡机构。

那一天的黄昏，常乾坤局长从周副主席办公处直接回到航空局，连夜组织人员起草建立防空作战分队的计划。

考虑人选的时候，邢海帆的名字进入航空局领导们的视野。

二

邢海帆原名邢文卓，1916年出生在四川省阆中县。1937年他高中毕业那年，正逢国民党笕桥空军军官学校（简称笕桥航校）在当地公开招生。进入航校、成为天之骄子，这一点对每个年轻人的吸引力都是可以想象的，再加上当时卢沟桥事变已经爆发，孙中山先生倡导的航空救国思想深入人心，这种情形下，血气方刚的邢海帆投笔从戎几乎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年轻、受过良好教育、身体强健的邢海帆顺利入选，进入位于云南的空军笕桥航校第十二期。此后，邢海帆先后在成都、柳州陆军军官学校接受入伍训练，1939年到云南楚雄、昆明接受初、中、高级飞行训练。

此时，国内的抗战进入艰难的相持时期，国共两党合作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美国成为中国的抗战盟邦。为加快培养中国空军飞行人员的步伐，国民党空军决定选派100名优秀的年轻飞行学员分两批赴美留学深造。考核官即是时任国民党空军总顾问的陈纳德将军。1941年，经过层层筛选，年轻的邢海帆顺利通过了陈纳德刁钻的技术考核，成为首批入选者之一。

邢海帆与同时入选的年轻飞行学员一起，乘船经太平洋赴美，学习驾驶当时最新型的战斗机。

而此时，战争阴云密布，太平洋上早已不太平。日本法西斯业已露出了凶恶的杀机。正当他们乘坐的船航行在奔赴美国的南太平洋航线上时，收音机中传来震惊世界的消息：日军飞机偷袭了珍珠港。三天后，邢海帆他们途经夏威夷，亲眼目睹了珍珠港被空袭后的惨状。战舰巨大的残骸与仍然在空中盘旋不散的灰黑烟色触目惊心。

战争使人猛醒，战争更燃起人们的激情。到达美国后，邢海帆抓紧一切机会刻苦学习、训练，尽管人在他乡，但他心系惨遭日寇杀伐的祖国。一年之后，他以精湛的飞行技术和优异的理论学习成绩毕业，回到了日夜思念、灾难深重的祖国。回国后，因飞行技艺过硬，他被分配到已迁至印度拉合尔的国民党“中国空军军官学校”任教。

1943年开始，世界反法西斯阵线转入对法西斯的进攻。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已转为全线守势。中国政府接受美国陈纳德将军建议，成立了中美空军混合团，又称中美空军联队，由一个轰炸机大队和两个歼击机大队联合组成。中方空军是第1、第3、第5大队，美方人员是美国陆军航空队的成员和一部分“飞虎队”的飞行员。各大队又由4个中队编成。从司令部到各级指挥层，都有相应的中、美双方的指挥官。中、美双方空军官兵并肩作战，参加对中印缅战区的日本侵略军的战略反攻，出击敌后，扫荡敌方海运与军事设施，屡获战果。

由于邢海帆积极要求参战，一年后他被调至著名的中美空军联队第3大队第28中队任分队长，直接参加对日作战。日本空军在中、美空军的联合打击下，由强变弱。中国空军的作战目的主要是获得战场上的空中优势，以减轻陆军遭受日军的空中威胁。所以，运用兵力侧重于以歼击机部队主动出击，强行轰炸扫射敌军的重要基地。为了对抗日军在河南的攻势，第3大队以梁山、安康为基地，频繁出动，袭击敌军地面目标，阻击敌军地面攻势，邢海帆多次参与出击任务。其间他还曾数次前往印度接收新购进的美式新型战斗机P-40N和P-51，并驾驶这些飞机飞越“驼峰”天险回国，使这些新装备及时投入抗日空中战场。

此后，邢海帆又被调入国民党空军前线作战部队，经历了许多大大小小的空中生死搏斗。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邢海帆参加过数十次对空、对地作战行动，先后驾机击毁日军二十多个火车头、炸毁敌舰数艘、击落击伤敌机8架，获奖章、勋章多枚，并得到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颁发的团体荣誉勋章，晋升为空军上尉。

这位英勇善战、爱国赤忱的年轻人自然引起了共产党人的注意。在我地下党人士的引导和影响下，邢海帆于1947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按党组织的要求回到解放区。

也就是在1949年5月4日，国民党空军轰炸北平南苑机场后，为了加快训练飞行员的步伐，东北老航校专门在公主岭机场成立了P-51战斗机飞行训练队。邢海帆原来就是飞P-51的，于是，1949年6月，中央军委航空局调邢海帆去公主岭，让邢海帆恢复一下技术，之后又任命他为飞行训练队的主任，负责P-51的训练任务。

常乾坤对自己这位在东北航校任教的下属是再熟悉不过了，立刻就在他的名字上划了圈。一纸命令到了东北。endprint

再说邢海帆。当得知上级要调自己去参加保卫北平的任务，他简直是喜出望外，一口应承下来，立刻回房间去打背包。他当天下午起程，搭乘一架C-46型运输机从东北直飞北平南苑，与他同时调往北平的还有7名飞行员，个顶个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飞行尖子。

与此同时，40名同样优选的地勤人员也从各军区风尘仆仆赶往北平……5月，东北航校第二期学员毕业，又补充了6名学员到北平。

6月初，人员和飞机全部集结到北平，航空处处长方华担任训练大队的总教官。

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大家豪情满怀地为保卫新政权做准备的时候，一件重大事故发生了。

6月28日清晨，刚刚结束飞行的方华走下飞机。因为是参与飞机的改装任务，所以他一边走一边看着改装手册，重温着方才在空中的飞行动作和要领。就在这时，一辆返场的飞机滑行经过，飞转的螺旋桨瞬间击中了他的头部和胸部，方华不幸以身殉职，时年32岁。

方华是安徽金寨人，出身贫苦之家，童年时期给地主放羊，12岁便加入了红军游击队。14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长征。曾任红30军88师267团政委，在西路军西征的石窝战斗中，267团掩护全军后撤，绝大多数指战员壮烈牺牲。方华与敌人拼到最后纵身跳下山崖，幸而未摔死，在一个山洞里躲避数日，待敌人撤退后，历尽艰辛化装回到延安。1938年受党派遣赴新疆学飞行。在人民军队中他屡建奇功，是我党干部中既懂军事作战又懂飞行的难得的人才。

令人痛惜的是，他年轻的生命终结在了人民空军的起飞线上。他的牺牲，是人民空军的重大损失。

含泪送走了烈士，伟大的事业还要继续进行。

1949年8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支飞行中队在北平南苑机场正式成立了。徐兆文任中队长，政治委员为王平阳。

飞行中队的诞生，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此有了自己的空中作战部队。国民党空军独霸中国领空的时代也随之一去不复返了。飞行中队初期只有五六十人，之后扩展到一百五六十人，飞行中队装备的飞机最初有10架各类飞机，最多时达30余架。尽管飞机数量有限，但每天昼间保持2至4架战斗值班。国民党空军一旦来袭，可以立即升空迎战。经过短期突击训练和各项准备工作后，于9月5日正式担负北平地区防空任务。

6月15日，北平召開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会上，代表们做出决议，1949年9月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后举行隆重的开国大典和阅兵仪式，开国阅兵的总指挥由杨成武担任。

阅兵可以壮军威、振国威，激励军民斗志，扩大国际影响，激发全国军民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这个意义，谁都明白。可对于身经百战的杨成武来说，参与组织阅兵可是平生第一次，这无疑给他出了个大难题，别说做，就是见都没见过，接下来可怎么操作呢？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来重视阅兵，1931年11月7日，为了庆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就曾在江西瑞金检阅过红军部队代表及赤卫队代表。历史档案中还保存了当时阅兵的一张照片。

照片上能隐约看到简陋的检阅台和检阅队伍。据相关资料记载，当时一列列赤卫队员，手持大刀，肩扛梭镖，分4路纵队，由南向北，健步行进。这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最早的阅兵式。后来的历次阅兵，规模都小，受阅的兵种也很单一。而这一次，是要在首都，代表几百万将士，接受全世界的检阅。无数的问题，一下子涌到了阅兵指挥部总指挥杨成武的面前。

杨成武如此，航空局局长常乾坤何尝不是如此？党中央决定开国大典要举行受阅飞行。空中受阅飞行由飞行中队来承担这项任务。听到这个消息，飞行中队全体人员又高兴又激动，但是兴奋之余，人人都开始忐忑不安。依照什么规格？遵循什么标准？安排什么兵种？操演哪些动作？怎么办？飞行中队成立没多久，而此时距离开国大典，只有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三

《阅兵典礼方案》程序中的第四条是这样说的：

午后4时，在步兵分列前进时，飞机出现于阅兵台前上空，由东向西飞行，配合地面分列式。

算上标点符号，这段命令也才有40个字。

但可别小看了这短短的一条指令，围绕着它展开的，堪称是开国大典上最传奇的故事。

此时离开国大典的时间不足三个月了。即使是在今天看来，仅仅三个月的准备时间还是太短太短了。飞行中队在参加受阅飞行的同时，还要做好保卫北平的工作。从航空局领导到普通飞行员，谁也没有参加阅兵飞行的经验。要进行这样大规模的空中受阅，他们面临着一个又一个困难。

第一个问题：如何编队？

当时飞行中队的飞机装备，几乎全是来自缴获或者起义的国民党的飞机，让我们来盘算一下飞行中队的全部家底，看一下飞行中队当时装备的飞机。

L-5型通信联络机，是美国斯廷森公司生产的轻型飞机。该机1942年首飞，机长7.34米，冀展10.36米，实用升限4815米，最大时速209千米，最大航程675千米，总重量916千克。人民解放军缴获后，曾作为校正高炮、雷达探测以及短途通信联络等专用。

PT-19型教练机，是美国费尔柴尔德工业公司1939年研制的初级教练机。机长8.52米，翼展10.97米，机高3.20米，实用升限4660米，最大时速212千米，最大航程690千米。1948年人民解放军在沈阳从国民党部队手中缴获该机型9架，1953年全部退役。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也是在这一机型上开始她们的飞行生涯的。

C-46型运输机，是美国寇蒂斯·莱特飞机公司生产的一种活塞式运输机。1940年3月26日原型机首飞成功。该机机长23.30米，翼展32.90米，实用升限7470米，最大航程4140千米，最大时速424千米，别名“突击队员”。

P-51型战斗机，该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陆军航空队单翼轻型战斗机，绰号“野马”。1940年由美国北美飞机制造公司研制生产，机长9.83米，装有6挺机枪，最大平飞时速628千米，实用升限9900米，航程1370千米，乘员1人，具有速度快、机动性好、航程远、火力强等特点。1943年装备部队，共生产15000多架，在二战后期战果显赫。endprint

“蚊”式轰炸机，该机由英国德·哈维公司研制，1941年5月首飞成功，当年9月投产。由于该机外形特像蚊子，便有了“蚊”式的绰号。其功能既可以用于空战，又可以用于对地轰炸，还能遂行航空侦察等多项任务，故被称为“空中多面杀手”。最大时速611千米，翼展16.51米，实用升限10050米，机长12.34米，最大航程3500千米，总重量10092千克，武器有4门20毫米航炮、4门12.7毫米机枪，另可携带907千克炸弹，乘员2人，1950年退役。

飞机老旧，型号多种，性能各异，速度不同，就是同一类型飞机，速度也不一样。速度快的，可以达到慢速度的两倍以上。高得高低得低，快得快慢得慢，如何把这些形形色色、完全不相同的飞机编到一个队伍中呢？

第二个问题：空地如何配合？

编队飞行与地面人员和车辆的列队行进，是完全不同的。在空中完成任何一个动作，复杂程度和训练难度都要大大高过于地面，可是，当时的情况，不可能有地面队列配合空中进行训练，怎么办？

第三个问题：空中联络如何完成？

飞行员是不久前才抽调来的。飞行员们来自各地，语言不同，飞行习惯，空中应对方式彼此都不熟悉，如何保证在空中有效迅速的沟通和联络呢？

第四个问题，高度多少。

这个问题尤其重要。在接受检阅时，怎么能让观礼的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们抬头就能看见自己的飞机？不能太高，高了看不清，不能太低，太低了一方面声音干扰大，另一方面是飞机速度快，转眼就飞过去看不见了。那么，飞机在空中编队采用什么高度才比较合适呢？

第五个问题，是否带弹。

为什么要提出飞机是否带弹的问题呢？有必要介绍一下当时的形势。

此时，在中国的南部、西南、西北，与国民党残余势力的战斗仍在继续。南苑飞行中队还担负着保卫北平防空的任务，必须高度防备国民党的空袭。当时的国民党轰炸机飞行员，夜间起降能力比较差，也就是说，以最近的国民党控制的机场到北平的空中距离计算，如果敌机要想天黑前返场回基地，轰炸必须在中午前完成。所以将开国大典的时间，定在下午三时，也是不得不考虑应对国民党空袭的因素。如此一来，就提出了飞机是否带弹这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最重要的问題，选谁来飞？

接受了受阅飞行的任务，飞行中队人人都激动，大家踊跃报名，人人都渴望自己能被选中参加。但是，飞机有限，加上还在执行地面任务，肯定不可能所有人都被选上。经过讨论，决定两条标准：第一条，飞行技术要过硬；第二条也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绝对过硬。当时我们飞行中队的飞行员中，相当一部分是从国民党的军队起义过来的，他们年轻，技术好。经过一番考量，入选的人员中大部分是国民党部队过来的起义人员。

参加开国大典空中受阅的飞行员中，方槐和安志敏是长征结束后就选派到新疆学习航空的老红军干部飞行员。林虎、孟琎、姚峻、王恩泽、王洪智等同志，则是从八路军、新四军选派到东北老航校学习培养出来的第一批飞行员。开国大典受阅飞行的总领队邢海帆，以及飞行员赵大海、谢派芬、毛履武、王玉珂则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空军飞行员中发展的地下党员。党组织一声号令，这些共产党员就按地下党组织的要求适时驾机或者从地面历经艰险归队。

刘善本、杨培光、谭汉洲、阎磊、任永荣、徐骏英、杨宝庆、杜道时、邹耀坤等是国民党空军飞行员中的有识之士，在党的英明政策的感召和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大好形势的鼓舞下，于建国前夕先后驾机起义过来的。他们的行动给国民党反动派以沉重的打击，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取得伟大胜利。

国民党空军飞行员驾机起义，应该说是非常难得的。一是直接提供了人才，二是直接带来了装备。起义人员带着飞机参加东北老航校建设，他们和航校的指战员一起，艰苦奋斗，为培养人民空军的飞行员和其他技术骨干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王延洲和邓仲卿两个人情况比较特殊。

王延洲是1946年4月20日驾驶国民党空军L-5型飞机迷航，在解放区河北清河县内被解放区民兵抓获。当时我党的方针政策是“来者欢迎，去者欢送”。王延洲经反复考虑，将写好的决心书呈交给解放军部队领导，表示愿意留在解放区为人民服务。

1949年2月北平解放前，邓仲卿发现由于国民党在大陆的全面失败，当局已经开始向台湾退却了。这期间，邓仲卿与共产党地下组织联系也较多了。当时地下党组织经常在北海或颐和园的游船上开会，组织一些活动。地下党组织对邓仲卿也有了新的看法，觉得他为人正直，明辨是非，实际上已经站到共产党这边了。一天，国民党空军通知邓仲卿到司令部运输处拿飞机票，和家属一起乘飞机撤离大陆。当天晚上，地下党组织派人将邓仲卿送到住在东四的地下党员家中隐藏。

1949年2月，北平解放，邓仲卿参加了刘仁同志领导的北平城市工作组。4月份，邓仲卿到东郊民巷华北军区航空处报到，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

参加受阅的飞行员中，最特殊最特别的人，应该算是杨培光了。

1949年8月的一天，一架运输机从东北赴北平南苑机场，来自东北老航校的几名飞行员到新组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个飞行中队报到。下机的人中，有一张年轻稚嫩的面孔，他就是杨培光。从驾机起义到东北解放区还不到一年，现在又要重返北平了，心情无比激动。飞行中队的队长徐兆文、政委王平阳亲自到机场迎接，大家的关系都很融洽。

8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个飞行中队在北平南苑机场正式成立，杨培光被任命为飞行中队第2战斗机梯队分队长。

他那时万万也没有想到，年轻的自己和一桩重大事故扯上了关系。

6月28日上午9时，改装P-51的飞行训练正在进行。方华在这架飞机上与教官杨培光交流操纵此种飞机的经验。训练结束，教官杨培光准备驾驶P-51飞机从机场滑行道滑行回机库，方华披着大衣离开飞机由滑行道北侧向南横行通过。机械主任田杰、教官杨培光均未能注意飞机前面已拿去轮挡，飞机即向前滑行20米左右，由于是改装学习，方华特别用心，此时走到滑行道中央的他一边走路还一边阅读P-51飞机操作讲义，待方华发现飞机向自己滑来时，已来不及躲避，方华当即被螺旋桨击中牺牲。endprint

鉴于当时双方身份的特殊性，又是在新中国即将诞生之前，此事一度引起軒然大波。方华同志担任的是华北军区航空处处长。为了创建人民空军，方华同志向军委代总长、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写报告，请求批准参加驾驶P-51飞行训练，得到聂司令员的同意；而杨培光则是一个驾机起义还不到一年的飞行员。方华的牺牲令人痛心，许多干部、战士激动之下，言词激烈，还有人说是阶级报复。但是当时的东北老航校以及军委航空局领导，通过亲自驾机调查研究，做出了比较实事求是的处理结论。考虑到P-51战斗机起落架是后三点式的，即前面两个大轮胎，后面一个小轮胎，在地面滑行时飞机抬着头，不便观察，以致地面试车时要专门发“离开螺旋桨”的口令，才准于起动。当时一些规章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因此，航校党委在听取群众意见，冷静思考后认为，这次事件不是政治性的，是飞行组织不严、飞行员马虎大意观察不周造成的，属于偶然误伤致死，把事故定性为行政责任事故。据此，决定给杨培光撤销行政职务的处分，同时保留其飞行资格，鼓励他继续做好工作。此次事故后，不足3个月就面临着开国大典，对杨培光能否参加受阅飞行的问题，军委航空局还专门给中央军委写了请示报告，经周恩来副主席批准，还是大胆地让杨培光参加了。

10月1日，杨培光驾驶自己试飞出来的飞机参加开国大典受阅飞行时，仍为空中第2战斗机梯队分队长。他顺利地完成了开国大典空中受阅的飞行任务。杨培光一生有很多引以自豪的事情：比如他驾机起义，不仅自己选择了一条光明的道路，也为国民党空军中“黄色炸药”事件承担了责任，使当年不少在国民党空军工作的同伴得到解脱，为此20世纪末常有台湾老兵专程来看望他；他首次参加试飞翻修的P-51战斗机，并且驾驶自己试飞出来的飞机参加开国大典；他曾经带教过的飞行员林虎、孟力、阮济舟等，走上了人民空军的领导工作岗位等。然而，也始终有个阴影伴随着他，成为“终身的一大憾事”，就是他驾驶的飞机螺旋桨打死了方华同志。

今天来看，共产党人是多么具有博大胸怀，他们给了这些年轻的起义人员极大的信任，于是，这些年轻飞机员们的才干和尊严得到了最大的鼓励和发挥，事实证明，开国大典的受阅飞行完成得十分圆满。

常乾坤作为具体负责的领导，为解决一个又一个问题废寝忘食，费尽了心血。前面的几个问题，可以通过训练和指导逐步解决，但飞行高度的问题十分专业，以什么标准来衡量呢？毕竟组织开国阅兵，从当时的军委领导到航空局，谁也没有经验，当时支持我们的国际共产主义国家中，苏联举行过红场阅兵。如何能借鉴他们的经验呢？

机会来了。

8月的一天，常乾坤局长带着方槐和安志敏处长来到聂荣臻代总长的办公室，将航空局拟出的受阅飞行的初步方案，向聂代总长做汇报。在座的还有一位苏联空军将军，汇报完工作后，聂代总长还特地交代：你们几个留下来，陪苏联空军将军吃烤鸭。

烤鸭上桌了，外焦里嫩的金黄色烤鸭是中国菜品中独树一帜的美味。苏联将军兴致勃勃，席间气氛融洽。这时方槐处长凑到代总长跟前，说：“聂代总长，我有个问题要请示：飞机通过天安门的高度怎么确定？”

聂代总长边吃饭边指着苏联空军中将说：“这个问题你请示他！”

兴致勃勃的苏联空军中将马上说：“要根据各型飞机的下滑率来确定飞行高度。也就是说，万一飞机发动机在飞行中停止工作，飞机能够滑翔到不伤害人的地方就行。”

这一顿烤鸭解决了一个大问题。

为保证受阅飞行编队能在短时间内承担检阅飞行任务，从9月2日开始，飞行中队在南苑机场投入紧张的飞行训练。

这一天，邓仲卿驾驶“蚊”式轰炸机4027号起飞离地时，右轮胎突然破裂，飞机一度偏斜，邓仲卿凭借熟练的飞行技术，仍然操纵着飞机正常起飞了。

飞机升空后，邓仲卿发现右轮胎破裂后卡在起落架舱前，使右起落架收不到位，也放不下来，多次采用紧急放轮处置办法，终于将起落架放下。着陆时，邓仲卿急中生智向左压驾驶杆用左轮胎着陆，因此飞机落地后仍保持正常滑行约600米，待飞机速度放慢后，右轮胎破裂的飞机便急转180度，冲出跑道右侧约50米，事故造成飞机螺旋桨弯曲、飞机机身裂开、起落架损坏、飞机右翼和尾部撞坏、机枪压弯，所幸的是邓仲卿未受损伤。

事后，机械人员在破轮胎上发现了炸弹的弹片。华北军区航空处总结这次飞行事故的直接原因是：国民党空军飞机轰炸南苑机场后，跑道上留下的弹片没有清扫干净，右起落架轮胎是碰撞弹片后爆破的。之后，华北军区航空处发动群众对机场跑道、滑行道进行认真、全面的清扫，清除了不少隐患。同时，飞行中队也对飞机飞行前作认真检查，尽可能发现和排除存在的问题，较好地保证了受阅飞行训练的顺利进行。

一切都在紧张地按部就班地进行了，可几天后，又出了一个岔子。

四

进入9月了。这一天，飞行中队队长徐兆文在河北霸县的上空进行飞行训练时，突然一股浓烟涌进了座舱，不好，飞机发动机故障——徐兆文被迫跳伞，飞机随即坠毁。

徐兆文是一名老党员了，早在1939年4月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6月，受党组织派遣，徐兆文考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第14期学习飞行，执行长期潜伏任务。之后，他赴美学习飞行。在美国学习期间，徐兆文没有忘记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以寄邮票的方式向中共湘西党组织交党费。

徐兆文学成回国，分配到中美空军混合团第3大队任飞行员，他多次要求回到党组织中，都被要求继续潜伏。1949年的一天，徐兆文驾驶P-51战斗机，奉命到东北沈阳执行任务。结果，因为天气不好，加之飞机出故障漏油，徐兆文只能驾机迫降在辽南解放区。这一下，身份不得不公开，回到解放区。

幸运的徐兆文跳伞成功。但是，落地后的他却站不起来了。

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徐兆文落在了一片庄稼地里——这是9月，丰收中的秋天，农民们刚刚收割了高粱，地里面密密麻麻地分布着高粱茬子，这些高粱茬子一根一根的像刀口一般立着。徐兆文跳伞后靴子掉了，从高空落下，他等于是只穿着袜子直接着地，可以想象徐中队长那双可怜的脚掌。endprint

他从降落伞里挣脱出来一看，吓了一跳，周围一圈老百姓，握着镰刀扁担，个个都虎视眈眈地盯着他。因为当时全国还没有解放，霸县当地的老百姓看到突然有一架飞机坠落，还落下一个飞行员，以为是国民党的特务，忽啦一下围了上去。误会很快解除，得知是自己部队上的飞行员受伤了，纯朴的老百姓们很激动，都围上来，扶着他，抱着他，七手八脚地把他扛到村里炕头上，送水送鸡蛋送烧饼。老百姓虽然热情，徐兆文心里可是着急，他知道领导和同志们肯定都在焦急地寻找他。解放战争中，老百姓们是推着独轮小车支前，这一回是送飞行员，待遇不一样，老乡们专门找来马车，用了两匹大马拉车把徐兆文送回到了部队。

徐中队长养伤去了，受阅飞行的计划不得不作调整，常乾坤再一次想到了邢海帆。于是，由邢海帆代理飞行中队长，并担任空中总领队兼第1分队长。邢海帆原来担任的第3分队长，则由赵大海接替。

徐兆文的脚绑上绷带，但人却没被绑住，在家里没有休息几天，就拐着伤脚到飞行中队坚持做些地面组织工作。开国大典那天，他负责南苑机场塔台指挥，保证了开国大典受阅飞行的通信指揮畅通。作为一名飞行人员，终于亲身参与到了这个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中。

经中央军委批准，9月23日上午，常乾坤局长和华北航空处的领导同志进入天安门城楼，组织和检查空中受阅梯队通过天安门上空的全程飞行预演。邢海帆、邓仲卿、刘善本、方槐等分队的领队，驾机在天安门城楼上空作实地检阅航线的试验飞行，结果得出P-51飞机从进入点（通县双桥镇）通过天安门后，再转飞天安门的时间为7分半钟，并对地标有了清楚的了解。这对正式确定空中受阅飞行的航线、速度和时间起了不小的作用。按照正式受阅的队形和要求，以邢海帆率领的P-51战斗机3个分队，以邓仲卿为领队的“蚊”式轰炸机分队，以刘善本为领队的C-46运输机分队，以方槐为领队的通信、教练机分队，依次通过天安门上空，胜利完成预演。

聂代总长听到预演汇报说：“很好！还有几天时间，可以再做点准备。”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和训练，参加受阅编队的飞机和飞行员都确定下来了。参加开国大典的受阅编队的飞机有5种类型17架。这几乎是我们飞行中队全部的家底了。

方案提交到了大会筹委会，筹委会主任是周恩来。百忙之中的周恩来总理仔细地看了计划图之后，又提出了新的意见：“我们的这个飞机还显得少了。”

这的确又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让常乾坤为难了，飞机太少，在天上飞行，忽啦一下子就全看不见了，飞机又不可能像坦克那样来些慢动作。的确，当时我们的飞机实在是太少了，还留下一小部分在地面执行战备任务，那是不能再挪动的。那么，再从什么地方搞几架战斗机呢？

周恩来同志果真是智慧超人，他对着编队图说，你看啊，我们这些领队的战斗机飞行速度快，是否可以在通过天安门后，立刻转回去接在教练机的后面再飞一遍，再一次通过天安门。

常乾坤大喜过望，熟悉飞行训练的他明白，这种方案是可行的。

这一回常乾坤又是一路小跑着回到航空局，他马上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让大家讨论，大家听了你一言我一语，七嘴八舌都很兴奋，都觉得这一下可是解决了一个大难题。

只有空中总领队邢海帆不吱声，他一言不发地坐在一边。

邢海帆是个大个子，身高足有1.8米，相貌英俊，既懂飞行，又懂领航，飞行技术又好又全面，在飞行中队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邢海帆不说话，常乾坤说话了：“邢中队长有什么意见呢？”

邢海帆说话了，他提出一个问题：“机种复杂，飞机又破又旧，速度又不同，飞行员们彼此不熟悉，他们不熟悉我，我也不熟悉他们，我这个总领队心里实在没底，为了能够保持好空中编队，我们能不能在天安门上空试飞一下？”

这回轮到常乾坤不吱声了。

之前的空中训练都是在远离市区的地方进行的。现在要将一大批飞机调到北平上空飞行，这个问题非同小可，常乾坤不能马上答复，他必须再向上级请示。

为什么呢？

此时，北平刚刚和平解放不久，局势还不稳定，中国版图上还有一大片掌握在国民党手中。解放军炮兵在城外训练时，也都要在《人民日报》上登个安民告示。如果是飞机横穿市区，更不是小事。周恩来连夜请示了毛泽东。毛主席的回答就两个字：“可以”。

然后就到了这一天，9月23日，中南海怀仁堂，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在召开，周恩来在大会主席台上讲话。突然，轰隆隆的飞机引擎声传来了。正在聚精会神听报告的代表们有点坐不住了，开始交头接耳，他们以为是国民党空军的飞机来空袭了。

周恩来立即察觉到了，笑着告诉代表们：“大家不要紧张，这是我们自己的飞机在训练，他们在保卫我们的政协会议；同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做阅兵准备。”

话音刚落，掌声四起。

经过日以继夜的准备，离开国大典只有两天了。

五

南苑机场设置了战备等级，所有参阅飞机再一次接受检查后全部被封闭，专门请苏联专家机务人员检查把关飞机的质量，并在武器系统上贴上封条。飞行员们只在地面做飞行训练准备。

这个晚上，飞行员阎磊、赵大海和驾驶“蚊”式轰炸机的邓仲卿、王玉珂等4人得到秘密通知，让他们接受一项秘密任务。

通知是分头秘密下达的。内容是：为了防止受阅时敌机的袭扰，他们要带弹参加受阅，肩负受阅飞行和防空作战的双重任务。

所谓带弹受阅飞行，是指受阅飞行时有的飞机机枪子弹（或炮弹）在空中能够上膛，一旦有敌情即可投入战斗。其实，一般情况下战斗机都是带弹飞行的，只是像受阅飞行这样的非战斗行动，为安全起见，飞机机枪和子弹通常是分离的。

军委航空局和华北军区航空处制定了一整套飞机拦截作战方案，划定了好几套警戒线、起飞线、拦截线，敌人从哪条航线进犯，我机在什么地方起飞，在哪条航线拦截都有明确的部署。例如，倘若敌机从济南方向来袭，按当时飞机的速度到北平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就决定在半小时的航程内起飞拦截并将其击落；如果飞机到达了北平的边缘地带还未击落，则攻击的飞机暂时退出，由地面高炮部队承担射击任务。人民解放军仅有一个飞行中队，地面只有2架飞机值班。在这种特定的条件下，不得不安排部分受阅飞机带弹，以便遇到敌情能够立即投入战斗。endprint

阎磊和赵大海驾驶的P-51战斗机，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机载武器为6挺白朗宁12.7毫米口径的机关枪，携带子弹1800发，另外还可以外挂若干枚炸弹。

带弹空中受阅，即便在今天看来，这个想法也是相当的不可思议的。而且，执行带弹任务的这四名飞行员，都是驾机起义的国民党空军飞行员。

阎磊是大连人，他的三哥阎雷原来也是一名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的飞行教官。1941年，他参与试验一种能打击日寇机群的空中延时炸弹。在一次试飞中，飞机在起飞滑行时炸弹脱落爆炸，机毁人亡，他以身殉国。阎磊辍学从军，投考了空军，决心继承哥哥的遗志，把日寇赶出中国去。

但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挑起了内战，阎磊对国民党统治的失望也达到了顶点。每天晚上夜深人静时，他躺在床上偷听解放区的广播。12月上旬的一天，接到一封从天津发来的信，信是堂姐写来的，他们多年没见面，但知道她早就参加了共产党，来信很简明：

“承荫弟（阎磊原名阎承荫），别来无恙。听说你在空军中混得不错，甚喜。姐唯望你在把炸彈投向自己同胞的时候，伸手摸一摸自己的良心，不要忘记你效法阎雷参加空军的爱国初衷，能堂堂正正做一个正直清白的中国人。现在气候变化很快，望你珍重。如你感到不适，可想办法找姐……”

接到堂姐的信阎磊不再犹豫，决定投奔新的生活。1949年1月14日清晨，阎磊奉命去徐州一带侦察，趁着大雾，他驾机起义，回到解放区。

接到带弹飞行任务的阎磊晚上回到宿舍，心里有万千的感动，但是他没有办法表达，他一个字也不能说，因为这是必须严格保密的事情。直到几十年之后，他在回忆录中回忆那个令他心潮澎湃的夜晚，说出了当年没有说出的肺腑之言：“作为刚刚起义过来的飞行员就参加带弹飞行，充分体现了党和人民对起义人员的极大信任。”

参加开国阅兵飞行前，所有参加飞行的飞行员们还有一件庄严的事情——阅兵宣誓。

参加阅兵的飞行员们，既要完成开国大典的阅兵飞行，又要时刻防犯国民党飞机的空袭，他们还面对一个问题。前面我们说过，参加阅兵的全部都是修复后的老旧飞机，万一在飞行中出现故障怎么办？受阅前，每个参加受阅的飞行员都宣誓，并在誓词上签上自己的名字，那个场面是激动人心的。

多年后受阅飞行的参加者、空军原副司令员林虎仍然清楚地记着誓词中的每一个字：

“我参加检阅，一旦飞机出现故障，宁愿献出生命，也不让飞机落在城内、掉在广场和附近的建筑物上。”

六

期盼已久的日子终于到了。1949年10月1日早上5点钟，飞行队全体空地勤人员在南苑机场集合，两架担负一等战斗值班的飞机停放在起飞线上，随时准备升空作战，其他飞机也在机场值班待命。

下午3时，开国大典正式开始，广播喇叭里传来天安门城楼上的声音，当听到毛泽东主席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受阅飞行人员激动万分，泪流满面。一瞬间，许多以往惨烈的战斗场面浮现在眼前，面对即将受阅的光荣任务，大家极力控制自己的感情。

下午4时，广场上的阅兵开始。南苑机场上，17架飞机也按预定计划开始动作。各型飞机的速度不是不一致吗，那就让小速度的教练机和运输机分队先起飞，P-51和“蚊”式飞机殿后，选择了3个不同的航线进入点：战斗机和轰炸机速度最快，从通县进入；运输机为中速，从建国门和通县之间进入；其余飞机从建国门东侧进入。相继升空后按规定的航线高度、速度在通县双桥上空盘旋集结待命。

4时35分，空中分列式开始，在空中总领队邢海帆的统一号令下，17架飞机分成6个梯队，各分队保持规定的高度、速度和时间间隔，分别在3000英尺（914米）、2500英尺（762米）、2000英尺（610米）、1500英尺（457米）的高度由东向西依次进入航线。各分队保持规定的高度、速度和时间间隔，以严整的队形，由东向西依次进入航线。

此刻，蔚蓝的天空略有一点碎积云，能见度尚好。看见天安门广场了，故宫建筑群金碧辉煌，五星红旗在广场上空徐徐飘扬，地面上，潮水般的红旗海洋中万头攒动，人们雀跃欢呼，军车、坦克、炮车，铁流滚滚，浩浩荡荡，震撼着千年古都。

机群轰鸣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

看见人民空军自己的飞机飞过来了，广场上30万群众群情激奋，欢呼声和飞机马达的轰鸣声汇成了一片沸腾的海洋。

“看！”周恩来总理用左手指着空中三架运输机中的头一架对毛主席说：“那一架大飞机是刘善本开的！”毛主席点头向空中招手。

国民党空军率先起义的刘善本作为受阅空中运输机梯队的领队，在空中聚精会神地驾驶着C-46运输机。他既要与前面的“蚊”式飞机保持衔接距离，又要照顾自己分队3架运输机组成的“品”字队形，不敢有半点松懈。

为了保证安全顺利地完成受阅任务，受阅前刘善本主动和邢海帆、方槐等进行周密的研究和精确的航行计算，并在天安门广场上空按计划实地进行飞行预演，做到心中有数。

方槐这个“红色空军种子”，幼年参加工农红军，是党和人民给了他翱翔祖国蓝天的翅膀。如今坐在飞机驾驶舱里仰望着湛蓝色的天空，一种庄严神圣的使命感油然而生，心情分外激动。

P-51战斗机编队首先以整齐的“品”字形通过天安门上空，接着轰炸机编队以“一”字形通过天安门上空，随后是呈“品”字形的运输机编队，最后是教练机编队。当教练机编队飞临天安门时，方槐等发挥小速度飞机速度慢高度低的特性，按预先操练好的动作，全队一起推、拉机头各三次，代表还未正式成立的人民空军向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致敬，向刚刚诞生的人民共和国致敬！

受阅的第1、2、3分队9架P-51战斗机通过天安门上空后，在空中指挥员的号令下，飞行员随即加大速度，在复兴门上空作右后转弯，沿西直门、德胜门、安定门、东直门再转向建国门，当到达东单上空时，正好与第6分队的教练机相衔接，再次通过天安门上空。由于衔接得天衣无缝，地面观看的群众都以为受阅的飞机是26架。endprint

空军战鹰的出现，让开国大典的气氛瞬间达到了沸点。在场的外国记者，在惊呼“中共一夜之间有了自己的空军”的同时，谁也没能看出个中奥秘。在之后发出的报道中，他们一致声称“一共有26架飞机参加了编队飞行”。

有必要说明一下，4架受阅飞机是“带弹”而非“载弹”或“挂弹”，一字之差，天壤之别。简单地说，“带弹”指的是飞机上的机枪带着子弹，而“载弹”或“挂弹”，指的则是在飞机上乘载或挂上炸弹。这完全是两码事。

以P-51“野马”战斗机为例。这种飞机在机翼两侧各配置了3挺12.7毫米机关枪，因此给这两架“带弹”飞机，各配备了1800发机枪子弹，而从武器配置上来讲，野马本来还可以挂上907千克的炸弹，但这可就不给了。受阅飞机“带子弹”而没“挂炸弹”，可见阅兵指挥部还是有所保留的，防止万一，但，又怕万一。

当然，所有飞机带上的子弹，一颗都没有用，飞行受阅一切顺利。

观众们不知道的是，当P-51机群第2次刚刚通过天安门时，有一架飞机突然发生事故：第2分队右僚机飞行员谭汉洲通过电台报告飞机发动机出现故障，指挥员闻讯的那一刻真是心中一激灵，立即指示飞行员脱离机群，单机转弯脱离编队，平安在南苑机场着陆，避免了可能发生的问题。

2架P-51战斗机和2架“蚊”式飞机通过天安门后，即升高到12000英尺（3658米），在北京东南通县、大兴、良乡外围地区上空担任警戒任务，另2架通信、教练机分别在城区上空摄影和散发传单。其余飞机依次返场到南苑机场着陆。

王玉珂参加开国大典后即赴上海试飞“蚊”式轰炸机，为挽救国家财产光荣牺牲，年仅25岁。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年仅27岁的赵大海驾机首次与敌联合机群作战时英勇牺牲。

七

17架拼凑起来的各种型号的飞机，在我们今天看来，难免有些许羞涩、寒酸，但在共和国诞生那天来说，确实是一种骄傲，对于空中白手起家的共产党人来说，它具有开天辟地的意义。许多年后，当年参加开国大典受阅飞行的林虎将军深有感触地说：“我们这样一个靠陆军打出来的国家，为什么开国大典时要组织受阅飞行？一个是对敌人的威慑，一个是对人民的鼓舞。”

乘坐受阅飞机通过天安门广场的，还有一位名叫马凡陀的诗人，他写的诗歌《红色的战斗机群》，表达了当时无比喜悦的心情：

在共和国的元旦，

我跟随我们自己的空军，

坐着我们自己的飞机，

飞临北京上空！

我心跳，我兴奋，我欢呼！

红色的战斗机群，

三架接着三架，

打天安門前飞过，

打毛主席的手臂下飞过，

数不清的红旗飘动，

数不清的手臂挥动……

开国大典结束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的国宴，受阅飞行员代表有幸出席宴会并聆听领导同志的讲话。宴会上，阅兵式副总指挥杨成武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朱德总司令笑容满面，面向飞行员们说：“今天是历史性的一天，从今天起，我是陆海空三军的真正的总司令了。”

此时窗外夜色笼罩，广场上的灯笼火把全都点起来，—万支信号弹礼花陆续射入天空。这样的场面永远地定格在了1949年的10月1日，也成为了人们每每回忆开国大典的经典画面。

责任编辑 赵 萌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