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轩瑾

摘 要： 目前，中国台湾地区原住民族的十余种语言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濒危语言，为了保护原住民族语言、维持文化多样性、承继文化遗产，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台湾地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自2001年开始举办的原住民族语言能力认证测试最具影响。其中的经验教训可对大陆地区的民族语教育提供某种联想。

关键词： 台湾原住民 民族语教学 语言政策

一、二战后台湾语言政策概述

从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国民政府接收台湾开始到今天，宏观上台湾地区的语言政策可以大致分为两个时期，国语推行时期（1945—1992）和乡土语言教育时期（1993—至今）。

经过日本殖民者长达51年的殖民统治，台湾的乡土语言式微，乡土意识被削弱，至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台湾日语普及率已达到70%以上。光复伊始，国民政府采取“清除日语，恢复台语，推广国语”的语言政策進行台湾省语言建设，于1946年设立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推广国语，随后全面禁止日语日文的使用，这对重新建立中华文化认同，铲除殖民统治余毒有重要意义。在国语推广运动进行二十余年后，台湾当局面临蒋介石过世、国民党集团被赶出联合国、世界性经济危机等内外政治经济危机，时任“中华民国总统”的蒋经国采取“强人政治”强化党国机器进行统治，语言政策也相应调整为“独尊国语，打压方言”，台湾各学校被勒令禁止讲方言，这里的方言包括闽南语、客家语及原住民族语言。这样的语言政策使得台湾国语普及率大大提高，但是造成了语言损失。据1982年“行政院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出版的《国语推行政策及措施之检讨与改进》显示，台湾社会国语普及率达50%左右，但是在使用人群、地区、范围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其中使用地区方面城市多于乡村，平原地区多余山地地区；使用人群方面青少年使用最广泛，老年人仅能听懂国语的占多数；使用范围方面，政府机关、公共媒体等均使用国语，民间、乡里组织使用土语较多。值得注意的是，原住民的国语普及工作进展较大，据高德义1984年的调查报告显示，受访原住民能流利使用国语的占91.7%。经过四十余年国语推行语言政策的实施，台湾地区国语普及率大大提升，语言环境从1945年的日语、本土语的双语环境逐渐转换成国语单语环境，国语推广效果显著。但是进入六十年代后激进的国语推行政策打压了本土语言生存空间，造成了语言损失，语言政策面临着新的挑战。

1990年第一次台湾地区“本土语言教育问题”学术研讨会召开；1993年修改广电法，废除对传媒领域中使用方言的限制；2000年，将乡土语言课程列为国小必修课和国中选修课；2003年2月，“教育部国语推行委员会”通过决议废止《国语推行办法》；2007年2月，“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公布《国家语言发展法草案》，其中明确表达政府包容尊重语言多元性的立场和“国民”有权使用各种“国家语言”的权力；2013年1月，“国语会”宣告解散。长达六十余年的国语推行运动正式进入历史，乡土语言教育则一步步兴盛起来。国语强势推行时期，原住民族语和闽南语、客家语一样被打压，在台湾当局重新规划乡土语言教育的背景下，原住民族语言抢救运动开始蓬勃发展。

二、原住民族语言抢救运动的过程及作用

台湾原住民是台湾最早的居民，有52万人，占台湾总人口的2%，以部落的形式聚居，主要有阿美族、泰雅族、排湾族、鲁凯族、布农族、赛夏族、雅美族等。由于原住民主要居住在山地地区，交通不便，经济文化水平较落后，长期处于边缘化的社会地位。台湾原住民语言按照语言发生学的分类属于南岛语，没有文字记载，仅以口头相传，因此一旦消亡几乎没有复原的可能。为了维护文化、民族、语言多样性，台湾采取了一些措施对原住民语言使用状况进行调查，从而制定了相关的保护措施。根据1998年“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员会”（以下简称原委会）发布的《台湾原住民生活状况调查报告》显示，在受调查的十万余户原住民家庭中，有半数家庭主要使用国语，40%的家庭主要使用族语，受调查族群中仅布农族使用族语家庭达半数以上。由此可知，原住民母语的语言状况是严峻的，面临流失甚至消失的濒危局面。

台湾原住民母语抢救运动始于台湾解严初期，大量原住民参与到社会运动中要求各项权利，其中包括保护、抢救母语。主要实践活动有1990年台北县乌来乡国小开始泰雅语教学，1993年将乡土语言教育纳入初等教育课程体系。但是，在国语处于优势语言地位的社会环境下，族语的生存环境不容乐观。另一方面，原住民语言适用不广泛，研究不深入，相关教学基础薄弱，师资力量短缺，教材编写不够系统。为了保护原住民母语，2001年，“原委会”委托政治大学举行了“原住民族语言能力认证”考试对12族原住民语言进行认证。该认证考试是为了培养、考核原住民语言教师，增强师资力量，提高教学水准。由于原住民语言没有文字记录，其书写系统由传教士传播《圣经》的需求而定，因此有罗马字、拉丁语、日语注音、国语注音符号等书写系统，政大原住民研究中心经过慎重选择，通过合并、优化的方式为12族少数民族语言创制了书写系统。2011年，政治大学原住民族研究中心斥资1500万元新台币编写出14族、42方言，共计252册的原住民族语言基础教材“字母篇”、“歌谣篇”、“图画故事”三套发送给原住民儿童用以学习。2013年，“原委会”颁布“原住民族语言能力认证测试实施计划”，在原有的语言认证考试基础上，将语言能力分为初、中、高、薪传四级，并委托台湾师范大学完成相关内容。

经过十余年的努力，原住民族语流失状况有所改善，但是仍处于困境之中。认证考试施行到2007年，开始分为两类，一类是一般人士的认证考试，一类是学生认证考试，学生要取得“文化及语言能力证明”必须通过族语认证，由此获得35%的加分，未通过认证的原住民学生则只能加分25%。为了加分学习族语成为重要的诱因。至2012年未通过认证学生加分比例降至10%，在加分帮助下上大学的原住民学生开始微幅下降，一般人士的报考率逐年降低。“原委会”认为一般人士的族语认证10年来已经办理9次，通过人员共计8621人，具备族语教师资格者超过3000人，已经达到一定规模，因此宣布2012年暂时停办认证考试。根据考试结果显示，40岁以上的族人族语能力较佳，但是书写能力较差，40岁以下的族人则是族语能力比书写能力差。在升学学生认证方面，以南投县为例，原乡学校和都会学校通过率存在差距，2011年原住民乡国中考试及格率超过8成，信义高中超过9成，但是都会学校如“埔里”中学和“宏仁”中学只能勉强维持7成。“考试院考试委员”浦忠成认为认证考试一方面增加了族语学习与传承、提供原住民学生教育机会，另一方面是学习与测评设计颇具功利性，很多社会人士是为了成为族语教师以求生计，学生则多是为了升学优惠，而且非自然的族语习得情境难以使人们持续保持族语学习的热情。

分析上述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族语没有生活化，没有成为社会使用语言。以学生为例，在升学优惠政策下许多学生和家长会以考试为指向参加认证考试，但是学生进入高中和大学后基本还是使用国语，族语往往成了升学工具，通过后便弃之不理。台北市原住民教师协会总干事乌巴赫 · 尤纪认为最好的解决方式是将族语活用化，如原住民地区公职人员也应具备族语能力。语言需要适宜的社会环境才能生存发展，在国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的社会环境中只有提高原住民社会地位、改善他们的生存状况，使族语的社会使用成为可能，才能真正做到族语的传承和发展。

从台湾地区原住民族语抢救运动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出，对于民族语教育首先需要制订出适宜的语言政策，鼓励民族语的使用，其次需要设计出民族语水平标准化测试，用于培养师资、激发族人学习族语的热情，最重要的是探索出将族语生活化、实用化的方案，营造民族语语言环境。

三、中国大陆地区民族语教育的联想

和中国台湾地区原住民情况不同，大陆地区有55个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8.49%，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同创建了伟大的新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据不完全统计多达80余种。大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持续至今，已取得相当的成果。与台湾地区早期打压方言和原住民族语的语言政策不同，大陆地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就一直注重维护少数民族的权益，于1984年颁布了《民族区域自治法》，根据2001年修正案第37条第三款修改为：“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班级）和其他教育机构，有条件的应当采用少数民族文字的课本，并用少数民族语言讲课；根据情况从小学低年级或者高年级起开设汉语文课程，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大陆宪法未明确规定“汉语”的官方语言地位，只是说明“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并且保障了少数民族使用自己民族语言的权利。但是在汉语占绝对优势地位的社会环境中，少数民族语言的传承与发展仍然面临挑战。

在少数民族语言水平测试标准化上，台湾地区原住民族语能力认证考试是有借鉴意义的。但是只有朝鲜族、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等有自己传统文字的民族语言发展较完善，而壮、布依、哈尼、苗、彝等民族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才由一批语言学家制订出拉丁字母作为书写方案，民族文字发展很不成熟，和台湾原住民的民族语传承面临相同的困境。在民族语言水平标准化问题上，大陆地区“目前有针对‘民考民（少数民族考生使用本民族文字试卷）考生的高考中的民族语文科目考试、针对‘民考汉（少数民族考生使用汉文试卷）考生的民族语附加考试、各级各类民族学校和高等学校民族语文相关专业的教学考试、一些民族自治地方和少数民族集中地区司法等部门从业人员录用的民族与能力测试、新闻媒体等文化部门招收从业人员的民族语能力测试”，但是仍没有统一的标准化民族语测试。

以壮族为例，从1957年制订出《壮文方案》，再到1980年在壮族地区恢复推行使用壮文，1990年将“以壮为主、壮汉结合、以壮促汉、壮汉兼通”的“十六字”经验确定为小学壮文课的指导方针，壮汉双语教育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仍存在诸多问题，其中和台湾地区原住民族语传承相似的就是壮语实用性不强的问题。根据实地调查，在壮族聚居地区壮族群众更愿意使用“壮话”交流，但是“壮话”不同于壮语，他们的阅读活动还是以汉语为主，壮语并未发挥实际作用。同台湾地区原住民族语能力认证考试类似的一年一度的广西壮文统一测试对于壮族学生来说不过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因为经费的缺乏更多的流于形式。从2012年开始实施的壮语文水平考试是大陆地区少数民族语文标准化考试的首次探索，考试形式是笔试，分为初、中、高三级，面向一切自愿报名考试的考生。考试的实施对壮族地区的教育、文字推行、文化保存与发扬等都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是2012年首次壮语文考试参考人数仅328人，及格人数为191人，及格率仅为58.23%，由此可见，壮族地区群众参考热情并不高。同台湾地区的原住民族语能力认证考试相比，壮语文水平测试有考试目的不明、经费不足、考试形式单一等主要问题。在参考人数上，相比壮族2000万左右的人口总数，参考人数很少，究其原因还是该测试目的不明。在汉语处于优势语言地位的大环境下，要想吸引壮族群众参与该测试，就要有明确的考试目的，如参考学生可以获得一定的升学优惠，通过考试的个人在参与地方性机构时可以优先录取等。在考试内容上，仅设置笔试是不完整的，应当增加口试，保证语言听说读写四个方面都兼顾到。在考试经费上，地方政府应当加大扶持力度，保证考试的顺利进行和相关的监督工作。

其次，在民族语师资培养上，可以将少数民族语言标准化实现。台湾地区原住民族语师资力量是通过族语能力认证测试实现的，一些本身掌握族语的原住民通过学习族语书写系统，参加认证测试就可以获得教职。以壮族为例，壮文教师趋于老龄化，年轻力量又无法及时补足，师资队伍无法承担起壮族聚居地区的壮语教学工作。大陆地区可以借鉴该种方式，将民族语标准化测试成绩与教职资格挂钩，既免去了学校专门设置教师语言测试的麻烦，又有利于激发民众的参考热情，客观上推动壮语的继承与发展。

最后，在语言环境的构建上，民族语普遍面临的问题都是实用性不强，更多的是作为考试技能而非交流工具存在。最好的解决方式是将民族语言活用化，在解决民族语标准化问题的基础上，将民族语作为生活用语进行传播，如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官方文件、公共场合用语、教学用语等均采用双语标识，鼓励在社会中使用民族语，而不仅仅将民族语作为家庭用语使用。

总体而言，大陆地区民族语教育的政治环境整体向好，国家和地方政府不仅重视还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予以支持。在少数民族语言标准化的问题上还有待发展，2012年开始的壮语文水平测试作为首次探索行动有积极意义，但是面对大陆地区诸多民族的社会状况还有待继续摸索，因此，在民族语水平考试形式、目的、规章制度等方面还可以细化，以求得更好的发展。

总之，台湾地区各少数民族的语言是中华民族语言的组成部分，应予保护。在此根本前提下，维护这一地区的少数民族语言，有益于中华文化的健康发展。这是一个长期的重要的工作，我们要认真细致地做好。

参考文献：

[1]熊南京.二战后台湾语言政策研究（1945—2006）[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07.

[2]陈谊诚.原住民族语振兴运动—环绕族语能力认证考试的分析[D].台湾：台湾政治大学，2005.

[3] 政治大学原住民研究中心 ALCD[DB/OL].http：//alcd.tw

[4]臺湾“行政院”公报，“教育部”公报[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