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一枫

谈一谈写作《心灵外史》时，企图涉及的问题，以及实际遇到的问题。

构思的初衷来自于层出不穷的貌似“与信仰有关”的古怪事件：这边儿演员坐床了，那边儿麦当劳里打死人了，等等不一而足。这些事情看似跟我们关系不大，但好像也和现实生活有关。比如我这个年纪的中国人，大概都能总结出一张身边某类妇女的扎堆儿路线图：最初是在遵循“大师”的教诲采纳吐气，打通任督二脉甚而上通宇宙神明；后来改为大搞地下资本主义，既神秘而又精神亢奋地口吐莲花，拉拢你和她们一起去贩卖牙膏鱼油花蜜粉；经历了短暂而热烈的红歌阶段，最近才演变成了广场舞。广场舞的动静虽然最大，常常大到扰民的地步，但却变成了某种国泰民安的象征——却也最形而下了，相当于作家从“寻根文学”直奔“下半身”。当然，现在的年轻人有个特别不好的风气，就是没事儿老爱拿老太太“打岔”——其实自己也没好到哪儿去，用另一套标准分析，多半儿属于弗洛伊德病例的中国翻版。将这些综合考虑，似乎是能写点儿东西的。

按照我一贯的着眼点，又既然是当下題材，那么它大体上还应该是一部“社会问题小说”，而非高蹈的、号称奔着灵魂去的“精神写作”。这也许还跟我们民族不问鬼神、未知生焉知死的传统有关。别跟我说《聊斋志异》《西游记》《封神榜》，那些作品打着“神仙的名义”其实还不是“人民的名义”——终归也就是一“名义”。然而毕竟牵扯到了人的精神领域，我仍然得把“谈玄”与“务实”之间的关系处理得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