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遥+杨智杰+安然

严重短缺的麻醉医师资源、无法承受的经济成本、难以逾越的观念门槛……

以无痛分娩为主要内容的现代产房建设在中国所遭遇的困境，并非受限于

技术的难题，而是历史、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9月9日，在石家庄市妇产医院（即石家庄市第四医院）西院区的待产室，经过10个月的辛苦孕育，25岁的刘梦琳即将在这天迎来自己的第一个孩子。

上午11点半，能容纳4位产妇的待产室里，此刻只有刘梦琳一人。她的宫口刚刚开了3指，有规律的阵痛已经折磨得她有气无力，侧身躺在床上，不时发出轻微的呻吟声，身体蜷缩着。

“不要动，一会儿就好了。”麻醉医生叶萦一边安抚着她的情绪，一边进行着一套熟练的操作：消毒、局部麻醉、穿刺……不到5分钟，刘梦琳的腰部多了一根细细的导管，透明的液体一滴一滴地被泵入她的体内。

在等待药物生效的十几分钟里，守在一旁的护士为她连上了胎心监护仪。伴着宝宝一下下有力的心跳，她渐渐睡去——暂时摆脱了疼痛，她需要为接下来那场漫长的战役积攒体力。

这就是传说中的“硬膜外麻醉”，也叫作“椎管内镇痛”。产妇的腰椎被置放进这根管子，女人就不再需要以忍受剧痛的“仪式”升格为母亲了。在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产房里，无痛分娩的普及率超过80%。而在中国，能够像刘梦琳这样享受到这一技术的产妇，还不足10%。

麻醉医生进产房，岂止是镇痛

4台剖腹产手术、8个硬膜外麻醉，一大早，交班的同事刚刚度过了一个繁忙的24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