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闻佳

“总要有人承受一些压力，总要有机构去担当时代提出的挑战，也总有那么一群人愿意去探索未知，愿意去走一条辛苦的求索路。”

三甲医院除了被视作保障人民健康的“最高堡垒”，还有一项同等重要的使命，那便是科学研究。上海要建设科创中心，医疗科技创新集中在医院的体现，就应该是回应危害人民身体健康的重大问题。

历史上，瑞金医院的重要科研突破无一不跟国家发展紧密相关，无一不是解决临床重大实际问题的，如：1958年抢救邱财康创造医学奇迹，以“瑞金公式”为代表的大面积烧伤抢救水平远超欧美，这是服务于新中国建设期的大背景。上世纪70年代，大器官移植时代开启，瑞金医院在肝移植、心脏移植方面创造国内第一。此后，瑞金醫院又在肿瘤领域掀开新篇章，王振义院士领衔的团队让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 （APL） 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可被治愈的白血病，轰动世界医疗界。

临床医学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应以重大临床问题为导向。如果我们现在回避临床关键问题，医学科技突破谈何生命力？

——瑞金医院院长瞿介明教授

瑞金医院从来没有被赋予如此重大、如此集中的攻坚使命。

就在瑞金医院科教楼的背后，一项国家重大工程正在紧锣密鼓的建设中，这便是转化医学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上海）项目。这是继“上海光源”同步辐射装置、国家蛋白质科学中心（上海）设施之后，又一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在沪开建，也是我国首个综合性国家级转化医学中心。它的目标，就是直接攻坚聚焦危害中国人群的重大疾病，推进转化医学，让实验室成果加速跑到病人身边。

国家如此大的基础设施项目，落在一家医院，是前所未有的。

视线转到上海西北角的嘉定，就在瑞金医院嘉定北院的对面，瑞金医院肿瘤（质子）中心项目也在紧张建设中。这里正在研发、推进的是我们中国人自主研发的首台国产化质子治疗装置，剑指世界肿瘤治疗最前沿。这个上海市重大工程项目，对打破国际对肿瘤治疗尖端技术的垄断格局，对造福国人健康水平，对推动全国医疗装备产业升级意义非凡。

肿瘤质子治疗技术至今依然是全球极个别国家掌握的医学尖端技术，瑞金医院与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所联合攻坚的这个项目，没先例可循，困难与挑战可想而知。

“总要有人承受一些压力，总要有机构去担当时代提出的挑战，也总有那么一群人愿意去探索未知，愿意去走一条辛苦的求索路。”瑞金医院院长瞿介明说，这个压力是瑞金人值得去承受，也应该去承受的。因为在这家医院百十年的历史中，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始终以创新为魂，把“不可能”变为“可能”。

一家医院的担当，科学世界的拓荒者

“转化医学”是医学界十分火热的概念，它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在21世纪初提出，认为科研发现不应停留在实验室，而是要转化为临床可用的新检查或治疗手段。在美国，过去十多年转化医学中心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面对这一国际趋势，我国也开始布局国家级转化医学中心。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各地重复建设，浪费资源，另一方面是为了促成多中心联合攻关重大医学问题，国家在考虑“落子”这个重大任务时，最终决定交由上海，交由上海交通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共同承担建设。其中，国家转化医学中心这栋大楼就造在瑞金医院内。

该中心将聚焦危害中国人群健康的重大疾病，包括白血病在内的血液系统恶性肿瘤及胃肠肿瘤、糖尿病等代谢性疾病，以及冠心病、高血压等心脑血管疾病。与此同时，该中心也将创新运用多种最新研究理论与方法，在医学大数据的支持下深入探索一系列疾病的机理和规律。

值得一提的是，国家转化医学中心（上海）还有四个姐妹机构，它将与北京协和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四军大、华西医院等4个转化中心形成国家部署的“1+4”布局。其中，上海设施是唯一综合性转化医学中心，其他四家中心将各有专科突破方向，五家中心将结成转化医学中心联盟，共商发展。

这将是我国首个国家转化医学中心，早在2014年国家转化医学中心（上海）获批时，就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自然》杂志特发专稿聚焦，十分关注中国、上海的做法。

“转化医学，全世界都在推进，但一个国家到底如何推进，大家都没有成熟经验可以照搬，这种探索性的工作一定会面临困难、挑战。”瞿介明说。

无先例可循，瑞金医院正在面临的挑战岂止这一个。

在上海的嘉定，中国人正在自主研发我国第一个肿瘤治疗质子项目。

质子治疗，通俗地说，即利用质子组成的射线作为治疗媒介，聚焦能量作用于肿瘤组织，业内形象地称之为“质子刀”。相比传统化疗或放疗等肿瘤治疗技术，质子技术的优势在于在杀灭肿瘤细胞时，可有效保护正常组织，即所谓的对肿瘤实现“立体定向爆破”。

此前，该技术多应用于儿童以及难治的脑肿瘤、脊索瘤、骨肉瘤等。近十年来，该技术逐步扩大至肺癌、肝癌、前列腺癌、乳腺癌、头颈部肿瘤等常见肿瘤。

迄今全球有10多万人接受过质子重离子治疗，主要集中在美国、日本、德国。相对全球人口，这绝非大病历库，开展国家也比较有限，这都源于一个原因：这项尖端技术研发成本高、投入大，如果没有政府支撑，很难推进。目前技术比较成熟的日本、德国、美国，走的均为国家战略路径。

2014年，上海国际医学园区的上海质子重离子医院完成首例临床试验、投入试运营，这种世界上目前最为先进的肿瘤治疗技术开始进入国人视野。该进口技术从引进到最终落地、应用，克服了重重技术难关，堪称“十年磨一剑”。考虑到国民平均寿命逐渐提高，肿瘤日益成为威胁公众健康的第一大慢性病，我国并没有止步于“引进”之路，而是加紧投入到质子等尖端治疗技术的自主研发。endprint

这一回，这个重大科研攻关任务，再度交给了上海瑞金医院。

“如果没有这些挑战，我这个院长，我们瑞金人，可能都能过得轻松一些，循规蹈矩地看病就行了。但转念想想，如果什么都现成的给你做好了，你只需要去追随，照做，你的价值在哪里？我们要有承受压力的自觉意识，骨子里要有克服困难的决心，迎难而上，创新突破。”瞿介明说，做科学世界的“拓荒者”，这是一家顶级医院应有的担当。

誓做“大科学”，“上海第一”的医院这样炼成

“我不做，谁去做”，在瑞金医院，常能听到这样的话，医务人员骨子里都有一种时不我待的使命感。这种使命尤其推动这里的医务人员投身医学世界的科研攻关。

根據复旦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发布中国最佳医院排行榜（综合），瑞金医院已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四、上海第一，老百姓口口相传，“瑞金医院，上海第一”。

榜单排名不足以全面展现一家医院风貌，但至少给人们一个角度、一把尺子了解医院的一些侧面。以这张最佳医院排行榜为例，它综合了中国所有医院的学科实力、美誉度、业内评价，科研实力也是其中一个衡量指标。

在业内看来，衡量医院科研实力还有一个“硬指标”，那就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截至2016年，在上海，瑞金医院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数量已连续11年位列上海医院第一，每年保持在近100项，远远超过一些大学的总量。

“上海第一”的医院是如何练成的？科研攻关对于这家医院的意义何在？

“很多人会说，医院不就给人看病，为什么医生还要去做科研，去做攻关？这只说对了部分，大型公立医院，尤其是教学医院，除了看病，还要做人才培养，还要投身科研，这是我们的三大使命。”瑞金医院分管科研的副院长沈柏用教授说，瑞金医院很早以来就把这些使命想得很明晰，并且定位于做“大科学”，而不是“小科学”。

“我是一个医生，一年做300台手术，如果算我60岁退休，那么，退休前大概还可以做3000多台手术，那也就是救3000个人。这叫小科学。但当你去研究一个疾病发生发展的规律，揭示发展的真相，把你的诊治经验和一些新方法、新理念推广出去，让你的同行，让你所在的国家乃至世界都掌握你的新理念，这就是一个大科学。届时，你治好的病人不是3000个，可能是上万乃至更多。” 沈柏用说，这是瑞金医院誓要做的“大科学”，这就是科研对顶尖医院的意义。

如今，“科研型医院”被写入很多医院的自我介绍。时光倒转20多年，当瑞金医院提出“科教兴院”时，实属超前。

“1993年前后，李宏为院长提出创建研究型医院，当时全国上下的医院，对科研的热情都不高，如今大家都晓得的‘SCI，当时根本不热门，医生也很少从事研究项目。”瑞金医院科研处处长徐懿萍回忆。

风起于青萍之末，智者总能见微知著，敏锐地觉察到时代的转型发端。瑞金医院就有这样一批有远见的管理者，在那个年代，他们明显地感受到：医院的发展、医学的进步，需要科学研究。

实验需要场地，研究需要平台，一系列鼓励医生投身科研创新的工作悄然在瑞金医院铺开。1997年，瑞金医院科教大楼动工，旨在为医学研究者提供更好的场地、条件。也是这年春天，党中央国务院为加强我国基础研究做出了重大决策，启动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因在1997年3月问世，简称“973计划”。

翌年“973计划”公布首批资助计划，瑞金医院陈竺院士的白血病相关机制研究入选。这年，全国医学领域只有2个项目入选，其中之一就诞生在瑞金医院。

2002年，经五年建设，瑞金医院科教大楼正式投入使用。与科教大楼同时一跃而起的，就是瑞金医院的基础研究进入飞跃发展期。2005年，瑞金医院一下子获得40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此前每年都在10项左右，从未突破20项。

科学需要耐心，需要等待，需要宽容，十多年的积累，终于迎来飞跃。到了2010年，又一个质的飞跃来临，瑞金医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翻番到80多项。此后逐年攀升。瑞金医院的国家自然项目资助科研总经费，已连续12年蝉联上海医院的第一，雄踞全国医疗系统的第一阵列。

其中，2010年，中科院院士、瑞金医院终身教授、我国著名血液病学专家王振义荣获国家最高科技奖。

尊重科学的激励机制，鼓励临床应用的新风向标

科研的丰收，与医院内部鼓励创新的机制不无关联。徐懿萍感觉，瑞金医院的科研成果之所以能持续攀升，后劲十足，与“科研政策”的连续性强很有关。这里的政策不会朝令夕改，不会连夜“翻盘”，而是尊重科学规律，不急功近利，自有体系，慢慢往深里推进。

“科研容不得下猛药，拔苗助长，后劲不足，还可能引发学术造假。”徐懿萍分析瑞金的科研政策特点有几条：对学术方向上的宽容，让大家找到自己的兴趣；管理上精细，延续瑞金的法派风格，做好服务；政策上把握严格，坚决维护学术尊严，对造假不姑息。

值得一提的是，如今瑞金再一次嗅到时代的变革气息，提出以临床为驱动的科研新方向。我国的医生论文数量在世界上都数一数二了，但这些论文如何写在人民的健康上？这里存在一段距离。

“如何更好地适应转化医学方向，推动临床产出？”“做科研不仅做老鼠，更要解决临床实际问题。”2016年开始，瑞金医院在全院开展科研大讨论，并提出科研发展新方向：临床医生要做医学转化研究，要做以解决临床实际问题为驱动的研究。

今年，瑞金医院又准备引风气之先，加大对临床研究的奖励力度，而不是紧盯着《自然》《科学》《细胞》等顶尖期刊看，这些期刊“垂青”基础研究，而这家医院正在调整理念，希望以政策为指挥棒，鼓励医生兼顾人群研究、做能惠及大众的研究，“而不是为了研究而去研究”。endprint

医院的发展、学科的发展，说到底是人的发展。广慈访问计划、广慈卓越青年培养计划、广慈名医计划、广慈引智计划，医院还提出一系列人才计划，形成“人尽其才”的氛围，这是被视作瑞金的未来。而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瑞金鼓励大家回答临床问题，解决临床问题。

“我们不是说基础研究不重要，意义不大，只是希望营造一种氛围，重视临床新技术开发，重视回应临床重大疾病的研究。我想，这样才能称其为一家医院，才不至于变成研究院、科学院。”在瞿介明院长看来，回答临床最关切的问题，这种自觉性，瑞金医院是不缺的。

1958年，抢救大面积烧伤工人邱财康，当人家都说这种病人必死无疑了，瑞金医院的医务人员努力克服了这个国际上认定的“定理”，變不可能为可能。没有一定的勇气与技术积累，不可能成就这样的非凡团队。

1978年，西方对我国封锁了大器官移植技术，国内没人会做这类手术。瑞金医院再引风气之先，成功开展了国内第一例心脏移植、肝脏移植，由此开创了国内器官移植的先河。

上世纪80年代，当陈赛娟和陈竺从法国归来，进入在瑞金医院刚创立两年的上海市血液学研究所时，条件十分艰苦，一无实验室，二无分子实验基本设施，夏天搬个大冰块降温……就在这样的科研环境里，他们在老师王振义的带领下，一步步探究着白血病的治疗策略。

如今，陈竺、陈赛娟、陈国强，以及他们的老师王振义，创造了中国医学科学史上“一门四院士”的传奇。自2002年起，由这个课题组首创的、改变以往在病人白血病复发时才使用砷剂，而是在初发病人中就采用全反式维甲酸+三氧化二砷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的协同靶向治疗方案，实现病人完全缓解率达到90%以上，治愈率达90%以上，由此诞生了肿瘤历史上第一个用药物可治愈的恶性肿瘤。

这是全世界到目前为止真正成功用在恶性肿瘤的转化医学研究的典范。

“回顾瑞金医院110年的历史，你会发现，对中国医学史有发展贡献的这些成就，无不凝聚着瑞金人血液里创新为魂的精神，这种创新文化已弥漫在医院的每一寸土地里，每一缕空气中。它化为一种发自内心的驱动力，让这里的每个人、每个团队都对解决重大疾病，解除百姓痛苦，有一种迫切的使命感。”瞿介明说，进入21世纪，很期待瑞金立足于上海这块海纳百川、追求卓越的土地上，把瑞金的创新精神继续融入、服务于上海科创中心城市的实践。

拒绝埋头追随，有勇气直面挑战，永立潮头，现代医学发展几百年来，也正是在这种“不服输”“勇担当”的态度中，一次次获得突破，一次次把医学带入文明社会，走出蛮荒。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