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龚 箭 李淑贤 王 蓉

(1 华中师范大学城市环境与科学学院 武汉 430079；2 中国旅游研究院武汉分院 武汉 430079)

基于PCI的特色街区旅游心理容量测定
——以武汉户部巷民俗街区为例*

● 龚 箭1,2李淑贤1,2王 蓉1,2

(1 华中师范大学城市环境与科学学院 武汉 430079；2 中国旅游研究院武汉分院 武汉 430079)

旅游容量是旅游地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旅游心理容量的测定却是旅游容量中的一个难题。考虑到心理容量的个体差异性，本文引入可以衡量个体差异的潜在冲突指数(PCI)方法，以武汉户部巷民俗街区为案例地，从游客和当地居民两个维度进行旅游心理容量的测定。其中，游客主要受其心理特征的影响，居民主要受其是否参与旅游经营的影响。结果显示，游客的心理容量比居民的小，游客的瞬时心理容量为1200人，不同心理特征的游客意见分歧不大；居民的瞬时心理容量为1500人，但参与旅游经营型居民与非参与旅游经营型居民的意见分歧较大。综合考虑，最终确定户部巷民俗街区的最佳瞬时容量为1200人，日合理容量为7800人。

旅游心理容量 潜在冲突指数(PCI) 户部巷民俗街区

1.相关概念介绍与文献回顾

1.1 相关概念介绍

“旅游容量”(也叫“旅游承载力”)一词最初起源于生态学中的“环境容量”，它是指对某一旅游地而言无害于其可持续发展的情况下所能容纳的游客数量(戴学军等，2002；崔凤军，1995)。按照内容的不同，旅游容量可分为旅游生态容量、旅游心理容量、旅游社会容量和旅游经济容量四种类型(保继刚，楚义芳，1999)。旅游心理容量是旅游容量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旅游心理容量的概念，学界目前还没有统一而明确的界定。以谢彦君为代表的部分学者认为旅游心理容量是一个十分综合的阈值，既包括旅游者的直接旅游心理容量，又包含旅游目的地居民的相关旅游心理容量(刘丹彤，2010；田露平，2011)。因此，他们给出的旅游心理容量的概念是指不导致旅游者或旅游目的地居民对旅游产生厌恶情感的旅游活动量(谢彦君，2011)。本文认同这一概念界定，并认为旅游心理容量是一个情感范畴的测量指标，其阈值不仅取决于旅游者的心理特征也因目的地居民从旅游中的受益(受损)的程度而不同。

1.2 相关文献回顾

在国外，早期旅游容量的研究重点放在游客使用与旅游资源损害之间的关系方面，但是很快学者们开始发现旅游容量仍然有另一个值得讨论的方面，就是关于游客体验与旅游目的地居民情感方面的旅游心理容量。早在1964年，Wagar在其有关户外旅游的论文中就指出了景区内游客数量的增加不仅会影响旅游地资源，也会影响游客体验和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之后学者们更多地从社会心理方面研究旅游容量(Patterson & Hammitt，1990；Shelby & Herberlein，1983)。在我国，旅游容量的概念于20世纪80年代被引入旅游规划的研究当中(赵红红，1983)，之后刘振礼(1989)、周公宁(1992)等许多学者开始对旅游环境容量的概念和计算方法进行广泛的研究，但其中多以心理容量较大或与其他容量相辅相成为由而经常忽略心理容量的测定。直到21世纪，随着游客体验和旅游可持续发展越来越备受重视，很多学者对旅游容量的聚焦点才从“物”转移到了“人”。其中，范玉翔(2004)对心理容量的超载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如果景区或所在地居民长期处于超载状态，当地社区就会出现诸多社会问题，并限制该地旅游业的发展；廖兆光(2008)强调了心理容量的重要性，并提出旅游心理容量的大小及其结构是反映旅游地能否和谐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

在测算方法上，心理容量的测定方法主要分为两派，一派是四维度问卷法，即从视觉、听觉、触觉和行动感知四个维度设计了游客拥挤感知的调研问卷，再通过赋予相应的权重，得到景区的最佳容量。其中王晓燕、王晨(2007)利用这种方法对北京颐和园的旅游心理容量进行了测量；徐欢和姜泰昊(2013)用同样的方法对韩国雁鸭池的旅游心理容量进行了研究。另一派则是满意度法，包括简单满意度法与边际满意度法，两种方法都是将游客的平均满意度与景区游客数量建立函数关系，其中周年兴(2003)借用经济学中的边际满意度法，建立旅游心理容量的满意度模型，测算出武陵源黄石寨景区的游客心理容量；董观志等(2010)以深圳欢乐谷为例，对主题公园的心理容量曲线进行研究，提出主题公园心理容量曲线模型，并分析了游客属性和心理容量之间的关系。虽然这两种派别都化繁为简地对心理容量进行了测定，但被调查者的群体细分不具有代表性；研究个案的选择较为单一，多为山岳、湖泊、公园等封闭式景区，而对社区中的民俗街区类景区心理容量的研究较少；最重要的一点是，目前的方法都忽视了心理容量最“与众不同”之处——态度差异(或态度冲突)。换言之，游客和居民以及不同心理特征的游客和受益程度不同的居民对景区容量的接受态度一定是存在冲突的，而简单地由游客满意度或四维度拥挤感知确定的容量阈值可能并不利于游客的体验和当地旅游目的地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本文选择武汉户部巷为案例地，试图运用PCI(潜在冲突指数)的研究方法对特色街区类景区的旅游心理容量进行测定。

2.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域概况

作为武汉重要文化名片的户部巷位于武昌的司门口，东靠十里长街解放路，面临浩瀚长江，南枕黄鹤楼，北接都府堤红色景区，是一处由名街名楼名景名江环绕而成的百年老巷。户部巷全长1500米，始建于明代，清代因毗邻藩台衙门对应京城的户部衙门而得名。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户部巷很早就以经营汉味早点而闻名，其繁华的早点摊群20年经久不衰，有“汉味早点第一巷”的美誉。通过后期改造，目前户部巷已经成为集小吃、购物、休闲、娱乐为一体的汉味风情特色街区，年接待游客近千万，但户部巷的老巷区为仅有3米宽的单行路，旅游旺季时往往人满为患，严重影响了游客的体验与当地社区居民的工作生活，也不利于户部巷及武汉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文章选择武汉户部巷为研究案例地，分别对游客和居民的心理容量进行测定，以期为其旅游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2.2 潜在冲突指数方法

潜在冲突指数(potential conflict index，PCI)方法由Manfredo等提出，起初被用于野生动物的管理政策评估方面，而后逐渐发展为一种普遍适用的决策参考工具(Manfredo et al.，2003；Vaske et al.，2010)。PCI方法通常采用5点、7点和9点法研究特定群体对某一事物的价值取向，与李克特量表不同的是这些分数点有正有负，均匀地分布在中点“0”两侧，其中“0”点代表中立态度，也就是既不同意也不反对，其目的是使被访者对某一问题的看法有一个转折点。PCI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PCI为潜在冲突指数；Xa为一个被访者的正面回答，得分为1，2，3等；na为正面回答的被访者数；Xu为一个被访者的反面回答，得分为-1，-2，-3等；nu为反面回答的被访者数；Z为样本中所有分数的最大可能之和=n×正面分数极值(如5点法中，Z为2×n，n为样本数)。

PCI方法不仅可以测量，还可以将测量结果进行可视化。PCI的可视化通常采用圆泡图来展示该项评估内容的潜在冲突，以及相应的集中趋势、差量和形态情况。其中，圆泡的中心对应Y轴的值是均值，圆泡大小表示潜在的冲突情况，圆泡越大则潜在冲突越大，PCI值越大；反之亦然。经验研究将PCI值的范围分为3个区间，规定PCI在0～0.33的为小型圆泡，0.34～0.67的为中型圆泡，0.68～1的为大型圆泡，分别代表了“意见分歧不大”，“意见分歧一般”和“意见分歧较大”3种情况。

与其他方法相比，PCI方法尤为关注被调查者的态度差异及其间的潜在冲突，适用于价值取向或情感范畴的决策研究。而作为情感范畴的旅游心理容量，其测量的难点恰是被调查群体的态度差异性，因此，将该方法应用到旅游心理容量的测量当中较为恰当。

2.3 问卷设计与数据回收

研究以问卷为调查方法对户部巷民俗街区进行了预调研和正式调研。调研时间为2017年2月2～7日和2017年2月11日，其中包含春节小长假、周末以及工作日。调研地点为户部巷的两个出口和周边社区。调查时段为8～20时，以半小时为一个时段，调查地点为户部巷民俗街区核心巷道的两个出口。调查分为两组，一组负责依据景区游客量的电子统计屏对游客量进行实时记录，二组负责调查每时段游客或者当地居民对拥挤感知的可接受程度，每个时段内至少调查8人。问卷依照PCI的5点打分制，要求被访者对当时的游客量从“-2分：太多，拥挤不堪，无法接受”到“+2分：一点也不多，乐意接受”进行打分。需要说明的是，正式调研在预调研的经验基础上将游客按照普罗格的旅游者心理特征细分为他人中心型、中间型和心理中心型三类，将居民按照是否参与旅游经营细分为参与旅游经营和非参与旅游经营两类，以便更好地分析和探究不同特征人群对户部巷民俗街区的容量要求。

调查共发放问卷560份，收回有效问卷553份，有效率为98.7%。被调查者中，游客306人，其中他人中心型占32.4%，中间型占43.5%，心理中心型占24.1%；居民247人，其中旅游经营者占36.0%，非旅游经营者占64.0%。

3.研究结果

3.1 户部巷民俗街区的游客量分布

3.1.1 户部巷民俗街区游客量的时间分布规律

通过游客量记录员的数据统计(如图1所示)，可以看出户部巷中游客量有两个高峰期，分别为12～14时与18～19时，其中在15:30时有个明显的低谷。并且傍晚时段的游客量与中午时段的游客量相差不大，户部巷自身的产品特色和其与周边景点(黄鹤楼和长江大桥)的交互关系可能是主要原因。

图1 户部巷民俗街区游客量随时间的分布

3.1.2 户部巷民俗街区游客量的时段分布规律状况

将每次调查记录的第一个时刻(8:00)的游客量进行平均，并记为c1，第二个时刻(8:30)的平均游客量记为c2，依此类推，最后一个时刻(20:00)的平均游客量记为c25。因为问卷以时段(而不是时刻)为单位，因此令每时段的游客量为C，第1个时段(8:00—8:30)的游客量便表示为C1，第i时段的游客量表示为Ci，且Ci=(ci-1+ci+1)/2，即第i时段的游客量是前后两时刻游客量的平均值。由上述计算方法得到户部巷民俗街区中每时段的游客量，将其按照游客量的多少进行排序(如图2所示)，目的是得到一组递增的游客量数据，从而代表一组递增的拥挤程度。

图2 户部巷民俗街区每时段的游客量分布

3.2 户部巷民俗街区的心理容量

3.2.1 游客和居民对户部巷民俗街区的拥挤感知与潜在冲突

依据每时段的监测数据将户部巷民俗街区的游客量以100人为单位划分为650人及以下，700人(651～750人)、800人(751～850人)、900人(851～950人)直到1800人(1751～1850人)13个区间，并采用SPSS19.0对每个区间游客与当地居民对拥挤程度的感知进行统计和分析，表1列出了被划分的13个游客量区间以及每个区间内被调查者接受程度的算术平均值、标准差和PCI值。以“算术平均值”为圆心，以PCI值为半径可以通过圆泡图在坐标上清晰地比较游客与当地居民对13个游客量区间拥挤感知与可接受程度的区别，如图3所示。

表1 户部巷民俗街区不同游客量区间的PCI值与平均值

图3 游客和居民对户部巷民俗街区的拥挤感知与潜在冲突

图3的深色气泡与浅色气泡分别代表了游客与居民对户部巷民俗街区13个游客量区间的接受情况，其中平均接受程度为圆心对应的纵坐标值，潜在冲突为圆泡直径值。结果显示，居民和游客对拥挤的接受程度都随游客量的增加而减小，并且居民对拥挤的接受程度和潜在冲突普遍大于游客。从游客的态度看，其对1300人以内游客量的接受程度均为正，说明1300人以内的游客量是普遍可以被接受的，并且在游客可接受范围内对于游客量为1200人时，有最小的潜在冲突值0.25，泡泡规格为小型，即游客对1200人拥挤度下的接受态度意见分歧不大(达成共识)。之后随着游客量的增加，游客的接受程度逐渐减小，意见分歧先变大后变小，对拒绝1700人及以上游客量的意见达成共识；从居民的态度看，1500人以内的游客量是其可以接受的拥挤度，但是在可接受范围内，居民间的潜在冲突指数均在0.33以上，并随着游客量的增加而逐渐增大，在1500人时，潜在冲突指数0.68，泡泡规格为大型，说明居民对于接受1500人拥挤度的意见分歧很大。之后随着游客量的增加，居民的接受程度逐渐减小，PCI值在游客量为1600人时有最大值0.71，之后逐渐减小，但均存在一定的意见分歧。由此看出居民间对于户部巷民俗街区拥挤度的接受差异很大，意见无法达成共识。

对游客而言，在意见分歧不大的条件下，户部巷的最佳瞬时容量应为1200人，而对居民而言，由于意见分歧较大，不存在达成共识的最佳瞬时心理容量，因此暂且依据其接受程度的均值，得到其最大瞬时容量为1500人。依据木桶原理，户部巷民俗街区的最佳瞬时容量应为1200人。据了解，户部巷民俗街区的集中开放时间为8:00—21:00，即13个小时，而游览整个户部巷大约需要2个小时(包含用餐时间)，那么户部巷民俗街区的日心理容量应为7800人。

计算公式：

最佳瞬时容量=min(游客，居民)

3.2.2 不同类型游客对户部巷民俗街区的拥挤感知与潜在冲突

图4展示了不同心理特征的游客对户部巷民俗街区拥挤感知的潜在冲突与态度趋势(这里采用的是以5为周期的多项趋势线)。从可接受程度看，他人中心型游客的心理容量最大，可接受的最大拥挤度为1400人，心理中心型游客的心理容量最小，可接受的最大拥挤度仅为1000人，中间型游客居中，可接受的最大拥挤度为1300人；从态度趋势看，他人中心型游客与中间型游客的态度趋势相近，均在游客量为1200人时，开始明显下滑，但他人中心型游客下滑速度更快，与之不同的是心理中心型游客，面对不同拥挤度的游客量变化，其态度变化较为平缓，不会强烈赞同也不会强烈反对；从潜在冲突指数看，中间型游客的PCI值普遍大于其他两类，气泡规格大多为中型，说明其间存在一定的意见冲突。通过探究不同心理特征的游客对户部巷民俗街区的拥挤感知与潜在冲突，发现：

(1)游客的心理特征是影响一个景区心理容量的重要因素，他人中心型游客的心理容量最大，中间型游客其次，而心理中心型游客最小；

(2)他人中心型游客与中间型游客对景区的拥挤度感知更为敏感，尤其是他人中心型游客，景区的游客量一旦超出其心理阈值，其接受态度便会快速转变，而心理中心型游客对拥挤度的态度变化较为稳定，这也是其较为内向和保守的心理特征表现；

(3)潜在冲突也与游客的心理特征有关，心理特征越是单一和清晰，游客间的潜在冲突指数越小，意见分歧越小，心理特征越是混合和模糊，游客间的潜在冲突指数越大，意见分歧越大。

图4 不同心理特征的游客对户部巷民俗街区的拥挤感知与潜在冲突

3.2.3 不同类型居民对户部巷民俗街区的拥挤感知与潜在冲突

图5显示了是否参与旅游经营的居民对户部巷的拥挤感知的潜在冲突与态度趋势。从可接受程度看，旅游经营型游客的心理容量非常大，可接受1800人甚至以上的拥挤度，而非旅游经营型居民的心理容量较小，可接受的最大拥挤度为1300人；从态度趋势看，非旅游经营型居民的态度变化比较明显，而旅游经营型居民只在1500人之后才有明显的下滑趋势；从潜在冲突指数看，旅游经营型居民的潜在冲突指数普遍小于非旅游经营型居民，并呈增长趋势，在游客量为1800人时有最大的PCI值0.48，气泡规格为中型，存在一定的意见分歧，在此之前，其态度比较一致，非旅游经营型居民的潜在冲突指数呈现先增再减，又增再减的变化，其中在其可接受范围内，游客量为1100人时有较小的PCI值0.24，气泡规格为小型，意见分歧不大。通过探究旅游经营型居民与非旅游经营型居民对户部巷民俗街区的拥挤感知与潜在冲突，发现：

(1)参与旅游经营的居民与不参与旅游经营的居民对户部巷拥挤度的接受程度有很大的差异，参与旅游经营的居民心理容量非常大，不参与旅游经营型居民的心理容量较小；

(2)非旅游经营型居民对户部巷景区的拥挤度感知更为敏感，随着游客量的增加，居民接受程度有明显的减小，而旅游经营型居民对拥挤度的感知则较为迟钝，这是因为游客量的增加会给这类居民带来更多的收益；

(3)是否参与旅游经营造成了居民心理容量的冲突，相比之下，旅游经营型居民的潜在冲突较小，只有当游客量达到1700人时才开始出现较大的意见分歧。

图5 参与和非参与旅游经营的居民对户部巷民俗街区的拥挤感知与潜在冲突

4.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运用PCI方法，探究了游客和居民对户部巷民俗街区的拥挤感知与潜在冲突，发现游客和居民对户部巷景区容量的要求有所不同，游客能接受的拥挤度更小，而居民较大，但居民的意见分歧也较大。为究其因，文章进一步分析了不同心理特征的游客和是否参与旅游经营的居民的拥挤感知与潜在冲突，结果显示，户部巷民俗街区的心理容量不仅受到游客心理特征的影响，更受到居民是否参与旅游经营这一因素的显著影响。就游客而言，他人中心型游客的心理容量最大，中间型其次，心理中心型最小；就居民而言，参与旅游经营的居民心理容量非常大，而非参与旅游经营的居民心理容量却很小。因此，针对特色旅游街区，可以通过一些政策或制度的改革，赋予当地社区居民适当的旅游收益；也可以依据不同心理特征的游客比例打造一些性格专属领域，有热闹非凡之地，也有安静优雅之处，从而在满足游客体验的基础上，实现景区以及社区的持续健康发展。

目前，学者们多是以《风景名胜区规划规范》为准则，采用面积法、线路法和卡口法，来测算景区的环境容量。然而，一个合理的旅游环境容量不仅取决于资源与生态的可持续利用，还应考虑到景区的社会形象和口碑。因此，研究学者和景区规划者必须在人本主义规划理念的指导下，考虑到社区居民的接受程度和游客的良好体验。在前人的基础上，文章提出了一种操作性和适用性都较强的旅游心理容量测定方法，与实际情况结合良好。但由于调查时间的约束，研究没能对户部巷景区进行一个长时期的调查和验证，也没有将该方法运用到其他类型景区中进行对比研究。本文的不足之处也有待学者们的进一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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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ingofTourismPsychologicalCapacityinCharacteristicStreetBasedonthePCI:ACaseStudyinWuhanHubuLane

Gong jian1,2Li Shuxian1,2Wang Rong1,2

(1 College of Urban & Environmental Science i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uhan,430079; 2 Wuhan Branch of China Tourism Academy,Wuhan,430079)

Tourism capacity is one of the core problems in tourism geography research, and the measuring of tourism psychological capacity is a difficult problem in tourism capacity. Considering the individual differences of psychological capacity,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potential conflict index (PCI) method which can measure the individual differences. Taking the Wuhan Hubu Lane as a case, the tourism psychological capacity measurement is carried out from two dimensions of tourists and local residents. Visitors are mainly affected by their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residents are mainly affected by their participation in tourism operat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sychological capacity of tourists is smaller than that of residents. The instantaneous psychological capacity of tourists is 1200, and tourists with different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re consistent. The instantaneous psychological capacity of residents is 1500, but the views between residents participating in tourism management and residents non-participating in tourism management are in conflict.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the barrel, to determine the optimal instantaneous capacity of the Hubu Lane is 1200, and the daily reasonable capacity is 7800.

Tourism psychological capacity; The potential conflict index (PCI); The Hubu Lane

本文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清江流域综合治理研究”(20205160070)、国家社会科学重点项目“美丽中国建设与旅游业健康发展研究”(14AJY024)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项目(11JBGP041) 的资助。

龚箭，E-mail343901552@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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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主编：曾伏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