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华民国的成立，是中国政治体制由君主制转向共和制的重要节点，随之引起了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巨变。本文试图立足政治转型的时代背景，通过庆典、历法与辫子这三个方面分析民国初年的社会生活变化，以期深化对民国初年社会生活的认知。

关键词：民国；庆典；辫子；历法

1 中华民国成立

（一）背景

“变革”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涌动的暗流，洋务运动的“器物变革”、立宪派的“维新变法”改革以及革命党人的“革命”不断适应新时期的要求。自武昌起义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革命党人的力量持续爆发，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基础，随之而来的南北和谈初步达成了走向共和政体的共识。为尽快促成共和，革命党人于1912年1月1日在南京举行了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仪式，确立了共和制度，宣告革命党人的“合法性”，初步实现了政治制度的变革。

（二）社会生活新规范

随着民国成立，社会生活新规范逐渐被革命党人构建。他们用新仪式取代旧仪式，并试图以此对社会心理产生影响。在社會学家看来，仪式有积极仪式和消极仪式之分。[1]消极仪式是所有的限制系统，强调特定时间空间上人的行为规范，在民初主要指限制或禁止官方认定的带有“帝制”意义的习俗。积极仪式强调人精神上的觉醒，对应积极的意志，促进人对“意义”的认知，主要包括模仿仪式，祭祀仪式等，能对社会关系进行一定范围内的整合。民初社会生活在新统治者的规划下，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在庆典、辫子与立法中有一定体现。

2 庆典、辫子与历法

（一）立：中华民国成立庆典

民国成立庆典于1912年1月1日在南京举行，是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的庆典仪式，这一仪式宣告了革命党的阶段性胜利以及政治体制的转变。为了“制造共和”，革命党人对这次庆典做了精心安排，从庆典时间、地点及演讲等可见一斑。庆典仪式时间选择在公历1912年1月1日，通过新历“元旦”昭示新政权的合理性，从而赋予改历以“改正朔”的意义，对普通民众而言，这种改变具有一定的传承涵义，并形成了一种新的国家认同。庆典仪式地点赋予民国以合法性，孙中山拜谒明孝陵，所承载的意义是汉族统治的延续，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为首，如今实现之后为宣布“正统”，以证实其合法性，但这种民族主义在一定意义上是汲取性的，即只是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共和。[2]孙中山的就职演讲模仿美国华盛顿开国演讲词，高举右手模仿独立宣言和法国网球场宣誓，宣告革命党人走共和道路的决心，庆典对西方礼仪中的仪式，服饰、交通工具、历法等的模仿，将革命意义编制在仪式之中，通过构建、重组共同回忆昭示其政权的合理合法性。在民国成立的典礼上，非统治者扮演统治者、民众扮演政府，不得不说是革命胜利者集体的狂欢。

民国成立的庆典从“立”出发，以积极仪式确立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共和道路，普通民众作为民国成立庆典仪式的直接或间接参与者，接受庆典仪式所传达的文化符码，从而形成一种集体认同，而这种情感能量最终将转化为追求共和的政治能量。

（二）破：辫子与政治

“剪辫”，一个中国近代革命催生的政治话语，与近代中国革命的开始有着密切的联系。“辫子”是清王朝入主中原后的社会规范，并对普通民众的生活习惯及社会心理产生重大影响。对20世纪初的革命党人而言，辫子是其革命的对象。辫子与剪刀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帝制与共和。剪辫的背后反映了另外一种暴力，是革命秩序下角色的转换，由于话语权掌握在革命党人手中，其他任何有悖于革命党人话语的均为暴力实施的对象。1912年1月的湖口剪辫命案的始末（不肯剪辫的游姓乡民死于剪刀之下），则反映了辫子与政治的关系。1912年3月，民国总统孙中山颁布了《限期剪辫令》，以文本形式将强制剪辫上升为国家意志，辫子成为“帝制”的象征，是实现共和的对立面，而剪刀则被赋予“革命”、“共和”的意义。[3]对于普通民众，辫子只是一种生活习惯，他们已经习惯了清末的文化规范和生活模式，他们习惯的“辫子”成为革命的对象，如果不剪辫，那么他们也成为革命的对立面。

剪辫的消极仪式使得革命党人从“破”出发对旧的社会生活的改造，但是在“破”的过程中，不仅产生对社会陋习的“破除”，还导致对社会规范的“破坏”，由于缺乏经验，没有处理好与普通民众的关系，没有从心理层面上打开革命的大门，强硬的“剪辫”等措施使革命精英与部分民众之间产生隔阂，这也是辛亥革命不彻底的原因之一。

（三）合：公元纪年法的确立

改正朔”是中国“正统”的体现，夏商周三代通过确定一年之始预示新王朝的肇端，但是民国改历的意义并不局限于此。1912年1月2日孙中山发布《临时大总统改历改元通电》，标志着公元纪年历法在国家层面的确立。[4]随后发行的中华民国元年月份牌使这一纪年方法在普通民众中的使用有了文本依据，而新的历法的使用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体现，也标志着中国时间与世界时间的接轨。历法仪式赋予时间的流转以社会性的意义，使时间看起来像一个重复的有序系列。[5]为了适应工业时代的社会运作，新的时间流转不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太阴历为依据，而转向更加科学严谨、世界通用太阳历作为依据，这种转向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中国打开国门、走向世界的必然要求。

公元纪年法在民初社会生活中所蕴含的“合”的意义并不只是结构上的中西文化的交流，也指历史上的传统文化与工业文化的融合。民初新历在行政事务、工业生产及外交事务上得到普遍应用，但在传统乡村社会，旧历仍然是绝对的时间流转依据，民国初年双历法并行不悖，甚至至今两种历法仍然为社会生活提供意义，这种现象不得不说是传统文化与工业文化的融合。改历这一政治事件也并不是孤立存在的，是“旧时间”向“新时间”、“旧空间”向“新空间”转变的标志性事件，这里的“新”与“旧”并不表达一种绝对意义上的断裂，而是统一于从帝制走向共和这一时段的历史进程。

3 结语

民国初年从帝制向共和的政治转型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体现在破、立、和等多个方面，这种影响对群体的心理产生意义，体现了政治权力，是近代社会的一次重大变化。阿西莫格鲁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中将国家制度作了汲取性和包容性之分，革命党人完成了民族主义，虽然运用采取各种仪式产生了政治能量，但却没有对群众进行广泛动员，社会精英与普通群众之间的“有效对话”不足，建立了汲取性的，而不是包容性的社会制度，这也是革命党在与袁世凯的斗争中失败的一个原因。但总的来说，民初社会生活的庆典、剪辫与改历等活动，通过大众媒介的宣传，深化了民众对共和思想的认识，虽然革命党人享有辛亥革命实体果实并未长久，但共和政体从中华民国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短时段的政治事件却对长时段的制造共和产生意义。

参考文献

[1][法]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渠东，汲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452-455.

[2]陈蕴茜.谒陵仪式与民国政治文化[J].开放时代，2008，（06）：23-38.

[3]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二卷）[M].中华书局，1982：5.

[4]李阳，制造国民：革命中国的体验，1900-1915[D].广西师范大学，2012.

[5]彭文斌，郭建勋.人类学视野下的仪式分类[J].民族学刊，2011，2（01）：52-58+86.

作者简介

步雪（1994-），女，汉族，四川广元，本科在读，历史学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