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映玲

深夜里，我辗转难眠，常常对着天花板叹息，叩问自己选择了北京是不是错误，难道就这样早早地被淘汰出局？我知道北京最不缺的就是人才，自己竞争力有限，但我依然不甘心。

时光返回到十六年前，那一夜，全国上下一片欢腾。京城内灯火辉煌，人流涌动，彩旗飘扬，几十万首都群众集拥到天安门广场，欢庆申奥成功，用歌声、笑声、欢呼声将内心的激动与兴奋挥洒得淋漓尽致。娃儿爸爸那时已商调到北京工作，我和牙牙学语的娃儿并没有赶上那个振奋人心的时刻，所有的热闹场面都是听娃儿爸爸口述和从电视里、网络上看到的。之前向往北京，之后北京就更像一块巨大的磁铁在祖国的心脏不断地发出磁场的威力，以至于我毅然决然把岭南老家的教师工作舍弃也在所不惜。几天后我扛着大包小包、抱着娃儿，义无反顾地奔赴这块大“磁铁”。

我们把自己安顿在崇文与丰台两区的边缘地带，那是一栋墙体有些斑驳破旧的火柴盒式的筒子楼。说起筒子楼，许多老北京人并不陌生。我们住的那栋楼共5层，我们在顶层西北角的一间，面积不足15平米，好在家当不多，并没有显得特别拥挤。让我受不了的是酷热干燥的天气。什么是“天地一大窑，阳炭烹六月（农历）”，我这个从亚热带过来的人应该最有发言权吧，然而南方的“热”在这里却要“小巫见大巫”了。由于住在顶层，室顶隔热效果差，大热天整个屋子无异于加热状态下的陶瓷砖瓦窑，地板都是热的，只好靠洒水来降降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