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北京书风·杨圻

2017-10-16邹典飞

艺术品 2017年9期

文/邹典飞

民国时期的北京书风·杨圻

文/邹典飞

杨圻像

杨圻（1875—1941），初名朝庆，更名鉴莹，又名圻，字云史、野王。江苏常熟人。御史杨崇伊之子，李鸿章孙婿。二十一岁为詹事府主薄，后为户部郎中，光绪二十八年（1902）中举，官邮传部郎中。曾与表兄曾朴同入同文馆习法语，后出任驻新加坡领事。民国后，曾在南洋从事橡胶种植业，经营失败后归国。先入江西督军陈光远幕府，后入吴佩孚幕府，任秘书长。抗战爆发后，避居香港，曾遣爱妾狄美男挟书至北京，劝阻吴佩孚出任伪职。1941年病卒于香港。

杨圻是民国时期的著名诗人，他少年时与汪荣宝、何震彝、翁之润“皆以名公子擅文章，号‘江南四公子’”①。清末名臣张百熙评其人：“高咏独赏，摆脱积习，不独诗格名贵，益可见其人品之高，二十年后，江东独步矣……”②他的父亲杨崇伊曾任广西道监察御史，在戊戌政变爆发前赴颐和园向慈禧太后递折呈请即日训政，扮演了守旧派向维新派反扑的鹰犬。戊戌政变后，杨崇伊并未因此受到清廷的重用，反而弄得声名狼藉，遭到了士人阶层的唾弃。杨崇伊与晚清重臣李鸿章为姻亲，杨崇伊之女嫁李鸿章之孙李国杰，而其子杨圻则取李鸿章之孙女李国香（李经方之女）。张元济在《戊戌政变的回忆》中记，“被捕的六君子，上谕交刑部严刑审讯，十三日绑赴骡马市大街，处以死刑。杨崇伊的儿子也是通艺学堂学生，他跑来告诉我，看他面有喜色，不知是何居心”③。按年龄推算，杨圻此时二十出头，为不谙世事的少年，恐涉世未深。

1923年，吴佩孚五十大寿，此时他在军阀中实力最大，坐镇洛阳，宴请天下宾朋，康有为特赠吴寿联：“嵩岳九蟠，百岁功名才过半；洛阳虎踞，八方风雨会中州”④。康有为是受邀嘉宾，而杨圻负责接待，此事令杨十分尴尬⑤，他在撰《送南海先生》四首律诗、四首绝句“序言”中写道：“癸亥暮春之初，吴将军五十寿，四方诸侯宾客会于洛阳者七百人。南海康先生先三日至，延上座……于他处见余北游诸诗，哀余之志，誉为诗史。时宾客数百欲一见颜色，先生亦既厌之，独引余作清谈，绵绵然若针芥之相投，书‘风流儒雅’四字见赠，意殊爱我。余则以戊戌政变，先公（杨崇伊）与先生政见不合，弹劾先生至出亡，未敢作深谈，且直告之。先生则笑曰：此往事耳，政见各行其是，何足介意？况君忠义士，何忍失之？愿与君订交……余感先生爱我之真挚，至不以怨家为嫌，其气度迥非常人所及，慨念今昔，纷忧斯集。乃赋诗以报其意，先生盖伤心人也。”⑥可见康有为爱杨圻之才，故不念旧怨，一笑泯恩仇。杨圻之诗学成就确实不同凡响，学者陈兼于赞其“《江山万里楼诗》，人皆称其似少陵，凡才气纵横者，皆不主一家，其古体《檀青引》《天山曲》《神女曲》等篇，皆近元、白长庆之体”⑦。时人目其诗为“史诗”，康有为亦赞之为“诗史”。《江山万里楼诗词钞》经吴佩孚资助，于1926年由中华书局刊行。

杨圻行楷书札

杨圻清末曾随父居京城，以“负不羁才，尚侠好奇，京华奇迹，裘马丽都”⑧为世人所知。民国后长期追随吴佩孚，转战各地，除以手中之笔为吴撰文外，还写下了许多记载军阀混战的诗篇。1931年吴佩孚兵败后，回北平定居，并实践他不出洋、不入租界、不娶姨太太的诺言，搬到东城王府大街北什锦花园做寓公。杨圻则住北船板胡同，做起了名士，以鬻字卖画为生。由于杨圻在文坛的特殊地位，因此其人其书颇为时人所重。1932年，齐白石曾为杨圻绘《江山万里楼图》。1936年赛金花死后，杨圻弟子张次溪和北京士人将赛安葬于陶然亭畔，并请杨作《灵飞墓诗碣》。1939年，青年书法理论家丁文隽以所撰书论一部，请其师杨圻作序，杨序云：“孔门六艺，书居其一，则知书为学者必修之科也，久矣。故周、秦金石流传之犹可得见者，其书无不严整肃穆，精妙绝伦，至今为法。汉、晋、唐、宋以来，篆、隶、真、草其用大备，体变既繁，名家辈出，于是书法一道各有师承，俱臻绝诣。清代重文学以之取士，文词书画人才皆称极盛，迈越前代，故书法人人所长，京师尤盛，虽至胥吏僮仆莫不各擅家法，握管斐然。迨校制既兴，注重科学，斯学遂见废弃，尝见国学博士、官府大僚，画蚓涂鸦不成字体。而学书不成者，乃援以自文其短。于是三十年来，此事遂废，可胜慨哉。门下丁子文隽，敏而好学，从政之暇，淫于文史，其手写碑帖逮五百余种，备谙笔法，慨书法之中绝。乃撰《精论》一书，都十余万言，广搜博采，取精用宏，以浅显之笔墨，仿近时之标目，不作古人艰深之言论，力破古人意会之疑阵，所以使学者易领悟而跻速成也。书成，以例言、纲要示余，且请名而索序焉。余少误馆体，壮疲戎马，盖无暇晷用心临池，略述源流已多邱盖。近岁臂弯远视，仅可摩崖书榜，而不克伏案作笺。书法未精，诚平生一恨矣。故文隽此作，实获我心，喜其可继绝学而惠学子，不惟为丰年之玉且实为歉岁之谷也。则促其速以问世，且以立言精审，命名曰《书法精论》焉。学者一编在手三年有成，谚曰：书无千日功，盍一试吾言。民国己卯中元日江东云史杨圻序。”⑨从序中可知此书之名《书法精论》即为杨所赐题。此外，杨圻对丁文隽及其著作亦颇为推许。

杨圻早年习书应宗馆阁体，他虽不以书家自居，但对于书学之源流极为谙熟。他曾言民国以后，“迨校制既兴，注重科学，斯学遂见废弃，尝见国学博士、官府大僚，画蚓涂鸦不成字体。而学书不成者，乃援以自文其短。于是三十年来，此事遂废，可胜慨哉”⑩。足见杨圻对书法之见解和对于民国时期北京书坛呈衰靡之势的感慨。

目前杨圻的书法难得一见，研究者往往重其诗学成就，津津乐道其轶事。笔者仅见杨氏书札两通，现藏国家图书馆。其手札作行楷书，宋贤意味十足，用墨厚重，笔画开张，呈长枪大戟势，文气中寓一丝武人气质，可能源于他常年戎马倥偬的生涯。和同时期诗人、词人书法相比，杨圻书法除寓文气外，兼得武将风神，不似文臣之重细枝末节，而是于书写中强调速度、节奏和力量。有些用笔，明显受黄庭坚书风之影响，尤其表现在撇捺之上，纵横伸展。仔细观察他的书法，似不甚注重字的造型，而求欹侧之势，能于不稳中求变化，堪称寓险绝于平正之中。他下笔用墨很重，据笔者推测可能早年习颜书，后近取法苏轼、黄庭坚，偏好于古厚的书法。

通过杨圻为《书法精论》所作序言，可知他在书法上更侧重于帖学，源于其出身科举的经历。他亦能作碑派书法，虽未见其大字，但其文中所言“近岁臂弯远视，仅可摩崖书榜”即是明证。再者，据陈兼于回忆，杨圻晚年避居香港，书斋中犹悬挂吴佩孚书“天下几人学杜甫，一生知己是梅花”⑪一联，可见杨圻不忘故主，同时在书法上可能也受到吴佩孚的影响。吴氏工于书法，在军中有“儒将”之称，其书早年受馆阁体影响，最初以颜真卿、赵孟为宗，后受康有为碑风影响，渐习北碑，得《石门铭》笔意。吴佩孚书法以行草最为多见，书风率意随性，体势开张，骨力雄强，在民国时期军阀中以擅书闻名，存武人气质，兼具文人风范。吴佩孚曾为杨圻著《江山万里楼诗词钞》题字，即是他的代表风格。杨圻尊敬吴佩孚其人，故而吴书亦为他所喜。因此，杨圻书法亦受吴佩孚影响，具武将之风，兼寓一丝杀气。

抗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用尽一切办法试图收买吴佩孚出任伪职，杨圻则遣爱妾狄美男挟书至北京加以劝阻。日本侵略者百计施尽，均遭到吴佩孚的断然拒绝。1939年，吴因牙疾复发，高烧不退，后经日本医生医治后猝死。世人均疑为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指示牙医将吴刺杀。此事日伪政府为掩人耳目，蛊惑民心，按中国传统习惯为吴大办丧事。杨圻亦赠有挽联“本色是书生，未见太平难瞑目；大名垂宇宙，长流正气在人间”⑫，虽未见杨圻此副书法原件，但从内容猜测，此联凝聚了杨对故主吴佩孚的敬佩和眷恋，书法应如其诗句一样，高亢激昂，雄肆纵横。

吴佩孚题《江山万里楼诗词钞》

吴佩孚行草对联

除行草书外，笔者还曾见杨圻篆书一幅，取法《天发神谶碑》，但用笔似不甚灵动。后见史籍中杨圻家世记载，杨圻为江南书香世家，其父杨崇伊之伯父即为晚清著名的书法家杨沂孙。因此笔者推断，杨崇伊、杨圻父子很可能均能作小篆，其书应受杨沂孙影响。但父子二人均不以书家名世，一位热心于仕进，一位从遗老、诗人到吴佩孚的幕僚。总之，杨圻是一位特殊历史时期的文人、诗人和爱国者，他的综合素养精深。在留寓京城期间，广交天下名士，世人亦重其才学和人品，故而他的书法亦得以流传。作为吴佩孚的幕僚，也是他的下属，杨圻穷尽后半生完成了对故主的尽忠。杨、吴二人去世仅相距两年，他们的情谊也代表了旧式文人与主公之间关系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