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杜芳 张振宇 谷业凯

顾诵芬：永远把国家放在第一位

□ 杜芳 张振宇 谷业凯

谈及我国航空工业的发展，就一定会提及“歼教1”“歼8”“歼8Ⅱ”等一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机型。而有一个人的名字，始终与这些机型的研制紧密相连。他就是我国著名的飞机设计师、飞机空气动力学家、两院院士顾诵芬先生。

20世纪50年代，顾诵芬成功地完成了“歼教1”和“初教6”飞机的气动布局设计，成为中国飞机空气动力学的主要开拓者之一；60年代，他出任“歼8”飞机副总设计师，攻克了超声速飞机的方向稳定性等难题，保证了“歼8”飞机定型；80年代，他出任“歼8Ⅱ”飞机总设计师，并运用系统工程理论方法，使其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实现首飞……顾诵芬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祖国的航空事业，可谓鞠躬尽瘁。

目睹国难 情定航空

1930年，顾诵芬生于江苏苏州。顾诵芬的父亲顾廷龙是著名的国学大家，书法造诣颇深，曾任上海图书馆馆长、华东师范大学和复旦大学兼职教授等职务。出生于这样一个人文氛围浓厚的家庭，顾诵芬没有投身人文学科，却在航空领域成为一代大家，个中缘由，还要从当年日本人的一场轰炸和一个航模玩具说起。

1935年，顾父前往燕京大学任职，举家北迁。当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年仅7岁的顾诵芬在燕京大学附小读二年级。日军飞机对29军营地轰炸的情景，顾诵芬至今记忆犹新。

“1937年7月28日，日军飞机对29军驻地实施了轰炸，虽然炸弹不是落在头顶上，但我能听得到爆炸产生的巨响，冲天火光和滚滚浓烟仿佛近在咫尺，人们都惊慌失措。虽然我当时很小，但直到今天都记得很清楚。”正是日本侵略者的轰炸，让幼小的顾诵芬立志投身航空事业。“要造出自己的飞机，才能不再受欺负。”顾诵芬感慨道。

之后，顾诵芬随父母来到上海。他第一次接触“飞机”，是在10岁生日的时候。“我10岁那年，堂叔送给我一个木制的航模作为生日礼物，我非常喜欢。但那个航模是木结构的，飞了两次就摔坏了。父亲见我喜欢，就带着我到一家外国人开的店里买了一个更坚固的舱身型航模。这个模型也会坏，我就按照《小学生文库》里一本专门讲航模的书的说明自己修，学会了自己动手做航模。看到自己制作的航模飞起来，我非常开心。” 顾诵芬说。

从此，顾诵芬和飞机结下了不解之缘。父亲顾廷龙是一个开明的人，他对顾诵芬的兴趣爱好并没有多加干涉，只是告诉他不管做任何事，都要认认真真地把事情做好，这对顾诵芬的影响很大。报考大学时，顾诵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航空系。

当时，顾诵芬被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和上海交大同时录取，都是航空系。但因为他是家里唯一的男孩，母亲舍不得他远赴外地求学，顾诵芬就选择了上海交大。上了大学，顾诵芬开始正式接触到航空技术理论，他的航空生涯拉开了序幕。

排除万难 战鹰出世

1951年，顾诵芬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沈阳的航空工业局。在中央“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下，1956年8月，航空工业局在沈阳建立了我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当时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设计一架亚音速喷气式中级教练机。顾诵芬得到了梦寐以求的设计飞机的机会。

当时，设计室团队的平均年龄仅22岁，大学毕业生占比不到30%。在负责人徐舜寿、黄志千的带领下，顾诵芬承担起了“歼教1”气动布局设计的任务。

只在大学里学过一些螺旋桨飞机设计基础课程的顾诵芬，不得不到北京查阅资料，从头开始学习。“当时北航还在建校时期，图书馆白天学生都在用，我只能晚上骑借来的自行车去。”顾诵芬回忆道。为了尽可能准确，他甚至需要用硫酸纸把图描下来，自己动手“影印”。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顾诵芬把当时所能搜集到的信息加以整理、汇总，最终形成了可以进行气动力设计计算的一套方法，圆满完成了总体设计所需数据的计算。在边摸索边试验的过程中，“歼教1”的气动力设计一步步走向成熟。

1958年 7月 26日，“ 歼 教 1”飞机在沈阳首飞成功。“指挥台升起绿色的信号弹，既是对‘歼教1’放飞的信号，是对我们这支航空设计队伍成绩初次考核的信号，也是祖国航空设计事业起跑的信号。”顾诵芬说。此后，他又成功完成“初教1”（后改为“初教6”）飞机的气动力设计任务，创立了我国自主的气动力设计方法。

20世纪60年代，研制“歼8”飞机的工作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顾诵芬被任命为副总设计师。“歼8”飞机开始研制，顾诵芬认为自行设计十分必要。机头进气还是两侧进气？选用什么样的雷达？方向稳定性、纵向稳定性问题怎么解决？顾诵芬带领团队一个个攻克设计过程中出现的难题。在主编的《飞机总体设计》一书中，他写道：“飞机设计是一个反复迭代、逐次逼近的过程。在每个研制阶段中，设计工作都要通过反复磋商，协调各种矛盾，才能达到设计要求。”经过努力，1965年7月5日，“歼8”飞机成功实现首飞。

还没来得及分享成功的喜悦，顾诵芬就陷入了新的思考。原来，据试飞员反映，飞机在跨声速飞行时存在严重的抖震。为了搞清楚问题所在，从未接受过飞行训练的顾诵芬不顾危险和他人劝阻，三次乘坐教练机紧随“歼8”飞行，观察并拍摄飞行的流线谱。为了观察清楚，在两机编队飞行时，两机距离最近时只有5米，这对飞行员和顾诵芬来说，都是一种冒险。最终，顾诵芬发现了问题所在，并通过改进使问题顺利解决，“歼8”最终定型。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西方大国相继开始研制新一代空军武器装备，完全应用于高空高速的“歼8”已经不能满足国防需要，必须大改，“歼8Ⅱ”的研制提上了日程。1981年，顾诵芬被任命为“歼8Ⅱ”总设计师，开始了新一轮攻关。

“歼8Ⅱ”一改传统的进气设计，把从机头进气改为两侧进气，从而可以搭载更为先进的雷达和武器系统，性能有了质的飞跃。为此，顾诵芬倾注了无数心血。1984年，“歼8Ⅱ”终于一飞冲天，树立了我国空军发展史上一座新的丰碑。由于在“歼8”系列飞机研究设计方面的突出贡献，顾诵芬被誉为“歼8之父”。

老骥伏枥 不忘报国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2001年6月，在王大珩、师昌绪、顾诵芬的倡导下，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和中国工程院机械运载学部成立了以院士为主、吸收行业内外专家的我国大型运输机发展战略咨询课题组。顾诵芬不顾年事已高，亲自走访空军，赴上海、西安两地调研。

2002年6月，一份题为《我国民机产业的发展思路》咨询课题报告完成了。后来，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批准大型飞机研制重大科技专项立项，同意组建大型客机股份公司。国家决策中吸收了顾诵芬建议的核心内容。

2005年，已过古稀之年的顾诵芬被聘任为ARJ支线客机设计工程技术专家组组长。当时,研究团队对飞机设计方案产生了很大分歧，甚至争论是否要从头再来。顾诵芬站了出来，由他牵头组织了一批富有实践经验的专家，赶赴上海考察和指导，最终肯定了原设计方案，坚定了ARJ研究团队的信心。

如今，年近九旬的他本该颐养天年，但他仍每天来上班，时刻关注航空事业。“我现在能做的也就是看一点书，推荐给有关的同志。有时也翻译一些资料，尽可能给年轻人一点帮助。”顾诵芬看的书何止是一点？每当有后辈向他请教，他总能立刻说出国际上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为后辈推荐一批参考文献。

“回想我这一生，谈不上什么丰功伟绩，只能说没有虚度光阴，为国家做了些事情。” 顾诵芬说。而对于年轻人，他充满了期待：“我国航空事业发展需要年轻人才，他们是祖国的明天。我只想对年轻人说，心中要有国家，永远把国家放在第一位，要牢牢记住历史，珍惜今天的生活。多读书，多思考，努力学习，认真做好每一件事。”

咏世德之俊烈，诵先人之清芬。顾诵芬人如其名，他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对祖国诚挚的爱，用行动诠释了“航空报国”的责任与担当。他的嘉言懿行，有如春风化雨，激励着后辈们不忘初心、奋勇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