鄺錦鈞

第六屆澳門立法會選舉在一片喧囂之中落幕，從結果再回頭看這半年來的過程，其實有不少細節與特點值得玩味：

“新”“中”人馬，社會現轉折點

首先，對於澳門政壇有衝擊力的就是新澳門學社年輕候選人蘇嘉豪成功闖入立法會。蘇本人是街頭群眾活動出身，以較強的行動力與衝擊力來反映訴求，這是他選票的來源基礎，在澳門過往的選舉中這是很少見的。澳門從2006年開始的“反黑工”大遊行成為眾人參與遊行的轉折點，帶動了全澳門民眾參與群眾運動的思考，而蘇嘉豪在2014年以後將這波群眾抗議熱潮推上一層樓，因為曾在臺灣讀書，身處台灣多元意見的台灣大學，又目睹了台灣此起彼伏的各種群眾運動，其激烈程度遠遠超過港、澳現有的水平，特別是近年來台灣抗議運動與警察本身產生的激烈衝突後，得到了社會的同情與關注，某些運動也順利達成了目標，這樣的經歷自然可以啟發到蘇嘉豪，回到澳門以後開始推動“反離補”大遊行以及其他反對運動。而這個現象不是澳門獨有，也並非只在港澳台發生，其實整個東亞區，在2010年以後，年輕一代表達出參與政治的強烈的意願，方式也從過往的溫和抗議變成走上街頭的群眾運動，這是一股風潮，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比如2012年香港部分青年發起的“反國教運動”成功叫停了香港教育課程中的國家教育計劃，還有之後的“佔中運動”、台灣的“太陽花運動”佔領立法院，都使得這一班年輕人認為群眾運動可以達到訴求，因此2014年爆發“反離補”運動，能夠動員2萬人出街遊行，其中大部分為鮮少走出家門的年輕人，這也奠定了蘇在澳門新一代之中群眾領袖的地位，因此參加立法會選舉順理成章，不少當年參與的年輕人也積極主動幫忙拉票，最終能夠成功進入立法會，刷新立法會最年輕議員記錄。這在某種程度也反映出全球範圍內政治的“新老交替”，40歲的中間派候選人馬卡龍當選法國總統，香港元老派議員紛紛退出交棒給新人，台灣不同政黨內部都在“年輕化”。同樣，新澳門學社這個作為澳門唯一的民主派代表組織，雖然過去一段時間陷入老一代與新一代之間的矛盾，不同世代的民主派人士在對於議題處理、議事協調上很顯然存在代溝，最後元老級人物選擇離開退出，把空間讓位給年輕人，也是給予年輕一代機會，讓某種意義上的激進民主派有了空間，但從幾位資深議員的發言來看，其實雙方並不是完全劃清界限，內部徹底分裂，在這次選舉中雙方沒有互相攻訐，保持了高度的默契和友誼，分進合擊，最終三人得票相差不大，而且恢復了民主派以往三席的實力和總得票率，相比香港民主派、本土派之間不斷地內鬥、互相攻擊，戰友之間拼命搶票，澳門的政治文化仍然顯得比較單純。蘇嘉豪因為群眾運動凝聚青年一代支持，在網絡持續經營，最終開拓選民獲得支持，吳國昌、區錦新兩位資深議員，爭取民主數十年，在民眾心中的形象也是固定，較為正面的，三者在民主派的光譜上進一步平衡，未來應該也會持續的合作，只是隨著澳門社會運動的推動，不少外部事件逐漸加強澳門人參與政治的意識，也增強了“澳門人”的身份認同感，這在過去的數十年中並未如此明顯，當民眾了解到只是單純批評政府，並無效果，反而上街爭取有效果的時候，未來民眾與政府之間的互動將可能更加多元，也容易與警方產生衝突，在這種博弈中換來公共政策的妥協，尤其是未來2049年是否繼續延續“一國兩制”等模式時，現在的這一代年輕人將在彼時發揮關鍵作用，成為核心主力之一，因此今次是一個基礎，代表著澳門人也開始積極思考自己的未來，新生代的參與，是社會改變的一個重要標誌。

其次，在本次選舉中，“交換選票”的現象有所減少，過去因為候選人施予利益，很多選民就把手中一票輕輕地交給這些候選人，本屆這個現象有了顯著減少，是選民們尤其是部分傳統選民不要物質利益了嗎？答案並非如此，而是在這次毀滅式的風災、水災面前大家都未能估計到這麼大的災難發生，颱風和水浸過後，澳門市面無水無電，這對所有市民而言都是一個很大的打擊，自然而然，選民就更加迫切地希望選出敢言、代表民意的議員進入立法會去監督政府、改善施政，爭取更加完善的公共政策，因此過往曾被懷疑買票的組別得票率下降，而監督政府、敢言形象的組別席次、票數增加，這也是以利益交換選票現象得以舒緩的直接證據。

再次，值得觀察的是傳統愛國陣營在此次選舉中的收穫。本屆該陣營的得票率上升，席次增加，因為連續在2009、2013年兩屆選舉中，傳統陣營得票率萎縮，席次明顯減少，如今以工聯、街總、婦聯、歸僑為代表的傳統社團保住了四席，算是恢復十年前的得票水平。事實上，回歸以後，傳統愛國陣營的選票池出現了萎縮的現象，在09、13年兩屆中得票率不斷下降，勉強維持三席，而此次因為風災、水浸的關係，傳統愛國陣營發揮組織密集的優勢，迅速參與救災、安慰街坊市民，幫人清污、派水等，這種擅長深入民間的服務使得民眾領了這份情，要通過選票來表達對該陣營的感謝，雖然總體得票率顯著上漲，風災過後增加了傳統愛國陣營的選票池，但這種現象能否持續到下一屆，還有待觀察。從大趨勢上看，傳統陣營近十年來選票池不斷萎縮，這一次因為外力因素只是緩和其萎縮的進程，未來傳統社團能否扭轉劣勢，在管治工作之外更多地爭取年輕市民的人心成為了關鍵。同樣，同屬於建制陣營的，鄉族派在此次選舉中保存了原有的實力，票王出在“粵澳同盟”的麥瑞權身上，當然在選舉中不是說越多票就越好，很多時候如果只是當選一人得以晉身票王就浪費了選票，在澳門這種選舉制度中，選票多寡不是最大的目標，盡可能的多席次才是各方爭奪的目標。比如“民聯”往屆是由陳明金這樣的政治明星帶頭，因為工作扎實，基層服務口碑好，陳一出馬就能吸引大量的選票，尤其是在福建族群中，所以上一屆一舉成為票王的同時，也順帶送第二候選人施家倫、第三候選人宋碧琪進入立會。而今次陳明金不參選，需要拆分兩個團隊分進合擊，來保住現有的2席，衝刺第三席，過往施家倫問政表現突出，也順理成章成為陳的接班人，而宋碧琪作為新人雖然努力問政但還是略顯低調，一時間還無法打出強大的支持度，因此民聯此次未能保住上一屆衝刺的三席，也有很多複雜的因素，加上配票操作的難度，使得結果並不如他們的預想一般。在分拆名單參選上，以往以“群力”名義一起參選的街總候選人何潤生和婦聯黃潔貞，今次也拆分名單出戰，尤其是黃潔貞以婦幼立場爭取澳門婦女界的支持，也多有所斬獲。在拆分名單上，民主派走得比較超前，吳國昌、區錦新等較早就開始拆名單參選，為了不浪費現在的選票支持，通過分工合作的方式前進立法會，在2009年那屆還是非常成功的。endprint

再者，此次選舉究竟什麼因素影響了民眾也值得推敲，一部分組別通過拆分以及配票的方式獲得傳統的支持，而意外到來的風災，讓民眾能夠更加直觀地在一線接觸候選人，尤其是那些第一時間落區救助的候選人。風災過後澳門滿目瘡痍，民眾對政府的不滿也累積到一個高點，此時澳門市民希望對政府多些問責，多些敢言的議員出來嚴厲監督政府，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本次的選情。比如“公民監察”的林玉鳳，再接再厲，第三次參選立法會終於獲得成功，其本身代表專業人士、中間派的形象，無商業或者特定的政治立場，使得在風災過後，民眾大多期待這樣的專業人士來為政策把關，高效監督政府施政。同樣民主派的三席都拿到不錯的票數，也反映出市民對於民主派長期監督政府的信任感。而那些擁有龐大資源的商界議員，遲遲沒有參與到實際的救災以及有效監督政府，最終被民意所排斥，選票大幅流失或者落選出局。

商界失利，賭牌調整待定

商業界別尤其是博彩利益派議員的失利其實對於澳門未來幾年的社會發展會產生關鍵的影響，在選舉期間，大家沒有談到賭牌續期的問題，實際上很快就要面臨2020年澳門賭牌續期議題，如果未來博彩業議員持續增加，則立法會在處理博彩問題上可能會遇到更大的阻力和紛爭，當博彩利益派的議員數量和商界議員數量下降時，對於政府而言反而減緩了壓力，對於調整現有的賭牌政策爭取到了更大的探討空間。過去的2014、2015年由於商界議員強勢要求政府增發賭牌，其實政府承受很大的壓力，因此未來澳門博彩如何調整，可以預見到應該在議會會有更多元的聲音出來，推動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也許有了新的契機。當然博彩議員的失利在短期內可能對於那些所屬的賭場員工來說，可能要有一段不太好的日子要捱，選舉失利的怨氣某種程度會轉化到這些員工身上，通過裁員、減薪等方式“秋後算賬”，所以賭場員工可能面對到艱難的一年，但對於博彩業界而言，這並不是一個好的生態，關鍵是落選議員或者失利議員要勇於看到民意的變化，也要看到博彩業基層勞工真實的訴求，積極溝通化解民怨，而不是一味視而不見，如果不願面對，下一屆可能有更大的衝擊產生。

對於賭牌調整一事，今次立法會選舉結果其實也讓中央鬆了一口氣，澳門的賭牌發放、續期的權力其實是掌握在中央手中，由澳門特區政府負責執行，經過民意洗禮的博彩業議員未來無法掌握足夠的民意壓力與中央博弈，也讓中央在拍板定案時相對容易處理一些，畢竟賭牌的發放背後是中央政府與外國勢力（澳洲、美國、加拿大等）之間的博弈問題，如果放任這些外國勢力藉助賭牌對中央施壓，想必也令特首與中央處理起來較為頭痛。

問題之後，誰人引領改革

有坊間認為商界失利，認為主要是本屆選舉打擊賄選的影響，其實並非完全如此，在澳門，“賄選”問題早已不是新鮮事情，在2009年以後，澳門選戰策略中部分候選組別如果要做“利益交換”逐漸轉向“地下化”，通過組別直接派放利益的行為已經藉由各大友好社團開始通過社團活動、資助、福利等發放，乃至進一步指導會員投票、組織投票與配票，這也使得如何認定人情與賄選之間存在了很大的模糊空間。

當然隨著選舉經驗的增加，選民自動配票的情況也存在，特別是民主派的選民，已經在自家已主動與親朋好友商量如何分票、配票以後再前往票站投票，這種情況通過這次三位民主派候選人得票相近也可以窺得一二規律，很多組別也嘗試在固定經營的區域或者社團嘗試配票，但是操作上仍有待提升。此次蘇嘉豪的年輕選民中也出現積極配套、投票、拉票的情況，尤其是網絡動員。此次蘇參選，部分媒體發動了較為強烈的攻擊，尤其是在意識形態上的質疑，這樣反而激發他原有支持群眾的不滿和同情，澳門不少市民還是希望保住“新澳門學社”這一塊民主老招牌，所以一部分同情票和憤怒票也隨之而來，也因此這樣的得票優勢是否能延續到下一屆，就尤未可知了。

有人藉著蘇的當選、立法會的小部分變化與年輕人的主動開始認為澳門的公民意識覺醒或者提升，其實仍言之過早，本屆選舉有“情緒化”的成分在其中。過去從1990年代開始的研究就發現，澳門地區的政治文化冷感是非常強烈的，要突然大幅改變是很難的一件事。在政治參與度的研究中，我們分為參與型、冷感型、議題型三種，澳門人長期處於“冷感型”階段，今次投票率提升和年輕人的參與大多是因為特殊議題的出現，一場“天鴿”颱風吹碎了很多人幸福安居的夢，一場“反離補”把民眾對政府的怨氣充分集結，因此我們可以將這個特殊的形態定義為“議題——冷感型”，並非整體公民意識的覺醒，相比如臺灣民眾的“參與型”，澳門人對於政治仍是不信任的狀態。

而要改變這種不信任的關鍵還是要立法會充分履行職責，給予民眾希望：認為這一票確實可以監督到政府、改變傳統的管治文化。所以對於新當選的議員，我們期待他們一方面結合各自提出的政綱，積極履行承諾，發揮監督職責，不要任何事情都只會給政府投贊成票，找出政府作出不足的地方，要積極討論和完善，更要知道這些公帑的去處，為澳門市民守好荷包。另一方面，對於未來在議題上有利益衝突的議員，比如討論賭牌續期問題時，是否要保持中立或者退席，讓其他無利益關聯的議員充分討論，找到開創性的、戰略性的建議，切實推動經濟發展多元，這也是很重要的思考點。當然有關於《選舉法》等法案的修法，就要看立法會未來是否願意大破大立給人民煥然一新的感覺，就如同今次官委議員已經開始偏向專業化方向的曙光一樣，未來的一切，都有賴於這個新立會帶給我們什麼新景象！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