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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面向，直擊選戰

香港、澳門、臺灣等地其實都有著不同的民主形式，但在民主的推進上都有共同的努力，從過去選舉觀察的訓練來看，觀察一場選舉的內外因素要從整體的政治環境、候選人個人因素、候選人從政背景、選民的社會背景、選民的態度與行為等多個面向著手，以此次第六屆澳門立法會選舉為例，我們也嘗試在此基礎上進行觀察：

第一，整體政治環境。

在澳門立法會選舉前一月不到，發生了近六十年來損害最強的“天鴿”強颱風，引發人民對政府施政、應變救災的不同看法，某種程度上增強了部分民眾的投票意願；但從結果來看，此次風災並未對選舉產生太大影響。如果類似的天災在香港、台灣發生，對於新的候選人或在野黨是很容易加分的，其於此時奮力抨擊政府，就能獲取某種政治上的利益；然從澳門來看，此事似乎沒有被給予過多的政治渲染，或許有天災與人禍因素參雜，但不少參選組別的候選人則是選擇在第一時間參與救災，深入各區幫助民眾。因為各自陣營的動員程度不同，因此某種程度上即使未能加分很多、也並未有大幅失分，當然因為不少民眾不滿政府的救災表現，從而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投票率；只是這種影響幅度從2%的投票率增長來看相形略顯微小。

第二，個人背景。

在選舉中，看待一個候選人，大致會從意識形態、能力、操守、領導力、品格操守與魅力等角度觀察。以此次新當選的議員林玉鳳教授為例，其品格歷經三屆檢驗，論述能力過人，操守值得肯定，在現實社會與網絡之中都吸引了一批忠實的粉絲，在動員與自發投票的基礎上，選票能夠獲得大幅成長，繼而高票當選。以這樣的指標來看，同樣，施家倫議員個人實力堅強，過去在基層服務上認真踏實，也就得到了福建同鄉會、北區居民的肯定，從而反映在明顯的選票支持上。相反的，有些候選人個人背景不突出，因此在參選中，個人光環就很容易被壓制，無法受到選民的認同；此次爭取連任的現任議員陳美儀落選就存在個人背景沒有充分凸顯，而代表工聯出戰的梁孫旭則因長期在服務基層勞工尤其是博彩業基層，口才一流且領袖魅力突出，自然將工聯的整體得票率拉升。當然有些高票落選的候選人，其個人背景因素也開始逐漸突出，經過一段時間耕耘，也許在下一屆能夠嶄露頭角。

第三，候選人的從政資歷。

在不少民主社會中，民眾對於揭弊敢言、不涉弊案醜聞又擁有媒體光環形象的候選人尤為偏好，如果現任的議員還能帶來正面的選民服務，都會讓民眾保持高支持度。而本屆脫穎而出的政治新星，代表“新澳門學社”參選的蘇嘉豪能順利當選，則是因為具有年輕敢言、勇於衝撞的形象，再加上毫無過去的參政包袱，以及能於辯論環節上有效點出民眾關心的議題……等等，確實都有助於部分年輕選民對他的期待與支持。

第四，哪些人參與了今屆投票。

選戰結果一出，傳統鄉族派的代表麥瑞權組別成功整合江門同鄉會的力量，不僅保住了上屆的兩席議席，更開出了票王的好成績，反映出傳統選民對於組織的向心、認同與分票上的配合。而對於以傳統社團派為主的建制派席次微幅上漲，以及民主派得票增長、議席增長都可以看出整體選民在增加的基礎上，年輕選民也在不斷增多，因而整體的投票人數、投票率都有所提升。同時選民的年輕化也折射出立法會參選人的“年輕化”的特色，本屆當選人平均年齡46歲，遠遠低於上屆，且新當選的蘇嘉豪年僅26歲，留下當選最年輕的記錄，傳統社團的資深議員紛紛退居二線，本身也在進行內部的新老交替，這種“年輕化”趨勢也將進一步影響未來選舉的觀念和取態。

第五，觀察選民態度與實際行為之間的關聯。

通過選舉是很好的觀察公民義務感的指標，以往澳門立法會的投票率在55%-59%之間擺動，會參與投票的群體相對固定，也就是超過4成的澳門民眾對於選舉政治是無感的，有些選民根本未去登記成為選民，因此公民對於公共事務的關注未來還是有很大的成長空間。

再者，選舉的參與與結果，也反映出了澳門市民對於政治活動的參與感，此次選舉的政治興趣度是不少人的關注面向，尤其是參與投票的年輕人與年輕的選務工作人員和現場自發監票的年輕人增多，首投族的比例也明顯提高，表現出了一個新世代的政治興趣度。

而最終議席花落誰家也可以看出指標社團及參選人個人的民眾認同感。此次福建幫的大佬陳明金議員未繼續參與選舉，過往他領頭時，衝出了票王的成績也一舉拿下三席議席，因此此次選前，不少人觀察他們的目標是力保三席，甚至坐三搶四，但因為陳未參選或多都消降了民眾對於“民聯”、“民協”的支持力度，進而影響得票與議席，誠此個人特色對於選舉與選民的取態確實有明顯影響。當然面對到那些根本不去登記的民眾，更反映出他們對於政治的極度不認同感，政治挫折感強烈，特別是那些參與過一次、兩次選舉的民眾，他在現實中認為投票並未能改變現狀，因此很多時候就開始觀望，甚至直接不去登記，不去投票。而對於缺乏政治挫折感的年輕人而言，其政治興趣度就明顯增強。除此之外，參與行動也充分說明了政治信任感的問題，因為對政府施政長期存在路線上的殊途，因此民主派的選票亦保持如昔的穩定。

因而上述五大面向為此次選站提供了很好的觀察點，而在實際的選舉過程中也充滿了不少有趣的觀察點，特別是本屆選舉的辯論會過後，有候選人支持度明顯上升，也有候選人顯著下降，而對於候選人表現的好感支持度的變化直接影響了當選與否，對於訴求穩定的鄉族派而言，只要其能夠照顧到同鄉會的利益，就可以得到支持，其當選也就反映出了該團體的共同利益，因此單純的辯論並不能改變資源強大組別的支持度，對於那些無財團背景，無特定社團支持的候選人而言，通過辯論展現出的個人特質就尤為重要，尤其是通過網絡、新媒體的傳播，不僅不需要傳統的造勢場合與選民支持，就可以獲得較高人氣以及開拓新選民，此次選舉中的林宇滔、林玉鳳、蘇嘉豪等候選人都在網絡直播領域有所嘗試，吸引粉絲關注，提升支持度，目前來看，網絡支持的選民還是部分能夠轉化為實際的選票支持，未來需持續觀察。endprint

制度差異，穩中有變

同樣是一人一票的選舉，澳門、台灣等地的選舉策略與文化並不相同，特別是選舉制度的差異造就兩地截然不同的選舉文化。台灣的立法院推行“單一選區兩票制”，每個選區只能當選一名候選人，因此選情更為激烈，如果是無政黨奧援的獨立候選人，是很難打贏選戰的。而澳門採用“改良漢狄法”，即大選區複數選法，只要得到一定程度的配票加上選戰策略，獲得9000票左右的基數就能當選，因此各候選組別往往會計算自己的票源在哪裡，從而採取不同的策略。相比之下，在臺灣的現行選舉制度中，偏激的代表單一立場的立法議員往往難以當選，大多人參選人都會往中間走，行為表現中道，以期獲得最多數選民的支持。

選前突發的風災讓不少觀察家認為將會大幅改變澳門立法會生態與政治勢力比例，但最終的結果證明，在“天鴿”風災過後的一個月後進行選舉，當居民基本生活回到正軌，儘管對政府處理善後不滿意，但民眾並未表現出激烈的不滿舉動，也沒有成為影響選舉的關鍵因素。畢竟對於很多受災居民而言，除了天災以外，地勢低窪成為先天的短板，難以輕易改變，而政府後期的津貼補助也多少讓受難者獲得感動，降低部分程度的不滿。當然，這個舉動對於年輕人的影響其實較小，一旦看到社會變革遲遲無法進行，年輕人表現出的憤怒格外明顯，因為實際的投票行動力也會增強。本屆林宇滔候選人首次參選就針對澳門具體問題提出具體建議，比如點對點的巴士解決交通運輸問題，而非如傳統候選人只停留口號宣傳，這種異軍突起式的高支持度也反映出澳門社會需要真正解決現有問題的議員。而蘇嘉豪的當選，一方面說明澳門社會的意識形態差異與衝突確實存在，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澳門不同世代、階層之間的權力、經濟利益分配不均等帶來的問題，這樣的問題對於所有的社會與組織都適用，因為只要存在分配制度，就一定會有人對現狀不滿，繼而支持反對運動來表達自己的聲音、訴求。因此蘇嘉豪的出線，不應只解讀為受港台社運影響之餘續，而是代表澳門傳統民主派中年輕勢力的崛起，代表著在傳統勢力中不被認同的那一部分聲音的訴求與市場是存在，未來他們也許會採取更為激烈的方式表達訴求，期待新的分配方式或者滿足自身的利益訴求。台灣之所以發生“太陽花學運”，很大程度來源於年輕世代長期低薪資的困境，包含最近掀起的年金改革風波也進一步凸顯世代與階級之間的經濟分配不均的矛盾，而為了改變這一矛盾，就會採取激烈的方式獲得認同、進入議會改變現行政策。因此蘇的入局，更多地看出澳門社會潛在的許多問題有待化解，對於執政者而言，也不失為是一種施政上的提思。

台港澳三地比較來看，澳門的社會環境相對單純，民眾和諧，整體社會矛盾處於溫和狀態，此次選舉反映出的公眾參與意識在增強，未來民眾參與公眾事務的人數會越來越多，澳門也會持續邁向多元。過去的重商環境帶來經濟進步讓很多民眾受益，也讓代表博彩業界利益的候選人多次高票當選，但本屆選舉中富商派實力的消退，也反映出澳門社會對於經濟發展多元的期待；雖然博彩業界候選人在選後的記者會上認為博彩業為澳門社會與市民付出很多，社會對他們的評價並不公平，但隨著社會不斷地發展，民眾的利益也在不斷變化，當利益出現競爭與衝突時，對於不同候選人而言變數也就增多，從此次博彩業員工組隊參與選舉，希望改變博彩業基層員工生態，就可以看出澳門民眾對於參與政治、改善自身利益的興趣度在提升，隨著年輕一代受教育程度的提升，世代之間的訴求不斷差異化，未來多元發聲的情景也勢必增強。

訴求突起，踏實履行

多元發聲是一件好事，但對於相對傳統、溫和的澳門社會與澳門人而言，相對激進的年輕候選人當選會否令到意識形態之爭逐漸成為澳門的重要議題，其實在澳門社會的大土壤裡，激烈的意識形態目前仍屬一部分意見主張，即使選前蘇嘉豪團隊爆出有候選人主張“港獨”，但這並不代表蘇本人的意識形態，其本人也多次強調自己對於《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的遵守與尊重。同樣對於大多數參與反對運動的年輕人而言，對於現狀不滿，因而做出激烈行為，若未來利益得到滿足，自然就不會持續參加，而一個發展中的體制或在被年輕世代的衝撞下有可能產生新的革新氣象。至於“蘇嘉豪現象”究竟是曇花一現還是激進民主派的開端，在澳門社會而言，更重要的是看其當選以後做出怎樣的監督行為與政策建議，如果能夠像林宇滔一樣持續具體政策的論述、探討而不流於口號宣傳與反對的話，未來將持續獲得民眾支持；但如果一直高喊反對口號，卻無法提出具體解決建議又脫離民眾，那勢必無法持久得到選民認同。對於代表專業形象進軍立法會的林玉鳳而言，同樣存在這樣的問題，其專業形象是否給予立法會議會與政策辯論帶來專業的思考與轉變，也將是市民最大的期待與檢核；未來四年，踐行政綱的實際行動或將是其能否續創輝煌的關鍵。

此外，在澳門單一的經濟發展環境中，過去博彩業界的議員擁有很大的資源實力與發言權，但隨著澳門十多年經濟起飛，當民眾生活富裕的同時，也面臨著不斷增大的貧富差距，民眾在住房、交通等問題上也持續受困。可惜的是，博彩業界議員未能跟上社會的脈動，造成他們與民眾的脫節，相對失分，因而富商派中的博彩業界此次得票大幅萎縮，席次也凋零不少，未來如果能正視澳門民眾的訴求，積極提出改革主張，當選的機會還是很高。

當選舉落幕之後，勝出的一方高興一天便可，因為責任剛剛開始；失落的一方也難過一天可休，因為努力也旋將展開，所有參選人與民眾在選後的沉澱中，也必須要看到選舉暴露出的問題，比如說宣傳期的設置，某種程度上，一個統一的宣傳期對於各候選人的影響是一樣的，因為一體適用，但是否能達到選賢與能的效果，還需要社會持續討論，畢竟制度的變革來源於整體社會的共識。同樣的問題，還有賄選，過去幾屆都普遍存在，在任何一個社會中也都可能存在，如何進一步規範制度，淨化選風，從而對各候選人公平公正就顯得非常重要。通過對選舉制度與選戰過程中所凸顯的問題反思與討論，當有助於進一步提升澳門社會的參與意識，進一步地提升選舉質量，進而改變社會積弊。

改革的重任，民眾自然更多地寄託在新當選的議員身上，從台灣觀察者的角度除了衷心祝福各位新當選的議員能夠積極履行職責，推動澳門社會正向發展，解決澳門實質問題外，同時更加期待未來在兩岸的交流中，澳門能一如往昔繼續扮演積極作用，促進兩岸四地經濟、社會、文化交流，實現互利共贏。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