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萍 张雯剑 王 静

(西安科技大学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54)

·调查研究·

家庭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

王 萍 张雯剑 王 静

(西安科技大学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54)

目的研究各项家庭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方法运用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于2001、2003、2006、2009及2012年对“安徽省农村老年人生活福利状况”的五期跟踪调查数据及多层线性模型。结果发现代际间的经济支持、提供给子女的家务帮助、获得的起居帮助以及代际间的情感支持有利于老年人心理健康的良好发展，而获得子女(包括孙子女)的家务帮助不利于老年人心理健康的良好发展。结论农村家庭代际支持是以老年人的需求为中心，符合传统养老文化且是老年人期望的支持才有利于心理健康的良好发展；代际支持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为“主效应模型”的增益作用。对理解劳动力外流背景下不同家庭结构的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公共政策分析和社会支持体系建设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代际支持；心理健康

社会的现代化以及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带来了劳动力市场的流动，促使家庭规模缩小，从而影响农村家庭结构的改变〔1〕。随着“银发浪潮”的冲击，中国已快步进入老龄化社会，在以家庭养老为主要养老方式的中国农村〔2〕，由成年子女提供的家庭代际支持几乎构成农村老年人可获得的社会支持的全部内容。传统家庭结构向非传统结构转变的过程中〔3〕，带来了家庭空间的隔离和家庭功能(如养老支持)的弱化，老年人可获得的社会资源逐渐减少，成年子女与老年父母分离的增多可能降低了家庭赡养老人的能力，最终导致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下降〔4〕。目前为止，学者针对农村老年人个体心理健康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医学研究领域〔5〕，有关社会养老角度的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研究较少〔6〕，以家庭代际支持作为主要探究因素的研究则更少。本文主要展开家庭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影响的跟踪研究，并探索其影响机制。

1 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为巢湖市农村地区年龄≥60岁的老年人。在该地区随机抽取12个乡镇，每个乡镇再抽取6个村。根据本文研究目的排除2001、2003、2006、2009、2012年五次跟踪调查中无子女以及关键问题有拒答的样本，最终获得的有效样本分别为1 653份、1 339份、1 030份、777份和578份用于分析。

1.2方法 本文基于跟踪调查数据，构建多层线性模型(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s Software)的个体增长模型研究样本心理健康的个体差异。五期跟踪内家庭代际支持、劳动力外流和老年人居住安排诸变量对老年人心理健康产生个体差异；同时，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也受到心理健康初始状态及个体内变化的影响。构建的层-1模型：

Yij=β0j+β1j(Age-60)+β2jX2ij+β3jX3ij+…+βpjXpij+γij

Yij为老年人j在第i期心理健康值，Age为老年人实际年龄。β0j指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基期得分，β1j…βpj为老年人j各变量在跟踪期的变化率，X2ij…Xpij指老年人j五期中各项相关变量。rij为层1模型的残差项。

建立层-2模型考虑了基期不随时间变化的性别、受教育程度等控制变量来分析层-1模型中截距的样本间差异〔3，7，8〕。本文目的是研究家庭代际支持对心理健康变动幅度的影响在不同样本中的差异，不考虑引起家庭代际支持变化的影响因素。μ0j是层2的残差项。构建的层-2模型：

β0j=γ00+γ01(Sex)+…+μ0j

β1j=γ10

β2j=γ20

β3j=γ30

……

βpj=γp0

2 结 果

2.1统计结果 家庭代际双向的经济支持逐渐增加，主要是子女给予老人更多的经济支持；老年人获得起居帮助的频数呈现递增态势，而老年人提供的起居帮助的频数呈递减趋势；家庭代际间家务帮助的频数均呈现递减趋势；情感支持在跟踪期间波动很小；男性老年人占比小于女性老年人；没上过学便务农或做家庭主妇的老年人占大多数；老年人年均独立经济收入偏低；老年人的慢性疾病数总体均值接近2种，并且老年人认知功能总体较好；子女总数约为4个；大部分老年人生活在非主干家庭。见表1。

2.2回归结果 本文针对因变量心理健康建立无条件和各种家庭结构下个体增长模型，最终显示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与年龄负相关。表2是代际支持和相关因素对老年人心理健康影响的回归模型，模型1至模型3反映了代际支持及其相关因素对心理健康影响的逐步回归结果，模型4至模型9用于分析现实中各种家庭结构，即分析六种概率高于5%的家庭代际支持组合对心理健康影响的回归结果。现实中，这六个模型对应的家庭结构可能为：模型4为“空巢”家庭(包含独居家庭)，模型5为网络家庭，模型6至模型8更可能为主干家庭，模型9为隔代家庭。其中，模型6反映的是老年人生活不能自理的主干家庭，模型7反映的是老年人健康尚可的主干家庭，模型8反映的是老年人年迈的祖孙三代的主干家庭。

表2结果显示，为子女提供经济支持、为子女(包括孙子女)提供家务帮助及代际间情感支持显著且稳定地提升了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且获得经济支持的显著影响力在逐渐考虑劳动力外流变量和老年人个体特征后逐渐减弱；为子女(包括孙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能够提升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但是，当逐渐考虑劳动力外流变量和老年人个体特征后，该支持对其心理健康的积极作用逐渐消失；从子女处获得家务帮助则显著降低了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但是其显著影响力在考虑老年人个体特征后减弱；获得经济支持、起居帮助和提供起居帮助与老年人心理健康基本不构成显著关系。老年人年龄对其心理健康的显著反向影响力在控制老年人个体特征后减弱；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初始状态因基期认知功能水平的提升而提高。

表1 家庭代际支持与心理健康的描绘信息

数据来源：2001～2012年的“安徽省农村老年人生活福利状况”抽样及跟踪调查；下表同

表2 家庭代际支持对老年人心理健康影响的个体增长回归模型估计值

续表2 家庭代际支持对老年人心理健康影响的个体增长回归模型估计值

1)P<0.001，2)P<0.01，3)P<0.05，4)P<0.1；年龄、代际支持、子女总数、慢性疾病数、认知功能为连续变量，其他均为分类变量，括号内为基准类型

3 讨 论

本文利用历时12年的跟踪数据建立了老年人心理健康的个体增长模型。农村家庭代际支持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研究采用“主效应模型”的增益作用z做恰当的解释。

农村老年人提供的经济支持能够明显提高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满足他们对自己还有工作能力的证明，从而促进了其机体功能和维持良好的心理情绪体验，最终使其心理健康处于较高水平；同时，基于“角色增强”理论，提供经济支持的老人可以在对子女提供经济帮助的过程中得到极大的满足感与成就感，实现其自我价值。这种心理感受反过来促进老人心理健康的发展，进而降低其抑郁程度。

增龄导致农村老年人免疫功能和体力衰退，子女提供的家务帮助保障了老年父母晚年生活质量，但是现实中农村老年人总是终身劳作直至健康产生问题才会接受子女提供的家务帮助。老年人接受家务帮助表明其健康已产生问题，日常生活受到一定障碍。在这种情况下，老年人会意识到自己无用、已成为子女的包袱，挫伤了交换感，滋生了自卑感，从而不利于心理健康的良好发展，对老人的抑郁程度构成了显著影响。

现实中农村老年人总是尽可能地为其子女提供日常的家务帮助。为子女提供家务帮助反映了老年父母身心尚健康和其积极的生活态度；在此过程中体现了老年人拥有良好的交换感以及融洽的代际关系；进而，祖父母照料留守的孙子女可以解除外出打工子女的后顾之忧，间接地使老年人实现了对子女“光宗耀祖”的期望，并为家族繁荣间接地做出贡献，从而满足了其心理需求，即“成长需求”(包括自尊和自我实现)，巩固了社会交换感和生活掌控感。

代际间情感交流尤其显著地提升了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发展水平，对此，本文认为由于农村老年人的生活圈子狭小，生活单调以及依赖子女赡养的现实，表明融洽的代际关系能够为老年人排解孤独、使他们感知到潜在的支持和免受未来压力事件的威胁，进而使老年人能以积极的生活态度和方式对待自己的身心健康。子女提供的情感支持能够满足他们情感缺失需求，这是“主效应模型”的增益作用的具体体现。

农村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及获得起居帮助显著影响抑郁程度的降低；为子女提供起居帮助却不利于心理健康的良好发展，变量的显著影响力在控制了个体特征后减弱。对此，本文认为：第一，获得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能够改善农村老年人的生活状况，满足他们养老的缺失性需求，使其心理健康得以改善。同时，在儒家文化背景下，子女在父母晚年时提供经济赡养使农村老年人感觉到自己教子有方、付出得到回报，这样确保了他们能经历在与他人交往过程中的积极心理感受。因此，在农村缺乏正式养老体系的情况下，“主效应模型”的增益作用是家庭代际支持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

第二，农村老年人获得起居帮助能够弥补随年龄增长自理能力的衰退，满足了老年人不能自理时的缺失性需求，从而能够减缓老年父母的病痛，甚至延长了生命。老人为子女提供起居帮助对其心理健康存在一定的显著影响。随着劳动能力和身体健康状况的衰退，年迈的父母再承担着繁重的起居帮助的家务责任，这无疑给他们带来沉重的心理负担。

另外，非独居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健康水平，反映了农村老年人能够更好地在和睦家庭中安度晚年，希望亲眼见证家族的变迁，因此家庭关系及害怕孤独是心理健康的关键影响因素。老年人的基期受教育状况和认知功能与老年人心理健康的显著相关关系，表明基期受过教育以及基期认知功能差都已经影响到老年人的表达能力、范围和意愿，从而不利于他们心理健康的改善。而且，基期受过教育的老年人具有更好的语言表达能力，能更加准确地表述出自己心理状况，从而导致基期时心理健康水平更低。然而，本文不能排除受教育状况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或许是假象，因为受教育状况很可能让老年人与外界交流更顺利，而并非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变得更低。

1李 泉，杨同卫，陈晓阳.论家庭结构变化对农村传统养老模式的影响〔J〕.东岳论丛，2014；35(5)：177-80.

2申 昱.社会支持对农村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影响〔J〕.人口与经济，2014；(3)：3-14.

3王 萍，高 蓓.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认知功能发展趋势影响的追踪研究〔J〕.人口学刊，2011；(3)：70-9.

4王春颖，刘新研，樊立华.城乡社区老年人社会支持的现状〔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2；32(1)：120-1.

5Morab AH，Yadav VS，Khadi PB.Mental health of rural elderly〔J〕.Karnataka J Agric Sci，2014；27(3):330-2.

6李德明，陈天勇，李海峰.中国社区为老服务及其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J〕.中国老年学杂志，2009；29(19)：2513-5.

7王 萍，李树茁.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的纵向分析〔J〕.人口研究，2011；(1)：44-52.

8王 萍，李树茁.子女迁移背景下代际支持对农村老人生理健康的影响〔J〕.人口与发展，2012；18(2)：61-71.

〔2017-03-15修回〕

(编辑 郭 菁)

C812

A

1005-9202(2017)19-4893-04；

10.3969/j.issn.1005-9202.2017.19.09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1573207)；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27320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0BRK010)

张雯剑(1990-)，男，在读硕士，主要从事老龄与健康研究。

王 萍(1968-)，女，博士，硕士生导师，教授，主要从事老龄与健康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