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政治经济视角下的社会保障:历史经验与发展趋势
2017-10-12沃夫冈舒尔茨
（德）沃夫冈·舒尔茨
全球政治经济视角下的社会保障:历史经验与发展趋势
（德）沃夫冈·舒尔茨
回顾人类历史，不难发现一些具备社会保障要素的制度，这表明社会保障不仅是人类的内在核心需求之一，而且也符合普遍意义上的理性人假设。本文考察了欧洲文艺复兴以来英国、德国和罗马教廷的社会保障立法进程与思想演变，以及德国的社会保障立法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对欧洲大陆、英国和美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影响。二战结束后，福利国家的发展可划分为三个阶段，苏联解体后全球资本主义越发不稳定，社会保障私有化实验也面临反思和改革。在回顾影响社会保障的若干传统后，本文考察了学术界如何从经济学视角看待社会保障，并以俾斯麦模式和贝弗里奇模式为例，阐述了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影响。
社会保障发展；俾斯麦模式；福利国家；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
一、引 言
本文主题所覆盖范围之广，以一篇文章的有限篇幅显然难以全面论及，难免会有一些尚未讨论或解决的问题。例如，本文尚未触及法属殖民地的社会保障史a遵循国际惯例，本文所理解的“社会保障”，是指一系列制度化的转移支付机制，在社会成员因遭遇特定突发事件时保障其收入水平（不发生剧烈波动）。上述特定事件一般包括生育、儿童抚育、失业、残障、老龄化、 疾病和一般生活保障（参见国际劳工组织颁布的102号公约）。转移支付机制通常还需要一系列社会福利服务加以补充，并与相应的经济体制、宪法和法律框架相结合。通过筹资者的缴费和受益者所领取的津贴，社会保障总能对收入进行再分配，尽管在具体实现机制上有其多样性。要更详细地了解社会保障在宏观经济中的再分配作用，可参见联合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有关英属非洲、南亚殖民地的社会保障史和拉丁美洲社会保障发展历程的论述亦相当粗浅。除欧洲社会保障史之外b罗马对西班牙中西部埃斯特雷马杜拉地区美里达市（Merida/Extremadura/Western Central Spain）的建设，就是一例。后者于1993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列为世界遗产。参见：https://en.wikipedia.org/wiki/M%C3%A9rida,_Spain#History，最后访问时间：2016年12月8日。，笔者确信那些尚未为人所熟知的亚洲古代、近代社会保障思想（也许还包括古代社会保障制度实践），以及南美洲各国历史文化与社会保障之间的关系等，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与探索。纵使两千年前古罗马帝国横跨地中海，我们却很难相信只有古罗马帝国统治者建立了被现代人称之为象征社会保障雏形的治理机制——尽管可能只是不完整的、只针对特定群体的制度。
鉴于已有史料的不全面，本文不可避免地采取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的叙事方式。这也考虑到，现代意义上第一次社会保障立法发生于19世纪80年代的德国——这是全世界学者的共识。在当时，这一立法以一个世纪以来不断演变的社会与宗教思想为基础，旨在缓解第一次工业革命给社会带来的冲击。这一立法也是当时政治精英的一种对策，以期避免再次出现1789年至1799年法国大革命的类似事件——大革命对政治制度造成的动荡席卷欧洲，令欧洲人民历经三代人的时间仍铭记于心。
我们将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1914—1918年）社会保障理念和制度实践席卷整个欧洲和美国；一战后，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社会保障在部分地区加速发展，并以美国罗斯福新政下（1935年）的社会保障立法以及英国著名的贝弗里奇报告（1942年）达到高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美两国的社会保障建设激励了“福利国家”前所未有的发展。直到1989年柏林墙倒塌前，在所谓“东西对抗”时期“福利国家”一直被当作国际政治博弈的工具。
二战后的社会保障历史趋势并非不明显，但需要描述的细节也越来越多。某种程度上，在国家、地区层面，这些趋势变得越来越难以概括。换言之，越是试图把握地区、各国、国际和全球社会保障制度实践的细节特征，或越是试图考察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等制定的国际标准，就越容易忽略对总体趋势的考察。因此，本文力求采取一种抽象概括而不是具象化的叙述方式（因参考文献的匮乏，不得不省略对中国和印度的社会保障发展考察），但笔者希望读者仍能从阅读本文时立足历史而有所收获。
如果能提前把握社会保障制度设计中所应用的技术，掌握社会保障分析方法并熟悉国际社会保障界的一些“专业术语”，将有助于更充分地理解本文。有兴趣深入了解本学科的读者，进一步阅读本文的参考文献也将有所脾益。
二、遥远的过去：现代社会保障的先驱与发展动因
对古代社会保障所知甚少的原因之一，是历史学家们并不（在古代历史中）寻找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他们将社会保障大致只理解为第一次工业革命（18世纪到19世纪间）的产物，因此并不指望在古代社会发现任何类似社会保障的制度。
诚然，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概念与古代社会相距甚远。但是，如果从社会保障专业的视角考察关于罗马帝国的现有文献，不难发现罗马帝国也曾尝试建立一些正式但并不成熟的社会机制。这些机制自罗马王政时期到东罗马帝国时期（约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6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存续，尽管它们带着精英阶层的父爱主义（paternalism）作风，但从这些社会机制的特征看，大可称之为“社会保障项目”。
最早被编入法典的社会保障项目之一，当属罗马帝国首位皇帝奥古斯都在位期间（公元前27年至公元14年）制定实施的、覆盖罗马帝国/原罗马共和国军人的收入保障制度。在当时，军人们往往需要在离家千里之外的地方服役20多年。这一制度保障军人收到的薪饷足够养活家人——用现代语言描述，就是他们的工资包含了家庭津贴的要素。军人退役后，还能免费得到一片可观的土地，以此保障其之后的生活。从奥古斯都统治时期开始，在军人退休时，罗马帝国向他们一次性支付相当于11年至13年的薪饷——依据军人退休后的预期寿命不同，这笔退休薪饷的“替代率”约为50%到100%不等。
据古代文献记载，罗马帝国常备军的花费占据中央很大一部分的预算（这一预算由各行省向中央缴纳的税收，以及市民缴纳的税费组成）。虽然难以计算社会保障的实际费用，但如果考虑前述军人退休制度，并依据有关学者的资料aJochen Bleicken,Augustus:The Biography,Chapter 13:The Army of Augustus,Penguin,2015.进行估算，笔者认为，因社会保障而增加的额外费用大致占军人总薪饷的75%以上。
这一事例表明，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今的社会保障制度，享受社会保障者并不总是贫穷阶级，也未必来自“民间”——众所周知的是，罗马帝国军队曾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在当时是野蛮而“有效”的战争机器。实际上，包括军人在内的任何人，无论其收入水平或社会地位高低，都希望当他们在经济活动中不再活跃时可以得到一份收入保障，免除其后顾之忧。罗马帝国的统治者与精英为军队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并不是出于仁慈之心，主要是出于国家理性：军人受到过良好的军事训练，如果产生不满情绪，这些技艺将用于推翻统治者（在罗马帝国的版图十分辽阔之时，这一问题确实制约了帝国继续的扩张）。类似地，“对底层人民的恐惧”（fear of the bottom）也促使19世纪的欧洲大陆b“大陆”一词在本文及欧洲语境下，是指不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政治精英纷纷支持社会保障立法，从而使立法带着一种家长式（paternalistic）作风。
家长式的社会保障立法思路根植于罗马法传统，与此相对应的另一种思想流派是欧洲的济贫法传统（在后面的章节，我们还会从其他角度讨论这一传统）cJohn Dixon,Social Security in Global Perspective,Westport,CT,Praeger,1999.。1597年和1601年英国的旧济贫法，正是在总结和整合已有法律的基础上颁布的，最早可追溯到公元928年欧洲大陆和英国的相关立法实践。现在，《旧济贫法》被认为是欧洲中世纪之后，首部长效解决一国之内（英国）的社会贫困问题的法律。自其颁布后的300年间，《旧济贫法》影响了欧洲大陆和英国的社会保障思想，引领了当时的社会保障实践。与前述罗马法传统截然不同的是，济贫法传统聚焦于与军人完全不同的另一类群体：与社会生产无直接关系的穷人。因此，济贫法天然地带着某种惩罚色彩，以期阻吓那些潜在的申请者——而前述罗马传统则聚焦于促进社会生产的士兵，愿意为其提供帮助。《旧济贫法》的实施重点在于对人“冷若冰霜”的济贫院，这显然反映了当时的主流看法，后者受加尔文教派与路德教派道德戒律的影响，是对16世纪欧洲清教徒革命的共鸣。现在一般认为，这种制度设计源于劳动力短缺——14世纪的黑死病使欧洲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在农业社会，为了填饱民众的肚子，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为此只得不时把那些具备劳动能力（却逃避社会劳动）的市井无赖和乞丐派上劳动岗位。类似的做法在现代社会仍然存续，主要存在于英美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欧洲大陆的社会保障制度中则较少。在世界其他地区，这种形式也有可能复辟。
三、19世纪：英国、德国与罗马教廷
英国的《旧济贫法》分别于1597年和1601年颁布、修订。1834年不仅见证了《新济贫法》的出台，也迎来了无所限制的市场资本主义。具体而言，《新济贫法》a对此内容感兴趣者可参见以下介绍，内含更多参考文献：https://en.wikipedia.org/wiki/Enghlish_Poor_Laws#New_Poor_Law。规定，任何有劳动能力者除非进入济贫院参加劳动，否则无法接受政府的补贴或其他帮助。考虑到“劣等待遇”原则的贯彻实施（即要求申请加入济贫院者的状况，应当比社会上最贫穷的自由劳动者的状况更差），这一规定使得往往只有陷入赤贫或近似赤贫者才能接受救助。周期性出现的暂时性失业，是工业化社会的新现象，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新济贫法》无法应对：那些遭解雇又无法进入济贫院的失业者，其健康状况往往急速恶化，而这又反过来降低了他们再次进入劳动力市场时的生产效率。如此设计的社会保障制度不仅漠视了现代社会对人权的尊重，也与提高生产效率所需要的最起码的劳动标准格格不入。现在看来，1834年《新济贫法》降低了生产效率，使得欧洲随后所推动的“更有人性的资本主义”多花了一个世纪才得以实现。
不可否认的是，《新济贫法》是英国当时最重要的立法之一，也确实影响并反映了英国到20世纪为止的社会经济结构。在社会市场经济理念尚未诞生的当时，这一立法受“自由放任主义”思想影响。后者作为当时强有力的治理工具有其掩人耳目的欺骗性，并相应地塑造和影响了那些从英国迁往美国者的观念与实践。这种思想的另一个结果是，19世纪80年代德国带有社团主义（corporatist）色彩的社会保险立法模式无法在英国实现，在美国也只得到部分实现。
19世纪关于欧洲大陆社会保障模式的讨论虽然也影响了英国的社会保障实践，但从核心设计上看，英国还是选择了与欧洲大陆不同的取向。出现这种格局的部分原因在于罗马教廷一直以来的影响b随着1531年英国圣公会的建立，罗马教廷失去了对英国基督教治理结构的正式影响。。罗马教廷长期受到旧罗马法的影响，但它也宣扬并实践着宗教慈善，与此同时也支撑着德国、奥地利、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其他欧洲大陆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的家长式（paternal）倾向。
从国际视角看，在所有工业化国家中，19世纪80年代的德国能够成为第一个为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立法的国家，有其偶然性。尽管如此，这一成就仍然令人印象深刻：这个国家在短短7年内制定了一套完整的现代社会保障法，但大部分其他国家则需要数十年的时间（见表1）。在20世纪，许多国家以这种立法模式为典范并取得了成果。为此，有必要更详细地考察俾斯麦时期促进社会保险制度形成的相关因素。
表1 社会保障项目首次立法时间与经济发展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在制定第一部社会保障立法时并不是经济最发达的国家（见表1）。如果德国等到其经济像英国或美国那么繁荣再制定社会保障法，则至少要推迟一到两代人的时间。其他诸如意大利、日本、挪威或瑞典等国亦然，这些国家都制定了尚不成熟的社会保障制度，随后其经济也都大有长进。应当承认的是，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社会失序与焦虑中，无论是德国俾斯麦成功的社会保障立法，还是法国拿破仑三世类似但并不成功的立法尝试，都出于特定的利益考量——这些考量显然与当今国际社会承认的主流社会经济理念相去甚远。俾斯麦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主要是为了反制社会民主党人的政治运动。筹资模式方面，他起初并不想采纳从收入中扣除保险费的社会保险模式，而更倾向于通过一般税赋征收，从而增进工人对德意志帝国的忠诚——毕竟类似的方法也已适用于军人和公务员。他反对由工人自己缴费筹资，因为这暗示着承认工人在社会保险中的法定自治地位。但是，俾斯麦的这些设想面临最基本的宪政问题，难以实行：当时刚建立不久的德意志帝国几乎没有国税收入和税收管理体制，也就是说，国家税收几乎完全取决于30多个邦能向帝国交付多少税款，而这又需要在每一个财政年度里协商谈判。
最终，除建立社会保险制度外，俾斯麦的设想几乎完全落空，而且这一制度还保留了自治模式。这就为社会党人的团结和壮大提供了合法机制，促成社会党人未来政治上的成功。唯一值得俾斯麦安慰的是，社会保险制度为德意志帝国提供了全国性的治理机制——现在看来，这是向很久以后才收回的全国税收权迈出的第一步。
俾斯麦最终没能推行其社会保障细节设计的原因有很多。一方面，收支平衡原则应用了最新的复杂精算技术，有着令人信服的说服力aDenkschrift,Über die Höhe der Finanziellen Belastung,Welche Durch die Alters- und Invalidenversicherung der Arbeiter Voraussichtlich Hervorgerufen Werden Wird,(o.J.) Bundesarchiv,66 Seiten.(Memorandum on the Level of Financial Burden Resulting from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orkers' Old-age and Invalidity Insurance,Federal Archives Germany,66 Pages.
前文简要介绍的俾斯麦社会保障立法过程及相关细节表明，现代社会保障政策并不总是出于理想主义动机c英国1942年的《贝弗里奇报告》并不是一个反例。从贝弗里奇提出的理想概念，到具体实施新政策（不再执行《济贫法》）之间，还有相当大差距。下文还会举出更多的例子，从中我们将发现社会保障政策的“真正”潜在动因——出现这些现象的原因在于，社会保障是现代社会政治、经济和财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如此，政策过程一旦启动，其最终的实施结果可能与最初的政策意图相左。这可能看似无关紧要，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德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之所以最终如此设计，正是因为在三四代人的时间里，其人口和经济能够并且愿意以最有效率的方式与之相适应。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国家复制这一制度也能取得社会和经济上的成功，因为一国的人口和社会经济背景往往各有不同。有关社会经济发展的政策尤其应该考虑这一点：从其他国家解决问题之道中寻求灵感是合理的，往往也是有效的；但是，若要顺利地取得成效，则往往需要将这种灵感与具体国情相结合。纵观全球，许多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面临着各自的财政或结构问题，这恰恰证明，借鉴经验与适应国情相结合的重要性并不总是得到足够的重视。
1891年，在距俾斯麦的社会保险立法完成仅过去两年之时，罗马教皇颁布了其首部社会教谕《新事通谕》（在英语中通常称之为《论劳动阶层的状况》）dLeo XIII,Rerum Novarum,Encyclical of Pope Leo XIII on Capital and Labor,Libreria Editrice Vaticana,http://w2.vatican.va/ content/leo-xiii/en/encyclicals/documents/hf_l-xiii_enc_15051891_rerum-novarum.html,1891 (last visited on 08.12.2016).，以期应对资本和劳工之间的冲突关系。作为一个国家，梵蒂冈通常被认为有保守主义倾向，但与此截然不同的是，罗马教廷的社会教谕却令人惊讶地带有现代和进步色彩。相继颁布的8份社会教谕（分别颁布于1891年、1931年、1961年、1967年、1981年、1987年、1991年和2009年），涵盖了诸如劳资双方制度化合作机制、企业管理中工人的共同决定权、私有财产随附的社会责任、劳工优先于资本、工人组建工会的权利以及社会市场经济等议题。对上述文献的分析和结论自然也借鉴了“全世界”的科学资源，并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天主教国家”中普罗大众对于社会保障的有关态度（虽然在实践中往往并不十分成功，令人遗憾）。这就不难理解尽管近数十年来许多社会出现了规模庞大的世俗化浪潮，但“天主教的社会保障教诲”对社会保障政策的定位仍有着潜在影响a值得中国读者注意的是，罗马教廷与德国政府、民间组织之间一直以来有着紧密联系。例如，一直以来那些富裕的德国天主教教区有着向罗马教廷捐献大量资金的传统。毕竟，直到1806年拿破仑战争结束以前，德意志帝国的正式名称是“神圣罗马帝国”。。
四、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社会保障
国际劳工组织在1919年的建立是社会保障迈向国际化的一项重大事件bILO,Gründungsdokument ILO (1919) (Founding Document of the ILO),2016.。受德国社会保障立法进程启发，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欧洲各国政府和美国民间组织就自发地开展了许多以劳工为本的社会保障立法和政策cDaniel T.Rodgers,Atlantic Crossings:Social Politics in a Progressive Age,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s,and London,England,1998.。在金本位制的货币紧缩情况下，国际竞争势必使各国开始寻求建立一种国际机制，以期协调有关劳工成本与社会保障政策的实施效应。
德国的邻国们高度评价俾斯麦的社会保障制度，主要是因为其建立的现代化治理机制既关注整体又抓住重点：该制度治理效果卓越，影响深远，并且在欧洲与欧洲以外的地区都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尽管德国的举措引起其他欧洲大陆国家的注意，成为这些国家了解并逐渐制定类似制度的契机，但英国的政治家及社会保障倡导者认为俾斯麦这种由国家营运的社会保险模式“不适合英国”。其结果是，这种由国家组织的“社会保险”（实际上采取一种劳资自治的形式），没能在英国得以实施。许多年后，1970年英国工党政府主导实施的缴费筹资型社会保险制度，随后也被撒切尔夫人所领导的保守党政府（1979年至1990年）废除。
如果说英国对俾斯麦社会保险立法模式的反应一目了然，相比之下美国的情况则难以一言蔽之。一战爆发前的三十年间及爆发后的一段时间里，大量社会保障学者往来交流于大西洋两岸——特别是法国、德国、英国与美国之间的学者往来甚密。在当时，德国后裔构成了美国最庞大的族裔群体，许多美国人在说英语的同时仍经常使用德语。不少美国人也学习德语——在当时，德国很多大学为国际学术界的标杆，德国社会政策协会（German Verein für Socialpolitik）d早在俾斯麦社会保障立法的10年前该协会就已成立（1873年），并影响了立法进程中的有关辩论。现在，这个协会是德国保守经济学界主流思想的代表，失去了其“社会”倾向。的研究与出版物亦举世闻名。在此背景下，许多学者来到美国从事研究，探索俾斯麦模式应用在美国是否可行或应如何改进。学者之间潜移默化地相互促进，与此同时又竞相为制度方案提出各自的建议，成为当时国际竞争与合作的典范之一——尽管在这一点上普罗大众不甚了解。简而言之，这种“制度竞争与合作”的结果是，美国在1935年为“社会保障”立法（主要是俾斯麦模式下的社会养老保险）a1935年8月14日颁布的《美国社会保障法》（H.R.7260）“旨在立法建立一个综合的福利制度，提供联邦养老保险金，并授权各州为老年人、盲人、无人扶养的或残疾儿童等建立福利制度，建立生育与一般儿童福利制度，管理与制定有关失业保险法律，建立社会保障委员会，征收有关费用，及其他相关事项。”，但未能就医疗保险问题和失业问题进行类似立法：
俾斯麦的社会保障立法模式在英国和美国都不是特别受欢迎——政策辩论能以（1935年的）社会养老保险立法结束，主要得益于社会保险模式在德国所取得的卓越成就，特别是工伤保险制度（于1884年取代了德国赔付极其吝啬、效果不佳的雇主责任制度），能够有效减少工伤事故bDaniel T.Rodgers,Atlantic Crossings:Social Politics in a Progressive Age,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s,and London,England,1998.。
罗斯福1935年的社会保障立法，成为美国当时唯一一个值得称道的、由国家运营的、惠及整个国家的社会保险制度。商业保险公司预见到社会医疗保险将对其业绩造成威胁，进行大量不成体统的游说，使得当时基本业已成形的社会医疗保险草案无法通过c要大致理解这一进程，可以想象奥巴马医疗改革（2009年至2017年）推动全民医保时所面临的困难——类似的辩论也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的美国。。随着时间推移，工伤保险制度也逐步得以实施。
国际劳工组织的建立，旨在成为成员国之间有关劳动与社会保障问题的有效协调机制。然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不断重演的政治经济竞争以及国际间相互不信任的氛围，却使得这一目标无从实现。尽管国际劳工组织在1919年至1939年期间颁布了67部公约和66条倡议dILO,NORMLEX,Information System on International Labour Standards,http://www.ilo.org/dyn/normlex/en/f?p=1000:12000:::NO:::,2016 (visited on 23.11.2016).，但全球范围内劳工的社会保障状况却未有太大改善。一些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有所扩展或日趋完整，其中包括德国于1927年建立失业保险制度，而法国则于1928年建立社会医疗保险制度。
在这期间，英国、美国和欧洲大陆之间针对社会保障进行了大量的理念思辨、政策讨论和立法实践。出于各种原因，大部分英国精英对俾斯麦模式持怀疑态度，尽管他们也意识到当时英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本身也确实乏善可陈，仍然基于1834年《新济贫法》的陈旧理念：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英国，如果一个人未能诞生于上层阶级，或者未能通过奋斗进入当时规模甚小的中产阶级，则注定要像佃农或工资极低的劳工阶级一样过着十分朴素的生活，在面临疾病、工伤、失业时或在垂暮之年往往有陷入赤贫之虞。
因此，在当时不少学者为英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奔走疾呼。而当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其“新政”中加入著名的“四大自由”时——即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贫困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英国不得不正式将社会改革提上议事日程。
受政府委托，威廉—亨利—贝弗里奇爵士（1819—1963）研究并提出五种阻碍社会发展的“社会罪恶”——包括肮脏、物质、贫穷、懒惰和疾病——并在1942年发表了著名的《社会保险与相关服务》。《贝弗里奇报告》提出的理念框架在英国a1942年的《贝弗里奇报告》在今天仍值得一读。其理念在75年前就具有相当的现代性，为二战后西方许多国家的福利国家体制建设提供了参考，近年来也获得了国际认可与借鉴。尽管如此，除“国民医疗服务”外，这一报告在英国未能充分实现。引发了有关福利国家与政治的大辩论，并于二战后在全球范围内激励了福利国家的发展。这一报告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和财政政策一起，在长达25年至30年的时间里与前苏联体制成功抗衡；而前苏联体制则通过国家承诺的全民就业，保障人民免受贫穷之苦。
五、20世纪：二战后走向全球的社会保障
二战后，福利国家体制被视为前苏联体制的竞争模式。大量专著和文章通过不同角度描述了福利国家的发展沿革过程，以及福利国家与人口、经济的相互作用：政治、财政—经济以及社会的分析视角占据主流，往往还需要结合法律或制度进行研究。
联合国和国际劳工组织愈加频繁地介入社会保障议题，近一段时间以来还大量扩展研究、分析与政策建议方面的工作。与此同时，社会保障成为世界各国社会治理的构成要素（见图1）。
图1 各社会保障项目的全国性立法情况（已立法的国家占所有国家比例）（1990—2005年）
社会保障确实已经成为各国政府施政方针的有机组成部分，要对其避而不谈几乎不可能，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保障就将因此覆盖全民，事实上其尚未充分覆盖全球大部分人口b据国际劳工组织预测，全球约四分之三的人口尚未被完整的社会保障制度所覆盖。。虽然上述事实很少有人质疑，但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仍然滞后，其原因在于社会保障不可避免地要与其他领域政策相互影响——有的领域有利于社会保障覆盖率的扩张，而有的领域则不然。
二战后，我们不难发现，社会保障政策有时候迅猛发展并共同塑造了社会经济发展，而有时候则只是被动地顺应经济和政治上的趋势、模式和偏好。在此，本文将二战后福利国家的发展划分为如下三个阶段aJohn Hudson,From Welfare State to Competition State? The Evolv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Security and the Economy in the United Kingdom,University of York,United Kingdom,First draft October,Forthcoming,2016;Tony Judt,Ill Fares the Land,New York,NY,Penguin,2010.：
1.福利国家体制的建立与扩张（1945年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一阶段的特点可概括为：经济高速增长、战后失业率继续下降、工资快速增长、征收个人所得税几乎毫无阻力而社会保障费率提高；劳工权利得以改善，资本承担社会责任；社会保障开支相对于国民生产总值（GDP）的比值最初较低，但因立法通过了再分配制度而有所提高；在国际层面，美国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各成员国其货币对美元汇率固定bBradford J.DeLong,Macroeconomics,Rev.ed.,McGraw-Hill,New York,2002.，凯恩斯的宏观经济政策也获得广泛共识cPaul A.Samuelson,Foundations of Economic Analysis,Enlarged Edition,Harvard Economic Studies,1983.，上述事件都支持了福利国家相关政策的扩张。
2.福利国家体制的紧缩（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与第一次石油危机（1973年）的余波标志着这一阶段的开始，二者共同导致了全球范围内大规模的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工会转入被动防守态势；凯恩斯共识遭瓦解，这成为导致持续时间长达一年的“滞胀”（伴随通货膨胀的经济停滞）的原因之一；失业率居高不下，代价沉重，一种新的经济学流派出现——“芝加哥学派”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dMilton Friedman,Michael D.Bordo,The Optimum Quantity of Money,Transaction Publishers,2005.。第二次石油危机（1981年）之后，许多国家的劳动收入占GDP比重开始下降，而社会保障的筹资也变得愈加困难，因为劳动的收入是社会保障的重要筹资来源之一；福利制度方面，各国政府极力减少福利扩张政策，并逐步撤销部分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律法规。
3.以社会投资看待福利国家体制（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在这一阶段，社会保障的怀疑者和拥护者将社会保障解释为一种对人和经济的投资。在形式上制度虽未有太大变化，但具体内容发生了转变：应对社会风险的筹资方式开始从互助共济偏向个人承担。部分互助共济型社会保障项目缩减（甚至废除），取而代之的是自愿性或强制性的个人账户制度安排，包括那些极度依赖金融市场的制度。与此相对应的是，那些加入社会保障制度的社会成员被视为“客户”，而不是有权享受公共福利的公民。在这一阶段，世界银行是主要的意识形态输出者，它之所以能在国际范围内达成目的，离不开《防止老龄危机》eWorld Bank,Averting the Old-age Crisis:Policies to Protect the Old and Promote Growth,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的出版，后者在政治、学术和社会层面都极易掩人耳目。这种倾向的加强，还得益于所谓华盛顿共识fKatharina Müller,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ension Reform in Central-Eastern Europe,Edward Elgar,1999;John Wil liamson,What Washington Means by Policy Reform,in John Williamson (ed.),Latin American Adjustment:How Much has Happened? Washington,DC,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2.的形成、柏林墙的倒塌以及伴随而来的政治混乱，特别是前苏联国家的政治混乱。以此为背景，尽管部分社会保障市场化实验遭受合理质疑，许多政府也暂时无暇顾及aKrzysztof Hagemejer,Wolfgang Scholz,Nachhaltig,Sicher und Angemessen? Die Reformstrategie der Weltbank und die Rentenreformen in Polen,Ungarn,Tschechien und anderen osteuropäischen Ländern,Eine Neubetrachtung,(Soziale Sicherheit in Europa) in Deutsche Rentenversicherung 11/12,Berlin/Frankfurt,2004.[English Draft available under the title:Sustainable,Safe and Adequate? Pension Reforms in Poland,Hungary,Czech Republic and Other Countries of the Region and the World Bank Pension Agenda.。2008年至2010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后，由于各国财政紧缩，社会保障政策在一些国家被进一步削减。至此，诞生并延续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中期的福利国家体制，在早期有着进步和解放的性质，但此时已失去许多甚至是大部分这类进步性质，要领受福利变得越来越困难，以至于“福利国家”这一称谓似乎也名不符实：法定退休年龄提高；资本越来越不愿承担社会责任；社会保障不再通过互助共济这一增进社会团结的方式为人民提供保障，却越来越倾向于将风险转移给个人承担，但这种做法反而会降低人民的稳定安全预期bTony Judt,Ill Fares the Land,New York,NY,Penguin,2010.。
有鉴于此，那些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c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1981年至2008年期间，共有23个国家对其社会养老保险进行完全或部分私有化改革，其中包括拉丁美洲国家13个：智利（1981）、秘鲁（1993）、阿根廷（1994）、哥伦比亚（1994）、乌拉圭（1996）、玻利维亚（1997）、墨西哥（1997）、萨尔瓦多（1998）、尼加拉瓜（2000）、哥斯达黎加 （2001）、厄瓜多尔（2001）、多米尼加共和国（2003）和巴拿马（2008）；东欧国家10个：匈牙利（1998）、波兰（1999）、拉脱维亚（2001）、保加利亚（2002）、克罗地亚（2002）、爱沙尼亚（2002）、立陶宛（2004）、斯洛伐克（2005）、马其顿（2006）和罗马尼亚（2008）。上述国家实际上仅占全球国家的一小部分（12%），实际受影响人口占全球人口比例则更小，这反映了大部分政府对激进式改革的固有怀疑。相关资料由国际劳工组织的施瓦策—赫尔穆特（Helmut Schwarzer）先生于2016年9月6日提供。将公共养老金制度进行私有化改革的国家，自2000年起也展开了二次改革：部分拉丁美洲国家宣告私有化改革无效或宣布其违宪（如厄瓜多尔和尼加拉瓜），最终公共养老金制度得以存续；有些国家部分或全面地重建了公共养老金制度，包括阿根廷（2008年）、玻利维亚（2010年）、匈牙利（2010年）、波兰（2013年）、保加利亚（2014年）和哈萨克斯坦（2013年）；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研究如何进行二次改革，包括智利、萨尔瓦多和俄罗斯。
上述改革能否实际改善参保人的社会状况仍有待观察，但至少表明民间社会对这种私有化倾向并不能全盘接受。德国不是实行社会保障全面私有化的国家，只进行了部分市场化改革，但近年来因为人数不少的德国雇员反对“里斯特改革”所带来的自愿性私人养老金制度dBMAS,Entwicklung der Privaten Altersvorsorge 2001 Bis 2016 (Bundeministerium für Arbeit und Soziales) (Development of the Number of Private Pension Contracts 2001 to 2016,
尽管二次改革方案也面临问题，最终是否成功也尚不可知，但从改革进程中仍不难发现，这些改革的核心方向正在回归“经典”社会保障原理与政策取向。中国的社会保障政策发展方兴未艾，未来中国在这一点上的立场，也许会对国际社会保障界产生重要影响。
六、社会保障的若干传统
应该注意到，在二战后福利国家发展之后，社会保障总是受各种传统思想所影响，并在不同时期对社会保障政策的选择与实践有着程度不同的影响aJohn Dixon,Social Security in Global Perspective,Westport,CT,Praeger,1999.：
1.在分别制定或修订于1597年、1601年和1834年欧洲济贫法传统中，济贫院是该传统的构成要素，也是现代家计调查机制的思想渊源。
2.主仆传统（Master-Servant Tradition）认为，“自负盈亏、追求利润者，在设立代理人时会对他人构成风险，必须为该行为的结果负民事责任”bJohn Dixon,Social Security in Global Perspective,Westport,CT,Praeger,1999.——该原则看似合理，但在企业经营实践中经常被滥用，从而使雇主对工人的优势得以延续。
3.职业储备金传统漠视现代社会对社会保障的要求，尽管如此，仍有政策制定者（特别是那些不了解情况的政策制定者）继续为其所吸引。
4.社会保险传统于19世纪至20世纪在全世界取得最广泛的影响和成功，但近年来其对发展中国家的吸引力开始减退。
5.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传统所力求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与贝弗里奇在1942年提出的概念有许多交叉重叠之处。但这种传统通过加强工作纪律的方式来削减个人权利并增加集体权利，是一种试图让日常社会保障为经济增长服务的机制。
6.父爱主义国家福利传统追求社会稳定与进步，消除“那些让我们遭受不幸的社会根源”，以期将资本主义变得更人性化。
7.市场化传统强调市场的优点。这种传统信奉帕累托效率原则c帕累托效率原则是福利经济学的术语。弱帕累托效率原则指的是，如果与A方案相比，B方案下某一群体的整体效用提高了，那么人们将更倾向于选择B方案。强帕累托效率原则指的是，如果与A方案相比，B方案下至少有一个人的效用提高了，而又不减损其他人的效用，那么人们将更倾向于B选择方案。，认为应当由每个个体评价其自身是否幸福，并认为每个人都是理性、有进取心、精于算计的利己主义个体，都有着自己的偏好。
8.一般最低收入（General Minimum Income）传统（未纳入具体化的分类标准中）可视为对其他传统的一种激进回应。它提出两个目标：一是免除人们通过工作获得最基本收入的必要性，从而使每个人在做出日常决策时，免受物质匮乏的制约；二是用最少的管理制度——仅记录出生、死亡和相应的给付金额——取代现有社会保障管理机构，减少行政部门的官僚作风。也有人将不附带条件的转移支付制度视为一般最低收入的先驱。
在发展成熟的社会福利国家里，往往能找到上述许多甚至所有传统并行不悖——尽管对其称谓有所不同。
七、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a译者按：本节之下的部分标题为译者所增加。
（一）对已有研究的回顾
从前节对社会保障的有关论述中，不难观察到近来学术界对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主要存在两种趋势：
有一类研究强调社会保障发展的起起落落是主流经济学流派更迭的结果。此类研究的作者往往不是经济学家。虽然作者往往对社会保障事业的遭遇深表同情，但却从经济政策的思维出发，认为社会保障从根本上看是经济发展的结果。换句话说，此类研究以经验数据为有力佐证，试图改变当前社会保障的发展趋势，以期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但他们知之甚少的是，为达到此目的应该如何有效地回应主流经济学流派。此类研究的论述重点在于社会保障如何影响金融资本主义，如何影响经济思想、经济政策立法及其实践的指导原则，属于广义上的“反华盛顿共识”和“反新自由主义”研究的范畴。
另一类研究则强调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相互依赖关系。近来，有些研究强调，社会保障是经济发展的驱动因素之一，或应当视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工具——例如联合国颁布的许多文件——此类研究正呈现出快速增长趋势。有的研究带有宣扬价值理念的色彩（不使用数据或资料来验证或推翻研究假设），有的研究则看似科学但带着强烈的政治目的——例如世界银行1994年的报告bWorld Bank,Averting the Old-age Crisis:Policies to Protect the Old and Promote Growth,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就是一本工于心计的著作，蒙蔽了许多政治家。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这一报告促使拉丁美洲和东欧国家的政治家制定了值得商榷的养老金改革决策。
还有一些研究则显得科学中立，在行文上倾向于描述事实，往往有经验数据作为支撑。这类研究在给出政策结论时则谨慎得多。例如，瓦格纳1876年的专著《政治经济学》在“第一卷：基本经济情况”中，提出并验证了一个假说：随着经济和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国家的干预介入也将增加，其中包括社会政策方面的干预。瓦格纳定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具有较强的预测效力，至今很少有其他经济假说能望其项背。林德特的专著《走向公共干预（Growing Public）》cPeter H.Lindert,Growing Public:Social Spending and Economic Growth since the 18th Centur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UCLA),2010.沿着瓦格纳的思路，描述了欧洲和美国的政府干预倾向与国家经济增长之间的高度相关性。
现有干预措施能否抵消经济周期性衰退的趋势，瓦格纳和林德特的理论能否继续保持优势地位，都有待进一步观察。但无论如何，瓦格纳和林德特的研究似乎表明，现代社会的经济增长在无意间不可避免地促成了社会保障的诞生与发展。
（二）社会保障传统何以存在
对上述研究文献的分类表明，经济学理论也在试图回答一个问题：本文第六部分所列举的社会保障传统何以存在？从既有研究中可以归纳出若干原因：
第一，如前文所述，《济贫法》传统在诞生之初，是为了应对黑死病所引致的劳动力大量短缺问题。
第二，许多学者都认为，诞生于19世纪后半叶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有其必然性，因为它使传统的“多代同堂”家庭从照顾其他年老、患病或失业的家庭成员中解放出来，从而使处于“适合劳动年龄”的家庭成员免受上述家庭责任的制约，自由进入劳动力市场。
第三，近来，还有观点指出社会保障提高了经济效率，因为它“买断”（buy-out）了社会生产过程中效率较低的劳动者aSala-I-Martin,Xavier,A Positive Theory of Social Security,Yale University,Revised:November 23,1995.，与此同时也“买进”（buy-in）了劳动效率较高的劳动者bWolfgang Scholz,Tractatus Securitatis Socialis,Mimeo.Pdf,Maastricht Graduate School of Governance,1999.——这些措施将有利于保持甚至提高现有劳动力的生产效率。以下是两个例子：
●养老金制度“买断”了生产效率较低的老年人或残疾人（使其退出劳动力市场）。有人认为，这种举措将提高其他劳动人口的生产效率。
●幼儿园为家长提供了育儿服务，使家长能高效地参与劳动力市场（“买进”了更多劳动力或劳动时间）。有这类需求的家长往往也是现代企业所需要的年轻、受教育的劳动力，当他们就业后，将提高整体生产效率。
在医疗保险、失业保险或工伤保险领域，也存在着类似的“买断—买进”效应。
理解社会保障对经济的这种影响方式，就可以从社会经济过程的视角，通过调节有关参数，达到调整有效劳动力人口规模的目的，以调节福利或津贴的领取条件（给付水平、法定退休年龄、福利持续时间等）为例，许多政府已在政策实践中经常运用。
（三）社会保障传统如何发挥作用
就社会保障传统对经济的影响而言，这些传统之间是否存在优劣次序？从经济发展实践（而不是理论）的视角看，我们试图回答一个问题：社会保障传统实际上如何发挥作用？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首先应当列举出各种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模式，并尽可能地选择那些广为接受的社会保障制度。
具体而言，在现行制度中我们只选择了两种社会保障供给模式：
俾斯麦模式，通过缴费筹资的社会保险制度；
贝弗里奇模式，通过税赋筹资的社会转移支付制度（严格意义上讲，贝弗里奇打算用统一的收费标准为福利国家体制筹资，可视为一种人头税）。
1.俾斯麦模式
在经济发展的语境下，俾斯麦模式如何发挥作用呢？俾斯麦开创的社会保险制度被后人称之为“走了历史的好运”，部分原因在于这一制度天然带着下列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特征：
通过社会保险机制，在劳动者面临特定突发事件时，国家为其提供一定收入替代率的给付。具体方式是，劳动者（含雇主、政府）依据个人收入缴纳保险费，所得的保险金亦依据其之前的收入而定；该制度由家计调查式的社会救助制度进行补充，后者保障了最低收入，防止人民陷入赤贫。
如果要从经济上准确理解俾斯麦社会保险制度，需要意识到这一制度的筹资与给付机制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这一性质使得：
●劳动者有动力追求生产效率最大化，从而最大化其自身工资与社会保险给付；
●这一制度追求正式的劳动雇佣关系，以便有效率地管理并支付社会保险给付；
●这一制度追求最大化就业，以期不断接近普遍覆盖的目标。
最大化就业激发了宏观经济政策的促增长倾向。俾斯麦模式下的社会保障制度，几乎只有社会医疗保险体现了收入再分配要素；其他的制度内再分配要素几乎不存在；社会救助制度虽带有再分配性质，但给付水平微乎其微，再加上其在整个社会保障制度中的定位，决定了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才会发放社会救助津贴。
经久不衰的俾斯麦模式得以在全球范围内取得成就，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其逻辑显得“自然”，从直觉上易于理解；
●既可以只采用现收现付制，也可以预筹基金，有多种组合方式；
●即使原先没有缴费积累的人，也能够得到给付；
●技术上能够依据人口和新的经济发展情况进行参数调节；
●能够做到在制度内进行某种程度上的再分配，并保留其支持经济增长的核心特征。
上述最后一点尤其重要，因为只要社会经济与科技发展允许中产阶级得以扩大，俾斯麦社会保险制度就将运行良好。而当中产阶级规模逐渐萎缩，工资收入只够维系最低水平的保险金，而不足以使参保人免于赤贫时，这一制度就将运行不良。此时，保险金给付将全面低于贫困线，需由社会救助津贴予以补足——不会有人希望这种情况变成“日常状况”，从而需要通过必要的改革予以纠正。
作为社会治理工具，俾斯麦模式促进经济发展的潜力在2008年至2009年的金融危机中再次得以显现。在当时，德国成功运用了短期合同工作制，以避免出现大规模失业，并使暂时性闲置的劳动力做好准备，以期其在经济复苏后重新找到工作。
2.贝弗里奇模式
贝弗里奇模式又如何嵌套进经济发展过程之中呢？贝弗里奇提出建立这样一个制度，由国家通过以下措施保障全体人民享有免受贫困之自由：
●全体人民支付较低而统一的费用（即人头税）；
●全体人民在贫困之时，能获得足够的现金（以及服务）保障，而无需通过家计调查；
●如出现任何赤字 ，由国家填平；
●如果想要水平高于“免受贫困之自由”的保障，应当寻求私营部门的服务。
值得注意的是，贝弗里奇模式下社会保障缴费与享受的津贴之间相互独立（这也是其与俾斯麦模式的核心区别），这就意味着：
●津贴给付水平取决于社会对其的规定，从而是由每一年度的政府预算所决定；该制度从设计之初就旨在保障“免受贫困之自由”，因此无需安排家计调查式的社会救助制度；
●这一制度需要生产出有足够多的应税产品，才能进行再分配。在严格意义上，只要税收能顺利从各种雇佣方式中征收，这一制度并不一定需要正式的劳动雇佣关系。
贝弗里奇模式的上述特征，使得个人在进行决策时可不受经济限制。也就是说，这一制度模式蕴含着高度再分配功能，对经济状况的相互作用仅存在于需求侧，而俾斯麦模式虽然相对而言，再分配功能弱，但供给侧和需求侧都与经济状况相互作用。
很难评判到底是俾斯麦模式，还是贝弗里奇模式“更有利于经济发展”。从第一印象上看，有人可能更倾向于俾斯麦模式，因为它带有清晰的效率取向。然而，我们的世界正面临着各种问题，社会政策制定者必须考虑的一个核心命题是，在未来制度设计中，社会保障制度是否应该有更多的公平取向和再分配机制。
八、结论
回顾人类古代历史，并不难发现社会保障的一些要素。这似乎可以表明，尽管社会保障的具体实施形式不同，但它确实是人类的内在核心需求之一，也符合普遍意义上的理性人假设。更深入地考察自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社会保障思想与政策发展后，还应当注意到社会保障政策由多种政治利益所共同推动，而政治家的意图与最终结果往往却不完全吻合（俾斯麦就是一个显著的例证）。尽管如此，在德国19世纪80年代进行现代社会保障立法之后，首先是欧洲各国纷纷成功效仿，随后美国也开始借鉴，其影响至今仍然持续。二战结束后，在以《贝弗里奇报告》为代表的福利国家发展过程中，社会保障是重要的驱动因素。自苏联解体后，除少数特例外，全球的资本主义变得越来越不稳定，金融危机一再出现。这使得西方世界的社会保障制度进入防守态势，但发展中国家对建立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的需求却显著增加。
社会保障被视为一项社会“投资”，与此同时，它也相应地推动了经济发展进程。许多案例研究表明，社会保障对家庭收入状况有着积极影响。通过比较社会保障实施政策前后的家庭人均收入水平可以发现，低收入家庭收入提高的效果非常显著。这些家庭只能获取很低的基本收入，而不用缴纳或只缴纳很少的个人所得税或相应费用。对中高收入家庭而言，人均收入提高的结果也很重要，但相比之下其收入提高的相对值则不太显著，因为中高收入家庭并不总能得到社会保障给付，但却通过相关税费承担社会保障筹资责任。
由于宏观经济数据（以国家为单位）的统计口径问题，社会保障通过“买断—买进”机制，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宏观经济效应未得到有效衡量；在企业层面这一问题是否值得研究，目前仍有待商榷；今后还需要进行更多基础性工作。
测量社会保障需求侧的效应则简单得多。例如，可以比较国民社会性支出（如“社会预算”aWolfgang Scholz,Michael Cichon,Krzysztof Hagemejer,Social Budgeting,ILO/ISSA,2000.）与国民收入（如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关系。图2为欧洲各国的情况。在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尽管欧洲各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在细节上仍面临许多合理批评，但即使在金融危机期间仍发挥了预期功能，即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平衡稳定。金融危机发生后，几乎所有欧洲国家在其国内生产总值（GDP）下降时，社会支出都提高了——如果制度设计合理的话，这正是社会保障支出的预期效果；与此同时，相对支出水平呈缓慢下降趋势（因为各国财政紧缩，而且GDP复苏缓慢）。
狄克逊（Dixon）所提炼的“社会保障传统”或多或少地存在于当今世界各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中。这些传统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保障与经济效率或劳动生产效率的关系。
本文的另一个考察重点在于学界如何从经济理论的视角解释社会保障。多年来，社会经济学领域涌现出不少优秀的研究，其中包括萨拉伊马丁（Sala-I-Martin）的“买断—买进”假说——从主流经济学观点上看，它非常符合直觉，与此同时又符合社会保障治理规律。因此，这一假说在过去三十多年间受到全球许多经济学家的推荐，也为许多政府所接受。
图2 欧洲各国社会支出比例
我们还考察了在制度相对完善的社会中，社会保障如何与经济互动。社会保险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因此我们集中考察了社会保险传统在俾斯麦和贝弗里奇两种实践模式中的表现。我们发现，俾斯麦模式下社会保障对经济突出影响作用于经济发展的供给侧——即劳动生产效率，而贝弗里奇模式下社会保障的主要影响在于需求侧。由于篇幅有限，本文对再分配效应只进行了粗略分析。现有数据资料用于测量社会保障对需求侧的影响令人满意，但用于分析对供给侧的影响则远远不足。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主要在于联合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理论基础及其长期以来形成的方法论aSNA,United Nations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European Commission,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United Nations,World Bank,New York,2008.——这一点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Abstract:The essay begins with taking note of traces of social security practice that can already be found in ancient human history,arguing that social security seems to be a deeply rooted human want,including of the ubiquitous modern homo oeconomicus.It then explores the early forerunners,since Europe's Renaissance,of modern social security policy and thought,with the focus on the UK,Germany and respective writings of the Holy See.Germany's comprehensive social insurance legislation of the 1880s turned out to be influential on Continental Europe and triggered intense mutual exchange about best solutions between scholars and politicians of Germany,France,the UK and the US before and after World War I.The unprecedented development of the welfare state after World War II was inspired by consolidated social security visions as developed,mainly,in the UK in the 1940s.Latest with the fall of the Soviet System the welfare state concept has entered a phase of deep crisis and lost legitimacy.Global capitalism has become more volatile,with public social security on the retreat and privatized social security experiments missing their social targets and facing reconsideration and re-reforming.In this situation,social security,as materialized in various traditions,is hampered to unfold its potentially productivity enhancing impacts as well as its socially and economically stabilizing functions.As it turns out the chosen core structure of social security solutions (their "design") is paramount for the social as well as the economic effects to be expected.This is illustrated by using the examples of "Bismarckian"versus "Beveridgean"systems,where,in a nutshell,"pure Bismarck"turns out to be strictly labour productivity oriented whereas "pure Beveridge"focuses on societal equity.
Key words:history of social security;welfare state;Bismarck model;Beveridge model;social secur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 security
（责任编辑：华 颖）
Global Social Security i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ntexts:Historical Experiences and Current Trends
Wolfgang Scholz
(Hochschule Bonn-Rhein-Sieg,Sankt Augustin 53757,Germany)
沃夫冈·舒尔茨（Wolfgang Scholz），德国波恩—莱茵—锡格大学研究员。曾任德国劳动与社会事务部社会预算局局长、国际劳工组织社会保障处高级顾问（1994—2015）。长期从事宏观经济和精算工作，在包括社会保障财务分析与设计等领域有近40年的专业经验，其中在德国从事社会保障规划16年，在联合国从事政策咨询22年，专长于社会保障学术研究。
［译者简介］蔡泽昊，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博士生，中国社会保障学会秘书处志愿者。本文系作者于2016年9月21日在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国际劳工组织、德国艾伯特基金会在北京主办的“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国际研讨会”上的主题演讲，本刊发表时经作者修订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