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品洁

摘要：孔孟思想中，“情”是“仁”中的重要元素，“仁”在不同情境下有不同的内涵，但脱离不开感性情感的参与，孔孟之道的“情”有两个特性，即人文精神和审美性；并且先秦以孔孟为代表的儒道之情对中国的政治、伦理、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情；仁；孔孟思想；感性

“情”在孔孟思想中很少被单独论述，即使提及“情”，也是将其放于“性”内作为人自然、天生的材质来说明。但孔孟谈仁爱、说仁义时，却暗中也透漏着情感因素，“仁”是有情之“仁”，是情理交融的复合体。仁爱与仁义的思想贯穿着中国文化，“情”的参与，形成了人情文化、情感文化、审美文化。我们这里就孔孟之道中“情”的内涵、特性、来源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做出梳理和探讨。

一、“情”的内涵

孔孟思想中的“仁”、“礼”、“义” 内容都包含着情理交汇的感性特征：它们都是有情人生中道德规范，而不是西方古典哲学中理念性、形而上的律令，孔孟之道中“情”是关乎人之生命的感性存在。“仁”中有大气磅礴的情感劲势，因此它是天下之志，是大人之器，不同于宗教的虚无人生观，而是一种“有情宇宙观”。

“有情宇宙观”中“情”的诉诸对象首先就是人的生命。《论语》、《孟子》中多处渗透着反对战争，珍重生命的思想，面对国君关于如何战的请教、如何胜的问题，二者都选择避而不答或者直接反对：“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1] 并且即使对于仁义之战，如周武王讨伐商纣王，二者也认为平复天下、解民倒悬才是目的，杀敌伤人只是对待暴虐之行迫不得已的制裁手段，对《书》中“血流漂杵”的“不尽信”便体现了有情之仁对生命的尊重。因对民存情，故他国子民也仰之盼之如望甘霖，西征东怨，民心归附。这同西方古代复仇、屠城性质的战争完全不同，一者出于情而得于情，一者出于战而失于战。

其次，孔孟之道的“有情宇宙观”中，除了这种反战重生的圣人气象外，还流露出一类特别的日常情怀，是一种乐天知命、俯仰不愧的生活惬意，这种惬意构建出有情人生與有梦人生。《论语·述而》第五则中提到孔子梦周公，而《文心雕龙·序志》中提到了刘勰梦仲尼而随之南行，可见儒者之梦都在此世间，或志于复礼，或志于立言，或存追梦激情在天地苍冥，或存浩然正气在史简丹青，孔孟之道的“情”在于人生价值的渴求之梦，是五情红尘之梦。这不同于道家寂静无事的庄生梦蝶，也不同于佛家的“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盘”。儒家之梦根于五情，落于人世，用现代话语来说，就是极大地发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积极有为，追梦不止。

再次，孔孟思想中特别重视的就是人伦之情，孔夫子赋予了这种人伦情感以心理基础，因此有回报“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2] 的情感“孝”，以及“三年之丧”的礼制；而孟子更是使这种人伦情感有了本性、自然的支撑，将人伦情感归至人的善性与良能。

二、 “情”的特性

1. 人文精神

中国古代政治法律生活中有三个关键词：“天理”、“国法”、“人情”，其中“人情”很大程度是来源于儒家思想中的人文性，尤其是孔孟思想中的人伦情感。前文已提及，我们之所以在礼仪上循规蹈矩，是因为礼中有仁，仁内含情：“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3]，“子于是日哭，则不歌”[4]，这种哀戚、持久的情感就出于对他人苦难的感同身受与切身理解，延绵余哀中流露出恻隐同情的人道光辉。

冯友兰先生在《新原道》中认为儒家区分了道德境界与功利境界的真正不同，而这里的道德境界不是“道德的规律，或道德格言，叫人只死守死记。”[5] 即不是要求人只需知其然，不必知其所以然的规范守则，而是渗透着主体对应为之事所具有的深切人文理解与人性同情，这样应为之事就趋向了愿为之事。

2. 审美性

一般我们分类审美情感的愉悦等级，都会将其由低至高分为三等：感官上的快感愉悦、心理上的补偿愉悦、以及精神境界上的崇高愉悦，孔孟之道中所流露的审美情感，由于蕴含道德仁义等内质，便处于第三等级，即精神境界中。

此外，“乐”（yue）中也有丰富的审美性，孟子所说的“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6] ，“声”之所以比“言”更易动人，就在于“声”更带有情感性，是人的情感随外界事物而起伏迭变的表现，也就是荀子所说的“人情之所必不免也”[7] 。而孟子特别重视“乐”与道德的关系，也在于他认识到了“乐”具有以情感人的美育作用，并且，以“仁义”为本的“乐”更能发挥出强大的社会性人伦教化功能：“昔者王豹处于淇，而河西善讴；绵驹处于高唐，而齐右善歌；华周、梁之妻善哭其夫而变国俗。有诸内，必形诸外。”[8] 可见，人伦之情在内心积蓄，便会表现于外，形诸舞咏，因而带有一定的审美品质。

四、“情”的影响与作用

孔孟思想中的“情”对中国社会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可以将其总结为以下三点：

1. 政治上：使意识形态温情化

《论语》开篇第二则就说“仁之本”在于孝悌，并且孝悌之仁不会犯上作乱。在儒家思想中，忠、孝常连于一体来评价一个人的品德操行，为何政治操守同伦理品行能够打通、连结呢？其中关键就在于“情”。

孔孟之道中的政治理想带有温暖的人情味。本于孔子的忠恕原则，《孟子》将其推及至国家治理，提出独乐与众乐的关系问题：孟子并不反对在物质上的快乐，但这种快乐要与民共享，要做到“与百姓同之”[9] 的政治理想境界。

2. 伦理上：特别关注人伦关系

儒学义理似乎不太去深究事物的本质本源，而更多关注事物的功能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而孔孟思想因情感的深入渗透更是特别去关注社会的人伦关系。

孔孟之道所强调的人伦情感是以家庭亲情为核心而辐散开的。《论语》、《孟子》中从来看不到“大义灭亲”之举，孔子肯定的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朱子于此处有会心评析：“父子相隐，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为直，而直在其中。”孟子更是从具体之事入手，来维护人伦亲情，提出父不教子的观点，这其实就避免了一对隐性矛盾，即善善相责而反夷的矛盾，教育本来是维持人心良善的工作，但也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活动，教育活动中必定会产生摩擦、冲突，为避免这种由教育的严肃正理所引发的情势矛盾，干脆就直接选择回避化解——“君子之不教子” 。

3文化上：追求向死而生的乐观精神

孔孟所关注的，都是人的历史或人的现实，而对于彼岸世界，都采取了搁置不论的态度，相较于宗教从个体心灵出发的普度众生，由于“情”的深植其中，儒学似乎更愿在温暖红尘中救世济民，从一种广阔的、真实的天地出发，将经世致用的大事业视为神圣道德，用力于伦理、政治，以实现个体、家国、民族的理想，同时“把人生大群积极价值扶植起来” 。

但被生命激情所渗透的文化乐观精神，并非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放纵、挥霍之乐，而是背负着人生苦难与生命无常，却仍能自强自新的苦中作乐，因此才有忧患意识与敬德修业的内省美德，而避免了桀骜不拘、轻浮不敬的浮躁情性。

[参考文献]

[1]《论语译注》 杨伯峻译注 中华书局 2016年2月.

[2]《孟子译注》 杨伯峻译注 中华书局 2015年9月.

[3]李泽厚：《由巫到礼 释礼归仁》 三联书店2015年5月.

[4]李泽厚：《论语今读》 中华书局 2015年3月.

[5]《荀子》 方勇 李波译注 中华书局 2015年3月.

[6]冯友兰：《新原道：中国哲学之精神》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年.

[7]熊十力： 《现代新儒学的根基：熊十力新儒学论著辑要》 郭齐勇编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6年.

[8]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五）》 东大图书公司 1978年.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00）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