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治民 王炫力

摘要：本文首先描述了儒学在大陆和台湾的不同现状，分析了造成现状的历史成因，进而指出对儒学与现代化关系的认知互异是造成儒学在大陆和台湾现状不同的根源，强调正确认识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是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应有之义。

关键词：儒学；大陆；台湾；现代化

一、儒学在大陆

百余年来，尽管有不少学者仍旧对儒学抱有温情和敬意，并极力推动儒学的复兴和发展，但儒学在大陆的式微已是不争的事实。进入21世纪，“国学热”、“儒学热”等种种迹象表明儒学在经过了长期的沉寂之后重新点燃了发展的势头，但在党的十八大之前，儒学在社会上边缘化的现状依然没有改变。无论是从官方对儒学的态度，还是社会各界对儒学的理解，或是儒学在教育中所占的比重来看，儒学的复兴无疑任重而道远。

从意识形态说，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与儒家思想无涉。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是以批评儒学的姿态出现的，如党早期的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就对孔子和儒家进行了一定的批评。改革开放之后，党对儒学的态度与此前有所不同。1993年8月16日，《人民日报》史无前例地刊发了题为《国学，在燕园又悄然兴起》的长篇报道，这标志着党开始有意识的提倡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重新定位儒学和国学在现代化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事实证明，党对儒学和国学的支持确实在此后的年月里持续增加。然而，自1978年改革开放至党的十八大这期间，尽管官方对待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有了较为明显的改观，但与官方对自然科学和以经济、法律为代表的社会科学相比，其支持的力度仍然有所差距。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五四青年节同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今天，我们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汲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这为我们正确对待优秀传统文化、充分认识儒学和现代化的关系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与官方对待儒学的态度相比，社会各界对儒学的理解或许值得堪忧。在知识分子中间，除去以儒学为研究对象并以复兴儒学为己任的学者之外，大多数人还是秉承了上个世纪的批判态度。在他们看来，儒学在追求现代化的当代中国，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根基，也无助于国富民强。这种批评态度尤以自由主义、极左的假马克思主义为甚。对于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巨商富贾，儒学一方面可以与企业管理、组织战略相结合，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另一方面可以作为他们个人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涵养性情、安身立命。然而，一般而言，他们对儒学的理解流于肤浅，也并没有真正的将儒学渗透到自身的现实生活之中，成为支配思想和行为的重要力量，大多数人仅仅把儒学作为装饰品，以弥补自己欠缺的教育和由之而来的文化自卑心理。至于工人和农民，一方面由于教育水平、知识能力有限，另一方面由于在文革期间及以后所接受的教育与儒学了不相涉（古代在乡村担负儒学教化职责的族老早已不复存在），他们对儒学几乎缺乏认识和了解。

在党的十八大之前的较长一段时间内，国学在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构成中都有加强的趋势，但与传统文化复兴所要求的仍然有相当大的一段距离。很多中小学生仅仅是为了应付考试才学习和诵读教育规定的国学内容，除此而外，吸引他们的是其它更为有趣的现代化东西，一旦通过考试，这些学习过的国学内容也就抛诸脑后。这一现象充分表明了大陆在国学教育方面的不足。当然，自从国学热兴起以后，一些孩子的家长登高远眺，认识到国学对于孩子成长的重要性，由衷的表示国学将与人们的生活发生日渐密切的联系，于是在官方教育之外，将孩子送到民办国学班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国学启蒙经典，以培养孩子良好的待人接物和为人处世的能力。只是从占比来讲，有这种前瞻意识的家长仍在少数。在高校，生源最为充足的是经济、法律、计算机等就业前景良好的专业，而中文、历史、哲学等专业因其就业不济而为广大学子所冷遇。当前的专业设置和培养方式决定了儒学教育在高校的薄弱。因此，在教育系统内，无论是经费的支持，还是师资的配备，或是研究机构的设立，都显示出儒学在短时间内还难以回到昔日“显学”的地位。

儒学在当今大陆的现状自有其深厚的历史成因。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标志着读书士子通过接受儒学教育、钻研儒家经典以应试及第、取得官职的时代从此结束，儒学作为知识分子知识构成的主体部分的时代一去不复返。1912年中华民国取代了满清政府的封建政权，意味着儒学从此退出了官方正统意识形态的舞台。儒家思想和文化延续了两千多年的重要基础主要有三个方面：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教育制度（科举制度）的保障、以血缘为根基的宗法制度的保证。[1]如果说此前的一系列事件主要是瓦解了儒家思想和文化赖以存在的政治和教育制度，那么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则全面的冲击了儒学的体系，将儒学最后依托的宗法社会摧毁的分崩离析。胡军教授指出：“与历史上历次批孔运动不一样，新文化运动对儒家思想的批判是在西方文化已经历史地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巨大的连续冲击并且社会结构发生了全面、深入的解体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进行的，所以这样的批判自然对儒家思想有着巨大的颠覆作用。”[2]改革开放以后，党和政府对待儒学的态度有所改观，加之海内外一批儒家学者的讲学交流和积极推动，儒学一度呈现出复兴的迹象。但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强势力量，儒学与现代化、市场经济并未实现有效的结合，儒学在思潮多元化的今天仍然力量微弱。由以上可见，今天大陆儒学的现状渊源有自，上述种种历史现象，表明了造成今日儒学现状的原因所在。

二、儒学在台湾

与大陆不同，台湾地区的儒学虽然起源较晚，但在儒学发展的一贯和连续方面，则表现得更为成功。一般认为，台湾儒学起源于明郑时期（1662-1683年）。[3]郑成功生于明朝末年，自幼接受儒家教育，其抗清复台的义举正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体现。在他治下的台湾，儒学也就自然而然的成为主导思想。[4]清代是台湾儒学的发展期。自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统一台湾迄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清廷割让台湾给日本，这二百余年间，台湾虽与大陆隔海相望，但在文化教育上却与清廷治下的大陆基本无异。清政府坚持在台湾以“五经与五伦相表里”的儒家思想为明伦堂的指导理论，继续庙、学合一的儒家教育制度。所以，在日本占据台湾之前的清廷统治时期，尽管在發展程度和社会影响方面，台湾儒学或许不及大陆，但台湾儒学与大陆传统儒学尤其是宋明以来的程朱理学同宗同源、一脉相连，则是毫无疑问的。这一时期儒学的发展为1949年以后的台湾新儒家从事儒学研究继以儒学复兴提供了坚实的基础。endprint

1949年，随着在大陆的政权全面崩溃的国民党退守台湾，一批知识分子也花果飘零离开故土跟随前往，这为台湾儒学的发展提供了契机。自那时起，台湾地区的“国故论者”和“当代新儒家”这两股力量，为儒学在台湾的蓬勃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5]国故论者主要栖身于台湾各所大学，他们形成一股势力，努力承接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研究，积极推动文化复兴运动。但是，从对现实社会的影响而论，国故论者努力的结果并不如当代新儒家。与国故论者一味的摒弃现代化不同，当代新儒家努力寻求传统儒学与现代化的嫁接，通过对传统儒学的重新阐释以适应于现代化的要求，为现代化的实现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尤其是1980年代大陆和台湾的学术交流得到官方允许和鼓励以后，这一支力量更是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影响，他们前往大陆讲学交流，积极宣扬他们的价值理念和学术路径，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和促进了大陆儒学的发展。大陆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兴起的国学热与他们有着一定关联。此外，他们也一致认为，近几十年台湾地区初步成功实现现代化，与台湾儒学在同一时期的发展、重构密不可分，这为他们的持论——传统儒学仍能贡献于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现实支撑。

三、儒学与现代化

儒学在大陆和台湾的现状迥然有别，这种差别自然源于各自不同的经历和命运，但归根结底则是大陆和台湾对儒学与现代化关系的认识不同。20世纪以来，由西方社会工业化引发的现代化成为全球势不可挡的浪潮，任何有志于扎根当今社会的文化和思想，都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如何推进现代化的课题，它们只有在切实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才能找到自身存在的价值和合法性，儒学也是如此。在大陆，作为产生于古代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法社会的一种学说，儒学自近代以来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节节败退，于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受的一切屈辱和失败都被认为与儒学密切相关，它被时人视为束缚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桎梏枷锁，为了追求国家富强和现代化，就必须对孔子所代表的儒学进行全面深入的批判，不断淡化儒学对今天社会的影响。这就是从1901年起到文革结束，社会各界对儒学痛加鞭挞的根本缘由。改革开放以后，尽管在一定程度上矫正了社会大众对儒学的偏见，但在推进国富民强、实现现代化方面，儒学所能贡献的力量仍然受到较大的质疑。所以，当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体中华儿女在朝向现代化的奋斗目标阔步前进时，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自然而然成为了重要的问题。儒学在大陆的冷遇，实质是社会大众对儒学和现代化的关系缺乏认知，或者直接地说，他们断定儒学无助于现代化的发展。而在台湾地区，甚至在亚洲四小龙中的其它三个国家或地区——韩国、新加坡、香港，儒学在它们经济腾飞乃至现代化方面显示出独特的力量，它们的政府当局和相关学者一致认为，它们的国家或地区所以能够实现现代化，与儒学作为一种重要的思想资源在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是密不可分的。

综上所论，我们认为，无论儒学在过去两千多年的传统社会如何定于一尊，也不管它在近代又如何一度失势，它在今天要渗透到人们的现实生活成为支配人们思想、行为乃至政治、社会的有生力量，关键在于它将如何适应于现代化的要求，如何成为推进现代化的重要思想资源。即使“国学热”、“儒学热”等现象向致力于儒学复兴的学者显示出可喜的趋势，但如果不能为儒学确实有助于现代化提供更加有力的证据，这些现象不过是昙花一现而难以持久。如同欧洲启蒙运动时期，“一切都必須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做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一样，今天一切都必须在“现代化”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做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儒学或国学概莫能外。

[参考文献]

[1] 陈来：《大陆儒学一百年》，载于《东方养生》2011年第7期。

[2]胡军：《中国儒学史》（现代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7页。

[3]陈昭瑛：《台湾儒学——起源、发展与转化》，第241页。

[4]罗义俊：《两岸儒学一脉连：读陈昭瑛<台湾儒学——起源、发展与转化>》，载于《海峡两岸五缘论——海峡两岸五缘关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北京 108711；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 100382）endprint